張若名是周恩來在法國留學時的初戀情人，由於理想、家庭的原因，他們最終沒有走在一起。兩人分手後，她於1930年與楊堃結婚，並在次年回國。1958年6月18日上午，雲南大學中文系召開批判會，拿出張若名歷年思想匯報材料，斷章取義，無限上綱。1924年退黨之事，終於被翻出來，不僅是右派，而且是叛徒。張若名想不通，找總支書記談話。當得知下午還要繼續批鬥，自由表達的權利被剝奪，人格尊嚴將喪失殆盡，中午，她便投河自盡了。在北京開會的張若名丈夫楊堃，收到「張若名病重」的電報，立刻趕回來，只看到桌上擺放著一罐骨灰。本文摘自2010年第2期《書屋》，作者桑農，原題為《失行孤雁逆風飛——激進與自由之間的張若名》。
五四運動時期的張若名
林賢治《左右說丁玲》開篇說：「在中國現代史上，有些女性，由於特殊的個人經歷和社會關係，在她們身上，貯存了豐富的文化含量。例如宋慶齡、江青、張若名、關露、丁玲等。」這份名單中，前兩位聞名於政壇，後兩位是知名作家，夾在中間的一位卻很少被人提及，而且定位不明、形象模糊。
我最早知道張若名這個名字，是十幾年前，讀到一本書《紀德的態度》。這是她早年在法國撰寫的博士論文的譯本，書前有盛成的新序。於是，留下一個「模糊的記憶」：這是一位法國文學專家、「紀德的知音」。過了好幾年之後，我才明白，盛成為什麼在序中首先提到同在法國留學的周恩來。現在，周恩來的官方傳記里也有了關於張若名的章節，只是過於簡略。網絡搜索一下，關於「周恩來初戀女友張若名」的詞條成百上千，但大多是捕風捉影之談。直到最近，集中讀了《張若名研究及資料輯集》(黃嫣梨編著，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7年版)等書，才讓我真正感受到這位女性身上「豐富的文化含量」。
一
張若名，1902年生於河北保定，1915年考入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預科，翌年正式升入該校正科(本科)第十級(屆)，與鄧穎超同班。入學不久，即以寫作才華漸露頭角。《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友會會報》上，先後刊登了她的三篇文章，其中《校舍記》一文，還得到「制局精嚴、用筆簡勁」的贊語。
1919年5月4日，北京愛國學生遊行示威慘遭鎮壓。消息傳到天津，群情激奮。5月25日，女師同學聯合本市其他幾所女校，共同成立「女界愛國同志會」，核心人物有劉清揚、郭隆真、張若名、鄧穎超等，「女愛會」成員頻繁集會、演講，並多次派代表與「天津各界聯合會」、「天津學生聯合會」共同赴京請願。
一次，請願返程的火車上，郭隆真、張若名與「學聯」主要負責人之一的周恩來商議「女愛會」與「學聯」合併的事。周恩來覺得「學聯」是個鬆散的團體，不如將其中的積極分子組織起來，成立一個嚴密的社團，這便是「覺悟社」的發起。回到天津後不久，周恩來提供了十名骨幹的名單，張若名原本選定八名，考慮到男女平等原則，又增補了兩名。1919年9月16日，這二十名青年男女匯集在天津「學聯」的辦公室，「覺悟社」正式成立。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男女組合的政治社團，徹底擺脫了「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倫理觀念，真正做到了男女平等。
「覺悟社」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出版《覺悟》雜誌。他們決定發表文章和通信聯繫時不用真實姓名，而是數碼諧音代號。今天，天津「覺悟社」紀念館內，桌子上的茶盤裡還放著許多鬮紙。周恩來是五號即伍豪，鄧穎超是一號即逸豪，張若名是三十六號即杉陸。1920年1月出版的《覺悟》雜誌第一期，刊登了署名「杉陸」的長文《「急先鋒」的女子》，文章指出：「女子解放從女子(自身)作起，不要等著旁人解放，……女子必得具一種革命精神去實行解放。」這是張若名論述婦女問題的代表作，也是中國婦女運動史的重要文獻。當時，張若名還不滿十八周歲。
《覺悟》雜誌僅出版一期，便夭折了。因為就在那個月的29號，天津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請願活動，省署衙門被圍，官方許諾接見學生代表，根據張若名建議，男女各推選兩位代表，男生是周恩來、於方舟，女生是張若名、郭隆真，四人入內交涉，結果不僅沒有見到主事官員，反而被拘押，關進警察廳營務處的囚室。1926年，周恩來出版《警廳拘留記》，保存了這一事件詳盡的史料，書里有一篇《張若名的營務處一段日記》，記錄的是她1月29日至2月6日的經歷。
周恩來、張若名等四人，與同時被捕的二十餘名各界代表，在獄中堅持鬥爭，並以絕食抗議。再加上外面各界人士鼎力營救，官方不得已開庭審判，起訴四人的罪名是騷擾罪。周、於各判有期徒刑兩個月，張、郭各判罰金六十元，而羈押期內日數可以折抵，宣判完畢即予釋放，二十餘名代表獲釋後，受到熱烈歡迎。天津有名的鼎章照相館，免費為他們拍攝合影，這張照片常見於革命博物館和歷史書上。
二
出獄後的張若名，一度回到保定老家。但不久即因反抗包辦婚姻，離家出走。後與周恩來、郭隆真一行，在好心人的捐贈和各方的資助下，於1920年11月7日遠航法國，勤工儉學。
盛成在《紀德的態度》的序里說：「1920年12月28日早晨八時，我趕到里昂車站對面的大旅館，周恩來便給我介紹郭隆真和張若名。……從1月2日起我開始教她們法語。隆真比我大六歲，她學習進度很慢，若名比我小三歲，她聰明過人，舉一隅則以三隅返。……至於隆真的法語後改由若名直接教她。……若名法語的進步，可稱一日千里，到1921年暑假時，她的法語已經達到相當水平了。」
出國之前，張若名還接受北京《晨報》的聘請，任該報駐法國特約通訊員。1921年4月至7月間，《晨報》上發表了六篇她撰寫的通訊，其中有兩篇後來被編入《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等書。這些文章，特別是對留法勤工儉學生之恐慌與覺悟的觀察和分析，見解獨特，立場鮮明。
不幸的是，中國勤工儉學生中的絕大多數，由於種種主客觀的原因無法自救，於是，寄希望於剛剛建成的里昂中法大學，這是北京中法大學的海外部，入學需要驗證學歷或通過考試，並有能力支付費用或取得官費資助，對於無條件開放入學的要求，校方予以拒絕。得知國內所招學生即將抵達，在法的勤工儉學生十分焦急。1921年9月21日，一百多名勤工儉學生進占里大，在校方的要求下，法國里昂當局出動警察拘禁學生。後各方交涉無結果，蔡和生、李立三、陳毅等一百零四位學生被強行遣送回國。當時在巴黎的周恩來、張若名等人，四處奔波，聲援營救，都無濟於事。
周恩來初到歐洲時，思想徘徊在歐美民主政治與俄國共產主義之間。里大事件後，他和許多留法勤工儉學生對民主政治頓生失望，轉向信仰共產主義。1922年6月下旬，「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巴黎成立，該組織簡稱「旅歐少共」，後改名「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張若名和郭隆真由周恩來介紹加入「旅歐少共」，後自動轉入共青團。
三
周恩來在給團中央的報告中說：「本團旅歐之責任及今後應有之活動——大體規定為共產主義的教育工作，換言之即是列寧所謂『學』，『學共產主義』。」在這方面，張若名的法語優勢發揮了作用。她能夠順利地閱讀法文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曾多次擔任學習小組的主講人。在周恩來的建議下，她把講稿整理成三篇文章，即《階級鬥爭》、《剩餘價值》和《帝國主義淺說》，前兩篇曾以「一峰」的筆名，發表在少共機關刊物《赤光》上，該刊由周恩來主編，鄧小平負責刻蠟紙油印。
後來，周恩來還把這三篇文章帶回國內，交給在上海的團中央。1924年11月出版的《帝國主義與中國》一書，收錄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周恩來等人的重要著述，張若名的《帝國主義淺說》赫然排在首篇。1925年3月出版的《馬克思主義淺說》，署名「一峰辟世合編」。「辟世」即任弼時，書中收文四篇，系張若名三篇，任弼時一篇，該書一年之內，連續印出九版，在黨內影響極大。如張若名在《階級鬥爭》一文中將「資本主義社會之階級」分為六等：地主、工業資本家、小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農民、遊民無產者、無產階級。她說：「其中主要的就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他們兩階級的利益，是根本相反的，無調和諒解之可能。……在這兩階級交鋒時候，地主一定是援助資產階級，貧農及遊民無產者自然要趨向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是介乎兩者之間，動搖不定的，往往易為資產階級所利用。在貧農、遊民無產者及無產階級中，以無產階級最富有革命的力量。」與毛澤東寫於1925年12月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相對照，張若名的觀點已經比較成熟了。
張若名在法國，除了參加黨團活動，也很關注國內的婦女運動。劉清揚從法國回國後，與鄧穎超等人創辦了一份《婦女日報》。張若名寄去一篇新作《現代的女子以怎樣的解放為滿意?》，發表在1924年3月18日的《婦女日報》上。文章認為：「女子當爭回本身的人格，拋棄那些乞憐的弱狀，復活我們的慷慨的天真，革除舊日男女間精神上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關係，……期待做一個真正的人，做一個社會的人，切不要做某男子的人。」她還指出：「社會制度、經濟制度不良，可以阻止一切進化。不推翻壓迫者，不打破私有制，婦女問題不能得到滿意的解決。」這些觀點，較之《「急先鋒」的女子》一文，又有所進步。
四
然而，就在這一年，張若名的人生歷程發生了重大轉折。中共雲南大學委員會於1980年所作的《關於張若名同志的政治歷史結論》中說：「1924年，張若名同志在法國參加列寧逝世紀念大會，被法國警察跟蹤、訊問，這時，張若名又與當時支部組織負責人任卓宣發生意見分歧，在這種情況下，張若名通知經向組織申請後，由組織同意其退黨。退黨後，未發現張若名有任何出賣黨組織的行為。」
張若名與當時組織負責人任卓宣的矛盾，是確實存在的。劉清揚1957年撰寫的《旅歐支部的一些補充材料》中也有類似的說法：「我們去德國後，旅法支部由任卓宣(葉青)擔任支部書記，任的作風很專制，動輒罵人，張若名因此退出了黨，郭隆真曾被罵得痛哭流涕。」順便說一下，這個任卓宣，即葉青，後來回國，土地革命時期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不久，被捕變節，轉而成為國民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共干將。
當時，任卓宣思想極左，作風專制。張若名參加列寧逝世紀念大會，也是他盲動的決定。法共獲准舉行紀念活動，但當局明令不允許外國共產黨人參加，即不允許外國人在法國從事政治活動。法共已將此事通知，但任卓宣不顧中國旅法支部秘密活動的原則，堅持派張若名參加大會，並作發言。結果張若名身份暴露，遭到法國警方訊問，險些被驅逐出境。
但是，將張若名退出組織的決定，歸結於對某位領導者的不滿，顯然不妥。出於私怨而動搖革命信念，放棄革命立場，也似乎與她一貫的表現不符。
在「五四」時期，作為一位傑出的女權主義者，她毅然與舊的傳統決裂。來到法國後，成為一位活躍的共產主義者，總的來說，政治覺悟不斷提高，但她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以自由為先決條件的。在《留法儉學生之恐慌與華法教育》一文中，她寫道：「有的是談『新思想』，有的是說『德謨克拉西』，有的說『馬克思學說』，有的介紹『布爾什維克主義』……種種不一，而總合起來，不外乎求『人』的生活安全。」在張若名看來，未來社會是「人」的安全生活的社會，每個人都能集勞動與知識於一身。這正符合馬克思關於「自由人聯合體」的主張，也正是《共產黨宣言》所說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當壓倒一切的組織精神與這種個人自由發展的理念相衝突時，張若名必然會拒絕前者，選擇後者。
如果說周恩來、陳毅等人由於看到個人奮鬥的無望，轉而尋求集體的力量;張若名的情形則完全不同，通過個人奮鬥獲得成功的大門依然敞開。她的法語進步很快，交流沒有障礙;她的學習成績優秀，可以通過考試或學歷驗證合法地進入大學。同時，她得到一位熱愛中國文化的法國參議員遺孀碧細女士的資助，解決了學費問題。而在另一邊，組織生活、鐵的紀律，使她無法適應;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獨立和尊嚴得不到保障，更是與她的理想相違背。於是，她經過反覆痛苦的思想掙扎，最後決定，脫離政治活動，退出組織，留在法國專心讀書。
對於張若名告別革命的選擇，郭隆真、周恩來等人自然是竭力反對，反覆規勸、耐心開導，但張若名決心已定，毅然與這些曾經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分道揚鑣。據說，她後來與楊堃定情時相約：「此生不再過問政治，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可見，她的態度是前後一致的。她的選擇經過深思熟慮，絕不是一時情緒波動的結果。
五
1924年7月，周恩來回國;冬季，郭隆真去了莫斯科。張若名從此與他們失去聯繫，獨自在里昂大學，埋頭讀書。為了節省開支，她住進一所教會辦的女子中學公寓。1927年下半年，她以三科合格的優異成績順利進入里昂中法大學，享受官費待遇，遷至校內女生宿舍。1928年2月，她又以四科合格的成績獲得里昂大學頒發的文科碩士學位。
郭隆真去莫斯科前夕，介紹楊堃與張若名相識。楊堃是郭隆真的同鄉，1921年裡昂中法大學在國內招收的第一批官費留學生之一。張若名住進校內後，與他開始交往。1928年，兩人確定戀愛關係。1930年5月31日，楊堃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後的第二天，兩人在學校大禮堂舉辦婚禮;12月15日，張若名也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北平中法大學校長李聖章當時正在里昂，現場聘請她為北平中法大學服爾德學院(文學院)教授。
1931年至1937年，在北平中法大學任教期間，張若名的生活相對平靜而安逸。她專心於教學，致力於中法文化的交流。博士論文《紀德的態度》正式出版，受到法國學者包括紀德本人的好評。當時有傳言，說紀德去了蘇聯，將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張若名卻表示懷疑，她寫了一篇短文《關於安德烈·紀德》，發表在《法國水星報》第四卷第一期上。她在文中表示：「我愈來愈相信，藝術家必須保持自由，而安德烈·紀德，這位藝術家也不會想及其他的。」兩年之後，紀德的《從蘇聯歸來》出版，完全證實了張若名的預言。
好景不長，北平淪陷後，中法大學部分學院南遷，張若名等人留守，僅能領取基本生活費。好在楊堃由吳文藻推薦，接替他在燕京大學的教職，一家人便搬入此前是吳文藻、冰心居住的燕南園六十號。有人勸張若名到北京大學西語系上一點法語課，但考慮到當時的北大是日本人治下，她寧可生活拮据，也不去掙那份外快。整整八年，除了參與《法文研究》的編務，她沒有參加過任何社會活動。
1946年，北平中法大學復校，張若名又回到文學院，繼續教授法國文學課程。動盪的時局，常使她憂鬱不安。在某些沙龍聚會，或與學生交談中，她偶爾會有激進的言辭。一次，她說：「中國的事情，國民黨管不好，就讓共產黨來管。」這雖然與她早年的經歷有關，但思想基本上還沒有超出民主政治的理念。她的表現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還收到過匿名紙條，叫她注意安全，她感到了恐怖，仿佛又回到日本占領時期的黑暗時代。
1948年初，楊堃接受雲南大學聘請，任社會學系教授兼主任。楊堃是研究民族學的，雲南是一個天然的民族博物館，自然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由於擔心國共分江而治，一家人將天各一方，張若名便決定受聘於雲大中文系，與丈夫一同南下。
六
1949年，天翻地覆，張若名的身上也發生巨大變化。她與北方的劉清揚等老朋友恢復了通信，發現自己太「落後」了。在劉清揚的推薦下，她加入了民盟。從1950年起，她不斷地申請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每年都要交上一份長長的申請書。前面屬於個人經歷部分，都差不多的;後面交代思想轉變過程，卻是越寫越長，一次比一次深刻。她是那樣執著，年復一年，不被批准，也從來不灰心。她還常去聽黨課，去找自己的入黨聯繫人，匯報思想情況。
在思想改造、反胡風等政治運動中，張若名都是努力學習文件，領會精神，聯繫個人思想實際，主動檢查，批判個人的舊思想，認真寫心得，開會踴躍發言。楊堃在《張若名研究資料》序里回憶說：「解放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我倆全是學習積極分子……她(張若名)對黨的號召步步緊跟，毫無保留地獻身於黨的各項革命運動。」
1957年，反右派運動開始，張若名一如既往，積極參加，兒子楊在道在家信中，流露出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不同見解，她認為兒子需要教育，竟然將信交給組織，希望組織上對兒子進行幫助，結果導致兒子被打為右派，關進勞教所，二十二年後才恢復自由。
1958年6月18日上午，雲南大學中文系召開批判會，拿出張若名歷年思想匯報材料，斷章取義，無限上綱。1924年退黨之事，終於被翻出來，不僅是右派，而且是叛徒。張若名想不通，找總支書記談話。當得知下午還要繼續批鬥，自由表達的權利被剝奪，人格尊嚴將喪失殆盡，中午，她便投河自盡了。在北京開會的楊堃，收到「張若名病重」的電報，立刻趕回來，只看到桌上擺放著一罐骨灰，家裡被抄得亂七八糟。
張若名死後，雲南大學立即召開了對她的聲討大會，民盟也隨即將她除名。直到改革開放，兒子楊在道從勞教所出來，得知鄧穎超當年詢問過母親自殺之事，便上書鄧穎超，請求她幫助為母親平反。鄧穎超很快答覆，並給雲南大學黨委寫了信，這才有那份《關於張若名同志的政治歷史結論》。結論最後寫道：「在1958年雲南大學的『交心』運動中，由於沒有嚴格執行黨的政策，對張若名同志施加種種壓力，以致造成了張若名同志不幸溺水而死的嚴重後果。經複查，張若名同志一生為革命、為人民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政治歷史清楚，無重大政治歷史問題。」
阿波羅網附楊堃簡介：(1901年10月8日-1998年7月26日)，男，河北大名人，曾用名楊赤民，筆名張好禮、楊念基，著名民族學家、民俗學家、教授。早年曾留學法國，歸國後在河北大學、中法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雲南大學等校任教，1979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任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其研究方向為：民族字、民俗學、社會學、原始社會史、原始宗教、民間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