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對日後黨內鬥爭有著很大的影響的高饒事件，其本身就充滿了疑團。在毛澤東懷疑高崗後，鄧小平、陳雲、楊尚昆的舉動耐人尋味。無論是告發還是避嫌，其根源都是史達林的「黨內鬥爭是階級鬥爭的反映」和「革命越深入，階級鬥爭越尖銳」的理論觀點。而這個觀點在日後給中國帶來了更大的災難。
1955年3月31日，中共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時至2015年3月31日，恰滿60周年。值此之際，重新審思建國後中共歷史上兩大政治「罪案」之一的「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亦可為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國社會各界關於「依法治國」的「熱烈」討論，增添一個新的視角。2014年8月，共識網記者徐書鳴、袁訓會曾圍繞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訪問了國內著名的黨史專家林蘊暉先生。本文系訪談的文字整理稿，經林先生審核後授權刊發，以饗讀者。
「高饒事件」對此後的黨內鬥爭有著很大的影響。圖為高崗(左)與饒漱石(右)拼圖
真正冷靜研究「高饒事件」的人並不多
徐書鳴：在「文革」結束後的撥亂反正中，其他背負與高崗相似罪名的領導人大多被平反了，為何高崗卻維持「原判」?
林蘊暉：高崗之所以沒有平反，有一種說法是鄧小平的意思。1980年在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時候，鄧小平是講過這樣的話。他說：「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得也是正確的。」這應該是1980年代對問題的認識。現在可見的史料表明，當年加給高崗的罪名與事實不符，儘管高崗有錯誤，但上綱為「反黨」顯然是太過頭了。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雖然還保留著高崗「分裂黨」的帽子，但是摘掉了「篡黨奪權」的帽子。可見，即是官方著作也沒有完全按照1980年鄧小平的講話和1981年歷史決議的口徑來寫。其實，把高崗散布的一些流言上升到分裂黨的高度，也還是值得商榷的。
徐書鳴：現在有人用當年鄧小平提出的「宜粗不宜細」原則來淡化對歷史問題的討論。
林蘊暉：如同「文化大革命」當中用歪曲毛澤東的語錄用來打人一樣，現在也有把鄧小平的講話加以曲解的問題。如1978年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講話，提出要允許一部分人靠辛勤勞動先富起來的話，有人不顧歷史條件、具體所指，指責現在出現的貧富分化、以至官員貪腐都是鄧小平的這句話導出來的，就是歪曲原意的典型一例。當年鄧說這是一個大政策，是指要打破把平均主義當社會主義的錯誤觀念，說明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同步富裕。這與現在社會出現的兩極分化和腐敗完全是兩碼事，風馬牛不相及。1980年在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時候，鄧小平說「宜粗不宜細」，是指做歷史決議而言，並非泛指歷史研究。一份決議不可能把所有問題都展開來敘述，它只需要對重大事件做出判斷，而無需講事情的來龍去脈、具體情節;歷史研究不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談何研究?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歪曲毛澤東的講話，把本來針對某一問題的講話絕對化、普遍化，他們的目的是用毛澤東的話來整人，現在的確也有人在學這一套。
袁訓會：剛才提到，國內對於高崗的學術關注度有限，為什麼您卻持續關注這一議題?
林蘊暉：我對「高饒事件」的關注起源於1980年代初，當時，我負責建國頭七年歷史的教學工作，而「高饒事件」正是這一時段內影響最大的一個歷史事件。在剛開始研究的時候，我能看到的材料很有限，但卻注意到，「高饒事件」發生的一個重要背景，是建國初期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建設新民主主義問題上的重大政治分歧，高崗與毛澤東政見一致並對劉少奇不滿，散布了不少對劉少奇不滿的言論。由於定性「高饒事件」的具體情節缺乏相應的資料，所以還只能按照原有的結論來寫。但對這一事件何以發生，我下了一個自己的判斷：「高饒事件」是由建設新民主主義轉向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這一戰略轉軌過程中的一個「插曲」。
後來，所以一直關注的主要原因：
一是，1990年代以來出版的領導人文稿、文集、年譜、傳記、日記、回憶錄等，披露的新史料，為人們提供了進一步研究的條件。
1991年，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出版之後，更多的材料逐漸浮出水面，但是終究還是一面之詞。2000年之後，當年被定為高崗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張明遠、張秀山的回憶錄先後出版，從受害人的角度，為我們展示了「高饒事件」的另一面。
當然，這些材料沒有將事件的真相完全澄清，尤其是從四中全會到揭發高、饒的座談會，短短時間內，高崗面臨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這都需要進一步的考證。
現在能看到的主要材料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領導人的文稿、文集、年譜，以及《楊尚昆日記》。這些都是第一手的檔案資料。
二是，「高饒事件」對此後的黨內鬥爭有著很大的影響，1959年批彭德懷，提出了「高彭聯盟」，還是「彭高聯盟」的問題;1962年因小說劉志丹，又打出了一個「彭、高、習反黨集團」。所以理清「高饒事件」，其意義絕非僅限於「高饒事件」本身。
毛澤東為何突然決定「打高保劉」？
徐書鳴：高崗被指控的諸多罪名，現在也有很多爭議。例如，財經會議上「批薄射劉」、組工會議上「討安伐劉」、「輪流坐莊」等，您認為這些指控，哪些是高崗「罪有應得」?哪些又屬於他被牽連其中的呢?比如財經會議，高崗對薄一波的批評內容跟其他與會人的差不多。
林蘊暉：當年中央對高崗的定性，涉及到的幾個主要罪行，無論是財經會議上的「批薄射劉」，還是組工會議上的「討安伐劉」，把罪名扣到高崗頭上，從史實來看，都是不能成立的，事情的由頭，都來自毛澤東對「新稅制」的批評。
張明遠回憶說，財經會議第三天，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說「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並點明「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等三句話就是右傾的表現。顯然就含有對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批評。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記載，1953年6月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並討論吳波關於修正稅制執行情況及今後稅制修訂的方向的報告。毛澤東批評說：「1952年12月31日社論說到公私完全平等，是絕對錯誤的，落後於孫中山。現暫不批准報告，先聽各地意見。報告可作為財政部的意見，提交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會議認為：「1952年12月31日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公布的對稅制的若干修正(政務會議核准的)，在政治上有原則性的錯誤。同時，這一問題事前未向中央請示，也未提交中央討論，在組織上也是錯誤的。」會議決定：「6月11日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前已決定由薄一波同志準備，現決定由周恩來同志主持。」請看，對新稅制錯誤的定性並提交財經會議討論，這次政治局會議已做了決定。
1955年，鄧小平關於高饒問題的報告更明確講，財經會議就是以總路線作為指導思想，以統一幹部的思想。
所以說，財經會議對「新稅制」的批判，是由毛澤東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引發，還有什麼疑問嗎?
財經會議以「新稅制」為靶子，批評薄一波為代表的「黨內資產階級思想」，自然就聯繫到互助合作等問題上劉少奇的觀點。事實上高崗的發言時間是8月10日，已是12日會議結束前的兩天，說「批薄射劉」是高崗煽動起來的不符合事實，劉少奇在財經會議上做檢討，在組工會議上又做了更全面的檢討，顯然不是來自高崗的壓力。
徐書鳴：高崗「陰謀篡黨奪權」的主要依據之一，是毛澤東在到杭州休假之前，決定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而高崗卻跑出來講「輪流坐莊」。
林蘊暉：包括《毛澤東傳(1949-1976)》在內，都說1953年12月，毛澤東要外出休假，在一次中央的會議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而高崗卻提出要「輪流坐莊」，從而暴露了自己企圖篡黨奪權的野心。以楊尚昆名義發表的一篇文章《回憶高饒事件》，這篇文章明顯不是楊尚昆自己寫的，甚至，是不是經過他看過都存在疑問，因為裡面講的史實顛倒，把高崗講「輪流」的話，說成是在陳雲、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之後的會上說的。楊尚昆應該知道很多情況，這篇文章卻錯誤百出，不符合事實。可是，文章畢竟是以他的名義發表，可以作為一個材料，來對證比較。按楊尚昆的說法，是毛澤東「釣魚」把高崗釣出來的。
這些說法，人們覺得有些不大符合邏輯。如果毛澤東已明確指定由劉少奇代理，高崗怎麼會突然冒出一個「輪流坐莊」呢?
首先得明確一點，毛澤東外出休假由誰主持中央工作的事，並不是由一次會定的，而是兩次會：12月15日一次會、12月24日一次會。
12月15日的會，是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12月24日的會，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5日的會是怎樣提出問題的呢。彭德懷1962年的「八萬言書」中談到這次會議的情況是，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他外出後誰人主持日常工作?少奇同志首先提出：「主席外出後的日常工作由書記處同志輪流主持。」並提議由周恩來同志主持。周恩來同志再三推辭。高崗贊成「由書記處同志輪流主持。」朱德同志也說「由書記處同志輪流主持。」楊尚昆的回憶文章的「釣魚」說雖然不確，但卻證實了毛澤東是以徵詢與會人員意見的口吻提出問題的。
我們再看15日的會議決定：毛澤東外出期間中央書記處會議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高崗、彭德懷參加，集體討論解決問題。」沒有寫明由劉少奇主持的字樣。
這次會議以後，因高崗的私下活動，鄧小平、陳雲先後向毛澤東反映高崗的情況，事情發生了變化，於是才有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在毛澤東去杭州休假並主持起草憲法草案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這都是《毛年譜》、《鄧年譜》披露的檔案材料。可見，那種把12月15日的會與12月24日的會混到一起，然後給高崗的「輪流」說扣上一頂暴露了他「篡黨奪權」野心的帽子，完全是在移花接木，經不起歷史檢驗。
袁訓會：毛澤東對高崗態度的轉變，關鍵事件是鄧小平和陳雲在毛澤東處「揭發」高崗，但具體的經過，各方的說法不盡相同，能否就您所掌握的材料，為我們介紹下事件過程?
林蘊暉：《陳雲年譜》、《毛澤東傳》都講12月17日陳雲和鄧小平去毛澤東處談話。《鄧小平年譜》記載12月16日下午，鄧小平到毛澤東處談話，這說明，12月15日會後，高崗確實與鄧小平有過交談，在趙家梁的書里交代得很清楚，在散會路上，高崗跟鄧小平談了劉少奇不可信任的意思。
高崗對外散布的一些對劉少奇不滿的話，鄧小平早有耳聞，這次高崗直接跟自己又談了對劉少奇不信任的話，當然引起鄧小平的警覺。因為在正式會議上發表自己的不同意見，是完全可以的;而在會議做出決定之後，再在私下串連，就違背黨的組織原則了。17日，陳雲和鄧小平一起到毛澤東處談話，是毛澤東要鄧小平約陳雲的，還是陳雲主動求見的，從《年譜》或《傳記》中都看不出來。我個人認為，是毛澤東在聽了鄧小平談高崗15日會後的活動以後，要鄧小平約陳雲來談話的可能性比較大，因為毛顯然知道高與陳雲的關係比較好。當毛澤東已經對高崗表現出懷疑的時候，陳雲當然要把自己知道的情況向毛和盤托出，這時候高崗問題的性質顯然就不一樣了。
從陳雲揭發高崗同他說，多設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的事來看，高崗和陳雲的關係確非一般。所以，12月19日，毛澤東派陳雲到南方跟林彪等人傳話，要林彪同高崗劃清界限。後來，高崗寫信給正在杭州的毛澤東，要求面見，毛澤東回信委託劉少奇等人跟高談話，指明陳雲不要參加，明顯是讓陳雲迴避。
可見，12月15日會議後，毛澤東由原先的批劉轉向棄高的具體過程是，鄧小平16日與毛澤東談話在先，然後才有17日的陳、鄧到毛處談話的情況，從而引起了毛澤東的進一步重視，接著，毛澤東才又找更多的領導人談話。24日，毛澤東經過權衡，才又做出第二個決定，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毛澤東對高崗態度轉變的標誌性話語，就是所謂的「兩個司令部」的提法，這也需要進一步考證，這到底是不是毛澤東在24日的會議上講的?畢竟沒有原始記錄存證，《毛澤東傳》上面引用這句話，註明來源是毛澤東1955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被收錄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對此，我要打一個問號，用毛澤東後來的講話，來證明他在1953年會議上的發言內容，且沒有當年在場的別人旁證，那很難判斷「兩個司令部」一說是不是在24日的會議上提出的。
所以要進一步求證，如果24日，毛澤東就把問題提高到「兩個司令部」，那他明顯是把高崗的問題看成黨外問題了。「兩個司令部」：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資產階級司令部，這個問題就上了綱了。如果當時毛澤東已經把這件事看得如此嚴重，那就不是什麼「增強團結」的問題，而是一場階級鬥爭了，還起草什麼《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此後，毛澤東為什麼對召開四中全會的方針明確指示：只做自我批評，不作相互批評呢?這跟「兩個司令部」的提法不一致啊!
徐書鳴：四中全會上，對高崗的批評還是不點名的、溫和的，為什麼隨後情況會突然急轉直下，發展成揭發高、饒的座談會呢?期間的具體歷史過程是怎樣的?
林蘊暉：這個過程中也存在很多疑問，毛澤東說四中全會的方針是參會人做自我批評，不要互相批評，等待犯錯誤同志的覺悟，這都是有文字可查的。四中全會結束後，卻馬上開座談會，面對面地揭發，這個決定是怎麼出來的?劉少奇有沒有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有沒有表態?座談會的過程中，高崗的檢討有沒有給毛澤東看過，毛澤東又是什麼態度?都沒有直接的材料說明。現在可見到的材料：
一是，2月10日劉少奇在四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未見有向毛澤東報告和毛的指示。
二是，2月15日高崗在座談會上做檢討。16日，周恩來在會上轉告劉少奇對高崗15日檢討的意見。未見高崗檢討報毛澤東及毛的意見。
三是，2月25日，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做了一個結論性的講話，《劉少奇年譜》和《毛澤東年譜》記載，26日劉少奇把周恩來的發言發給毛澤東，28日毛澤東做出回復。
從1953年12月24日到1954年2月初，四中全會開幕之前，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來往互動非常密切，包括決議的起草，不同的修改意見，會議的流程，提前給參會人員打招呼並聽取他們的意見，劉少奇自己的檢討，以及如何跟高崗談話等，事無巨細。劉少奇不斷地跟毛澤東報告，毛均給予具體指示。
然而，通過對比《楊尚昆日記》、《劉少奇年譜》和《毛澤東年譜》，我發現，從四中全會召開到2月28日毛澤東批覆劉少奇轉呈的周恩來的結論講話，毛、劉之間沒有任何來往，這就非常值得思考，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從一個細節，可以剖析這個現象，1954年1月19日，高崗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要求去杭州見他，這封信是在《楊尚昆日記》裡有所交代，我曾經在《毛澤東為什麼缺席七屆四中全會釋疑》中引用了這個材料，但當時我沒有完全看懂。怎麼回事呢?楊尚昆的日記上寫道，「19日，信送來，交劉(少奇)，劉約周(恩來)、陳(雲)、小(鄧小平)、彭(真)、李(富春)談話」，然後下面寫了四個方案，我沒有意識到此處的信是高崗寫給毛澤東的信，也沒意識到四個方案是劉、周等人提出來的，而理解為毛澤東跟楊尚昆商量出來的方案。
《鄧小平年譜》出版後，我恍然大悟，1月19日的信，是高崗寫給毛澤東的信，楊尚昆把高崗寫的信交給劉少奇，劉少奇召集會議討論處理方案。那麼，高崗要楊尚昆帶給毛澤東的信為什麼要交給劉少奇呢?很明顯，1953年12月24日，已經確定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層的權力結構已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從這個角度來看，楊尚昆的做法也就不難理解了：第一，楊尚昆要跟高崗劃清界線;第二，劉少奇在京主持中央工作，高崗給毛澤東寫信是大事，不向劉少奇報告，不符合組織原則，楊尚昆也要避嫌。
再一層是，楊尚昆把信交給劉少奇以後，劉少奇如果直接讓他把信交給毛澤東也很麻煩，第一，把信交給毛澤東，如果毛澤東表了態，劉少奇主持四中全會，就失去了主動權;第二，把信交給毛澤東，他是讓高崗來，還是不讓高崗來?也很為難，處境很尷尬。
所以，最好的處理方式是，楊尚昆把信交給劉少奇，由劉召集高層商談解決方案。最好的方案自然是毛澤東不讓高崗去杭州，委託劉少奇和周恩來跟他談話，這既讓毛澤東擺脫了尷尬的局面，又避免毛澤東事先表態，致使劉少奇主持四中全會，失去主動權，可進可退，都比較好。毛澤東接受這一方案，也表明他把整個事情的處理權都交給了劉少奇。
在四中全會上，調子比較高的是周恩來和陳雲，其他人的語調都比較平和。儘管陳雲的調子比較高，但也沒有撕破臉皮，接下來卻突然變成面對面的揭批，這是怎麼回事?我查了所有的年譜，還有《楊尚昆日記》，都沒有四中全會閉幕到座談會召開之前，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召開座談會的記錄。座談會是何時決定召開，有誰決定召開，都找不到文字記載。
四中全會開會方針，毛澤東除明確指示只作自我批評外，還通過楊尚昆傳話，按決議精神「自我檢討」。對具體事實不深究，講到別人，暫不深問。應作檢討，一次不好，二次可說;這次不好，以後還可說。但是，2月10日，劉少奇在全會閉幕的結論講話中，卻對上述方針作了另種解釋，強調：「等候犯錯誤的同志覺悟」，「不是要把某些同志所犯的錯誤掩蓋起來」，而是「必須揭露這些錯誤」。劉說：
「應該指出，在會議中有個別同志對自己所犯錯誤檢討的還是不夠的，但是所有發言的同志都遵照毛澤東同志所建議的我們這次開會的方針，沒有對這些同志展開批評。毛澤東同志對這次全會方針的建議的目的，大家都是了解的，就是要等候犯錯誤的同志覺悟，而不是要把矛盾隱藏起來，不是要把某些同志所犯的錯誤掩蓋起來。因此，犯了錯誤的同志應該懂得：錯誤是必須改正的。錯誤既然犯下來了，可不可以不改正呢?那是不可以的，是必須改正的。」
「為要改正錯誤，就必須揭露這些錯誤，必須取得其他同志的幫助，而不能把錯誤隱藏起來，不能拒絕其他同志的幫助，不能諱疾忌醫。」
可以認為，這就是由只做自我批評的四中全會轉向面對面揭發的座談會的由來。
這裡面還有一個細節：劉少奇沒有直接參加座談會，《楊尚昆日記》中，每次會議的當晚都記有向劉少奇匯報的事，卻沒有一次向毛澤東匯報的痕跡，這個過程出現的謎團是，由座談會把高、饒問題定性上綱，是毛澤東在「幕後導演」，還是劉少奇「先斬後湊」?還由待進一步考證。
「高饒反黨集團」如何出現？
袁訓會：「高饒事件」主要是高崗的問題，那麼，饒漱石在其中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
林蘊暉：所謂的「高饒反黨聯盟」，主要問題在高崗，他到處散布劉少奇的負面消息，被人家抓住了小辮子，逃也逃不掉。但是卻找不到饒漱石的什麼問題，是可以上綱上線的。
所謂「高饒聯盟」，當年提出的證據是張秀山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發言，以此作為「饒漱石和張秀山勾結」、「饒漱石跟高崗勾結」的證據。現在有材料表明，張秀山之所以在組工會議期間，到會上發言，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到北京參加糧食工作會議之前，曾接到劉少奇親自簽發的一封電報：《中央關於請張秀山參加第二次全國組工會議的通知》，收錄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裡，要張秀山來京參加開會;第二，張秀山到北京參加糧食工作會議之後，劉少奇主持的組工會議領導小組決定叫張秀山參會發言，饒漱石說，張秀山要立馬回東北傳達糧食工作會議的內容，劉少奇說，這不耽誤，讓張秀山先來會上講一個小時再走也行。
另外，張秀山參加糧食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找了各中央局，參加會議的人談話，張秀山在回憶錄中寫道，毛澤東說，聽說你要到組工會上講話，你準備講什麼?張秀山把自己準備的要點說了一遍，毛澤東說，你說的這些問題，有些問題跟劉少奇也有關係。是否先請示劉少奇?說明張秀山在組工會上講的問題，毛澤東是知道的，因此說張秀山的發言是他跟饒漱石搞的陰謀，完全是無中生有。
饒漱石的另一個罪名，是在組工會議上批安子文，一方面它反映饒漱石作為一個政治家，確實有點小肚雞腸;另一方面，批評安子文的幾點也的確有點依據，饒漱石是中組部的部長，安子文在發現問題的時候，不先跟饒漱石說，就直接跑去向劉少奇匯報，這把饒漱石這個部長置於何地?明顯不合適。熟悉饒漱石的人對饒都有這樣的看法：華東局秘書長魏文伯形容饒「一講權威，二講權術」;楊尚昆也感到饒「權位觀念重」。饒漱石自己就公開宣稱：「和我一起工作，開始你可以欺負我，但是到以後我准得治得你怕我，對不聽話的就要像馴蒙古馬一樣，用套子套住。」所以饒在中組部整安子文就很容易理解，但這與反對劉少奇掛不上鉤。
其它的罪名就更難成立了，比如：什麼新四軍時期在黃花塘整陳毅、爭當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可以說是饒漱石爭權，要說是什麼野心家、反黨，顯然有點無限上綱。
所以，饒漱石的問題的確讓人摸不清頭腦，為什麼把饒漱石掛上去?這很值得重新研究。
徐書鳴：高饒事件中，所謂「五虎上將」也被牽連其中。「上將」之一的張明遠認為，「五虎上將」是林楓和羅瑞卿一手炮製出來的，對此您怎麼看?
林蘊暉：應該說羅瑞卿和林楓是有責任的。張秀山的回憶錄中，曾詳細敘述「五虎上將」問題被提出來的過程。
本來，周恩來到東北主持高幹會，讓與會者揭發高崗的問題，而且明確說只針對高崗，但會議召開過程中，批判高崗難免會牽扯進一些與他關係密切的人，東北軍區的周桓，過去與高崗關係很密切，但他在會上把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郭峰、馬洪五人，說成是高崗的「五虎上將」。
「文化大革命」中，周桓被折騰得一塌糊塗，「文革」結束後，他到了北京，在萬壽路的中組部招待所住著，張秀山後來也住在同一個招待所，就去看已經重病的周桓。周桓流著眼淚，很羞愧地說：「秀山，是我那個話把你們害了，我對不起你們啊」!
周桓提出來「五虎上將」以後，羅瑞卿在會上把這個話接了過來，肯定「五虎上將」的提法並作了論證，認為他們是高崗反黨聯盟的成員。但問題在於，高崗是書記，林楓是第一副書記，高崗在東北有反黨活動，第一副書記沒有參與?
這裡的原因可能在於，林楓本身的工作能力比較弱，估計高崗也看不起他，這個是事實。所以，他在揭批高崗的會議上，把自己撇開了。林楓的傳記中，說他在東北局高幹會議上沒有借著高崗的事情，打擊別人，這個說法大概與事實不符。在這次東北局高幹會議上，在羅瑞卿論證了「五虎上將」是高崗的「反黨集團」之後，林楓接著發言說：「在高崗離開東北以後，東北局某些負責同志，仍然幫助高崗把持東北局的領導，進行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活動。這種嚴重情況，我和東北局一部分同志也沒有察覺。」「東北局某些負責同志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已發展到積極參加高崗陰謀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的宗派活動，如公開製造流言蜚語，指桑罵槐，挑撥離間，污衊中央負責同志，幫助高崗把持東北局的領導，甚至肆無忌憚地進行中央委員補選的非法活動等，這是黨的紀律所絕對不能允許的。」「這些同志在高崗問題上所犯的嚴重錯誤，羅瑞卿同志已在發言中作了詳細的分析，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見。」
會議一結束，馬上就以高幹會的名義向中央報告：「東北局轉報中央：東北地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鑑於張秀山、張明遠、郭峰、馬洪、趙德尊等同志均積極參加高崗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活動，錯誤十分嚴重，特建議中央撤銷他們現任東北局副書記和東北局委員及其他黨內職務。」
羅瑞卿、林楓在東北局高幹會的發言，都有正式文本。所以在「五虎上將」的問題上，羅瑞卿和林楓的確是有責任的。
黨內對高崗的死後處理是如何作出？
徐書鳴：高崗在反省期間，連續兩次自殺，這對後期中共處理其案件有著怎樣的影響?
林蘊暉：高崗的主要錯誤，一是散布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言論;二是私下談論人事安排意見;三是散布安子文擬的所謂「有薄無林」的政治局委員名單。如果說這些問題上綱為「反黨行為」，還是可以放在黨內處理的話，那麼自殺的舉動就不會被原諒了。你自殺，就是在跟黨對抗，不僅不承認錯誤，反而以自殺相威脅，這就是當年的政治邏輯。
徐書鳴：李力群回憶說，高崗第一次自殺更多是憤怒的宣洩，不是真想死。
林蘊暉：很難說，高崗在黨內這麼多年，應該知道自殺，那怕只是做做樣子，也會讓上頭給你扣上反叛的帽子。
不過，陳雲到杭州跟林彪談話的時候，林彪曾說，要防止高崗自殺，因為大家都知道高崗是「二桿子」的性格。
袁訓會：對於高崗的處理也很讓人疑惑，到底當時中央是想重罰還是從輕發落呢?
林蘊暉：我一開始也不太理解，這裡主要有四個問題：
第一，座談會期間，高崗有理說不清，包括陳雲揭發高崗說的「你一個我一個」，高崗說，這是陳雲講的，不是他講的。我認為，以陳雲的性格來講，他一生謹慎，不大可能主動去說「你一個，我一個」，他當時已經是書記處五大書記之一，說什麼「你一個我一個」對他沒什麼意義。但是，高崗跟陳雲說這個話，確實說明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可以無話不談的。
第二，高崗說過的很多話都是源於毛澤東，但在批判他的會議上，他也不能說，這是毛主席跟我說的，只好不斷地檢討，檢討以後，黨內非要上綱，給他定個篡黨奪權的罪名，他當然不能接受，各方面又不斷施壓，讓他認罪，他自然覺得窩囊、委屈，有苦沒地方訴。檢討以後，請領導表個態，看他檢討得到底怎樣，也沒人來跟他說。
這裡還涉及到，毛澤東有沒有讓習仲勛找高崗談話的問題，現在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毛澤東的確跟習說過，但習仲勛認為毛澤東往往是朝令夕改，不敢真去找高崗談;另一種說法是毛澤東自己說的，即他還沒來得及交代習仲勛。
對於高崗之死，毛澤東說自己有責任，表明他從內心來講，並不想把高崗置於死地，但是，毛澤東當時處於守勢，他不參加四中全會，本身就說明了很大的問題，他為什麼迴避?就是因為這時候自己出來很尷尬，給高崗說情，跟當時黨內給高崗的上綱上線氣溫不符，跟風批高崗，又跟他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不符。
第三，1954年，召開全國人大，在報上登的人大代表名單上，高崗手下的東北幹部一個沒出現，他覺得自己牽連了一大批人，於是抱著這種心態選擇了自殺。
第四，為什麼開除饒漱石的黨籍?最早討論處理高饒的決議時，沒準備開除饒漱石的黨籍，劉少奇還專門解釋過，認為這樣處理比較有利。後來，有一次饒家裡的紅機子電話響了鈴聲，饒漱石立即說中央還是相信他的，是陳毅反對他。負責監護他的秘書陳麒章，把饒漱石的行為匯報給了中央，上面就說這是饒漱石翻案，確定開除他的黨籍。實際上，饒漱石的問題擺開來看，根本談不上什麼反黨，但在當時的中央認為饒的問題性質很惡劣。
袁訓會：為什麼到1955年才給高崗處分呢?一般情況下，人死了以後就不再做處理了。
林蘊暉：座談會不是權力機構，要中央全會來做結論，四中全會以後，中央已經準備要召開全國黨代表會議，只有全國黨代表會議做的決議才符合手續。人死可以免於刑事處分，但是黨籍問題是另外一回事，這與人死沒死沒有關係。
袁訓會：高崗的後人似乎沒有受到太大的牽連。
林蘊暉：從政治上來講，高崗是叛黨自殺，被開除黨籍，但是，毛澤東心中也有自責，周恩來更清楚，對高崗的問題搞得有點太過分了，所以對他家屬、孩子相當地照顧。
高崗、毛澤東、劉少奇與周恩來
徐書鳴：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毛澤東之所以提拔高崗是出於削弱地方山頭的考慮。
林蘊暉：對於這個說法，我不以為然。為什麼呢?因為把各中央局的領導調中央最早是劉少奇提出的，為的是要加強中央機關，它並不是毛澤東先提出的，這是全國政權建立後的客觀需要。
毛澤東重用高崗，更多是因為二人在關於富農黨員、農村互助合作，即「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上政見一致。重用高崗是明確的，因為當年的國家計委與政務院是平行機構。但是，計委的職權，並不是一開始就那麼大，而是因「新稅制」問題毛澤東批周恩來的分散主義，撤銷了以周為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以後，高崗的權力才進一步膨脹起來，即把政務院八個工業部劃歸計委領導，這就削弱了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權力。
徐書鳴：關於毛澤東任用高崗，一個有爭議的地方是：讓他在計委任職，到底是想把他作為接班人，還只是想拿他作為權力制衡的棋子?
林蘊暉：李銳曾說，習仲勛曾經說過，建國以後，毛澤東心目中的接班人是高崗。從政治理念、黨內高層的最重大分歧上來看，高崗跟毛最合拍，所以毛開始重用，但不等於馬上讓他接替劉少奇的地位。1955年，全國黨代表會議結束以後，馬上召開七屆五中全會，決定把林彪和鄧小平提升為政治局委員，這明顯是把他們當成接班人培養，並不是當時就讓他們接班，是一個道理。
不能把什麼問題看得過於絕對，如果毛澤東在接班人問題上真那麼有決斷的話，他絕對不會就他南下後，由誰主持中央工作的問題，在高層徵集意見了，他徵求大家意見幹嘛?明顯就是要試探一下其他領導人的看法。
袁訓會：在對高崗的處理過程中，毛澤東有點「坐山觀虎鬥」的意思。
林蘊暉：我個人認為，原來毛澤東是想各打五十大板，高崗和劉少奇各自檢討之後，再強調團結。同時，也讓大家高度重視團結問題，以大局為重，不要搞內鬥。毛澤東是想平衡一下各方力量。
但是，四中全會決議把團結的問題與階級鬥爭聯繫到一起，問題就有點麻煩了。強調團結是黨的生命，這個不錯，但是說如果有人做了破壞黨的團結的事情，那就可能變成外部階級敵人的代理人了，這是四中全會決議的一個漏洞，使問題的定性埋下了變數。
徐書鳴：「批劉反周」是高崗在寫檢討時，重點檢討的內容之一。您認為該如何理解三人在建國初的政壇上，關係的互動呢?
林蘊暉：高崗反周，這確實沒有什麼材料可以證明。毛澤東對周恩來不滿意，採取了哪些動作，沒有材料說明與高崗有關。鄧小平也講，建國初期，毛澤東對劉少奇和周恩來不滿意，所以在財經會議上，「批薄射劉」，又批周恩來是分散主義，但在這個會上，除了毛澤東批分散主義，還有其他人批周恩來嗎?沒有見到這方面的材料。
很多研究者，在研究政治人物的時候，總會帶入個人的情感，這不行。所以要客觀地研究問題，還要以史實為依據，對於高崗的研究，我們也應該秉持這種態度。在歷史問題上，有很多結論是不符合史實的，這些問題需要被澄清，它有利於我們了解歷史的真實情況，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袁訓會：高崗的性格對「高饒事件」是否也有影響?從您的敘述中也能看出，他很喜歡四處散播黨內的政治八卦。
林蘊暉：在戰爭年代從不同根據地成長起來的幹部，過去稱之謂不同山頭，還有所謂的紅區、白區，這必然會有一種情感上親疏。在老幹部中，私下議論政事，這本來也不奇怪，在高崗事件之前，並不被人認為是什麼大問題，四中全會之後大家就比較謹慎了，所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還特意講到，四中全會以後，在黨內，大家顯得比較拘謹，人跟人都不敢隨便接觸了，更不敢隨便討論問題了。
張明遠的回憶錄講到過這樣一件事，財經會議期間，林彪沒有參會，大家都想去看他，高崗帶著一幫人過去了。後來，張明遠找高崗談事，王鶴壽也在那裡，張明遠就問他，探望林彪那天，大家都聊了些什麼話題，王鶴壽說，他們去看望林總，談了財經會議的情況，林總的水平很高，看問題深刻，對少奇的問題提得很尖銳，認為劉少奇在毛主席身邊確實很危險。王鶴壽還說，現在白區黨控制著中央的權力，很危險。王鶴壽還說，少奇在許多政策問題上把握不穩，「看來，中央的領袖，毛主席年高體衰，少奇一貫不穩，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經過長期考驗證明是正確的，是可以信賴和擁護的……」可見，當時在黨內，私下討論些政治是非也不算什麼大事。另外，毛澤東在跟張明遠等人談話的時候，轉述了譚震林的一段話，現在的權力都在白區的人手裡。毛澤東用譚震林的口氣來說這個話，他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反映毛澤東本人也有這個想法呢?
高崗在私下散布一些流言肯定是事實，但是把這些活動擺到桌面上，就成了問題了，把這上綱為非組織活動、拉幫結派，想搞什麼陰謀，等等，你就有理說不清了。
「高饒事件」的影響與反思
徐書鳴：您曾指出，建國初，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主要分歧也在於是否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然而，當毛澤東立場最重要的支持者高崗下台，劉少奇穩固地位之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步子卻更強勁地邁了起來，這是為什麼?
林蘊暉：我曾寫過一篇《為什麼沒有一條劉少奇路線》的文章，從1951年互助合作開始，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劉少奇很快就跟上了毛澤東的步伐。對於他的這種轉變有一種說法，是劉少奇屈從於毛澤東的壓力。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新民主主義最終要過渡到社會主義，是黨內的共識，只不過對於當時是否具備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條件，劉少奇認為時機還不成熟，毛澤東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的階段，通過互相協作，聯合起來，就可以提高生產力。對於毛澤東的這個說法，八十年代有人提出質疑，手工業可以簡單協作，但農業不行。但是當時，大家卻普遍接受了這個觀點，薄一波說「毛主席把我們說服了」，劉少奇也接受了，這跟大家有著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共同目標有關。
1955年，在農業合作化高潮開始以後，11月份，中央召開關於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工作會議，劉少奇在會上發言說，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公有制，是馬列主義的基本點。「要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就要改變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個體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只要我們抓緊了這一點，在這一點上不動搖，那末，我們就基本上沒有違背馬列主義，就不會犯重大錯誤。至於用什麼方法，採取什麼形式，用多少時間來改變這兩種所有制，特別是廢除資本主義所有制，這是可以根據各國的客觀條件來決定的。」所以，從根本上，為什麼大家都服從於毛澤東的這個決策，因為大家的信仰是一致的，要解決的根本問題也是一致的。這就是在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理論誤區，是毛、劉、周等一代領導人所難以超越的歷史局限。
徐書鳴：從高饒事件中，您認為我們能得到哪些現實教訓?
林蘊暉：這場政治鬥爭之所以會出現這麼一個悲劇的結局，根源是史達林的「黨內鬥爭是階級鬥爭的反映」和「革命越深入，階級鬥爭越尖銳」的理論觀點。這個觀點在四中全會的團結決議中就寫進去了。1950年代正值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期，當時的認識是這場社會主義革命比民主革命還要深刻、還要尖銳，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要到共產黨內來找代理人，過去出過張國燾，蘇聯出過貝利亞，今後也還會有什麼……這就把黨內矛盾與現實階級鬥爭掛起鉤來了。後來，1959年批彭德懷，說這是十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文化大革命」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都是由這個錯誤的理論觀點所導致的。當然，也還跟黨內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有關，只要有人把問題一上綱，大家就只能跟著表態，劃清界線，否則就會把自己也牽連進去。這種心態，薄一波在講到1959年上廬山前後的心態說得很清楚，上廬山前他曾準備了一個一萬多字的發言稿，內容主要是講「大躍進」的教訓，上山以後，有人告訴他說現在風向變了，他就未敢把原來的發言稿拿出來，而是違心地參加批彭德懷了。
從「高饒事件」到「文化大革命」的黨內鬥爭，如果問有什麼教訓值得記取的話，首先是黨內的政治生活要按照黨章辦事，遵守民主集中制，黨員有真正的民主權利，被認犯了錯誤的同志也擁為自己申辯的權利。其二是對人的問題做結論，一定要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不搞無限上綱，真正按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去做，而不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那一套。
研究「高饒事件」，不是為了做什麼翻案文章，而是要弄清歷史上為什麼發生這樣的事，當時又為什麼會這樣去處理，真實原因在那裡，這對今後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有什麼經驗教訓可以吸取，這才是歷史研究的真正意義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