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陳雲受到批判沒有參與正常工作。但是為什麼陳雲沒有像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幹部那樣受到嚴厲的懲罰呢？為什麼還讓他留在中央委員會中呢？或許當毛澤東想以社會主義改造為起點向前推進時，感到有必要批判任何一個「反冒進」的人，但他還要留著陳雲，以幫助解決可能出現的任何嚴重經濟問題。事實上，1969年中蘇邊境衝突和1971年基辛格訪問中國大陸後，當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明顯地從蘇聯集團轉向市場經濟國家時，就已經請陳雲研究這將給中國經濟帶來什麼影響。1972年4月陳雲回到北京，參加了對1945-1949年在東北與之密切共事的林彪的批判……本文摘自2005年第2期《當代中國史研究》，作者傅高義，原題為《一個外國人心目中的陳雲》。
1959年5月15日，陳雲在中南海勤政殿（圖源：人民網）
英文中有句成語，直譯成中文是「運煤到紐卡斯爾」。紐卡斯爾是英國的一座城市，以產煤聞名。當然這個英語成語的含義是「向煤區運煤——盡做傻事」。現在我作為一個外國人在朱佳木等學者面前談陳雲也有些班門弄斧，因為他們對陳雲的了解比任何外國人都要多得多。我之所以敢壯著膽子這樣做，是因為我想從學問淵博的人那裡得到指教，幫助我改正錯誤，以便更好地履行我的職責：幫助外國人更好地了解中國。（註：本文中的有關情況主要來自：《陳雲年譜》；朱佳木、遲愛萍、趙士剛主編《陳雲》（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陳雲文選》1-3卷；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有關陳雲的最好的英文讀物是戴維·巴克曼（David M.Bachman）撰寫的《陳雲與中國政治制度》（加利福尼亞大學東亞研究所1985年版，出版時一些最近為人們所了解的信息未及收錄）以及約瑟夫·福佑史密斯（Joseph Fewsmith）撰寫的《中國改革的兩難處境：政治衝突和經濟辯論》（夏普出版公司1994年版）。）
外國人熟悉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這些名字，但很少有人知道陳雲。聽說過陳雲的人大多認為他是一名經濟學家，我認為這是不準確的。陳雲固然懂得經濟學，但是他的專長不僅僅是經濟政策，而且還包括黨的基本政策。
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出身背景
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六大之後，黨的領導人認為民族資產階級背叛了革命，因此應當在城市無產階級的領導下發動農民和工人，然而很難找到受過足夠教育和具有政策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擔任領導工作。中國工業化水平很低，產業工人極少，而且上學費用昂貴，幾乎所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不是出身資產階級家庭就是出身地主家庭。被吸收到共產黨工會來的碼頭工人和水手幾乎沒有一個成為優秀的領導人。那麼出身貧苦家庭的工人陳雲是如何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又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呢？
陳雲生於1905年，在青浦縣練塘鎮長大。這個城鎮離上海不遠（在上海西南約58公里處），因此那裡的人們對國際形勢的發展有所了解。陳雲的父親是個佃農，靠做些手工活貼補家用。陳雲兩歲時父親去世，母親找些針線活在家裡做，勉強維持生計，但是陳雲4歲時母親又亡故，於是他與比他大8歲的姐姐一起跟著外婆生活。兩年以後外婆又去世了，陳雲被當時尚無子女的舅父廖文光和舅母收養。廖文光曾當過裁縫，後來和妻子一起開了一個小店。雖然陳雲的姐姐沒有機會上學，但陳雲7歲時被養父送進學堂，在學堂里他學習了儒家的《三字經》，學會了讀書和寫字。11歲初小畢業後，陳雲開始到商業學校讀書。雖然兩個月後因為家中無錢被迫退學，但他學會了會計的基礎知識。在養父的顧客——一名小學校長的推薦下，陳雲免費進入上海的一所高小學習。3年之後即1919年，14歲的陳雲以全班名列前茅的成績畢業。此後他沒有再繼續接受過正規教育。
就在陳雲畢業的1919年，為了抗議中國政府在巴黎凡爾賽宮和會上的讓步，中國學生從北京發軔，開始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陳雲參加了這場運動，在家鄉城鎮上發表短篇演講，演行動劇。由於生動地表現了列強對中華民族的污辱，陳雲成為當地關心政治的青少年中的領頭人。1919年12月，在畢業幾個月之後，經學校一位老師的推薦，陳雲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刷廠當學徒。
陳雲繼續從事愛國活動。當時是國共合作時期，1925年6月，在抗議英國警察殺害中國人的大規模群眾遊行示威的聲浪中，陳雲參與了建立商務印書館國民黨支部。兩個月後，在他將滿20周歲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全中國的共產黨員的總數不足3,000人。
以出版中國知識分子著作為主的商務印書館是上海市反對外國控制的愛國主義運動的中心。陳雲作為商務印書館職工會代表，有機會聽到中國著名知識分子的講話並結識他們。他還受到這些人的激勵，繼續讀書和向他們學習。印書館開辦了夜校，陳雲在夜校里連續學習了三年。他不僅讀報紙和小說，而且讀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政治和經濟學科的嚴肅書籍。到1926年，陳雲自己拿起筆桿寫文章，號召工人、學生、農民甚至還有店員，聯合起來推翻帝國主義。
1925年，陳雲6年學徒期滿，被分配到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推銷圖書。為了給共產主義運動籌集資金，他還幫助銷售絲綢和通訊設備。作為一個博學的推銷員，陳雲對市場經濟的運作有深刻的認識。他了解市場競爭的性質，同時還閱讀了論述帝國主義和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鬥爭等問題的社會主義著作。因此，到1928年當共產黨想從工人中提拔幹部時，年僅23歲的陳雲成為一名很有希望的候選人。
地下組織者：1927-1933年
意識到在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人與右翼分子正日益分道揚鑣，蔣介石從1927年4月12日開始屠殺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清洗共產黨的同情者。陳雲所在的國民黨支部決定跟著共產黨走，他也成為國民黨通緝的要犯之一。面對這種危險，陳雲像其他年輕的黨員一樣，轉入地下活動，經常更換姓名和住址。他曾在自己家鄉青浦縣做組織工作。但是當他被敵人發現的危險增大時，他遷入上海，從事秘密活動。有些人脫離了共產黨，但是陳雲一直很堅定，在黨內擢升很快，在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
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1931年4月24日被國民黨逮捕後很快叛變。潛伏在國民黨組織部的一名共產黨員獲得這個消息後，很快向黨組織通報。當消息傳到陳雲那兒後，他急忙報告中央委員會。在陳雲和其他人的幫助下，周恩來銷毀了文件，通知有關人員轉移。陳雲以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的忠誠和足智多謀，1931年5月年僅26歲的他被任命為共產黨特科負責人。
在江西蘇區通過經驗學習經濟政策：1933-1935年
1933年1月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意識到長江下游地區的危險，決定遷到江西蘇區。當時陳雲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黨團書記，負責工人運動。在上海時他曾參加反對資本家的罷工，但是在江西蘇區他宣布革命根據地工會的責任是增加生產。此外，陳雲還負責處理其他經濟事務。江西根據地面積很小，但是過去幹過推銷員了解市場的陳雲已開始考慮如何通過調節價格與供應制定適應市場的政策。需要進口到江西蘇區的兩種主要貨物是食鹽和藥品，為了打破國民黨的封鎖，他與僑商進行貿易往來。陳雲還負責設計、印製根據地的貨幣，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使用的第一種貨幣。
1934年部隊開始向西部挺進，這次西進最後變成了長征，陳雲負責為部隊採購物資。在長征途中，他不僅幫助採辦糧食、衣被和彈藥，而且購買了馬匹和渡河用的船隻。
毛澤東與莫斯科之間的橋樑：1935-1937年
長征途中，1934年12月在黎平舉行了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遵義會議如何舉行。參加會議者只有中央政治局的4名常委：博古、周恩來、張聞天和陳雲。如果遵義會議的參加者只有中央委員會委員，毛澤東未必能得到支持；但是如果召開一個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支持毛澤東批評博古和李德的人就可能占多數。在黎平會議上，陳雲、張聞天和周恩來一起支持舉行擴大會議。毛澤東自然很感激他們的支持。
由於遵義會議批評了共產國際支持的人，因此會議之後就需要對共產國際進行解釋，以取得他們的理解和繼續支持。共產國際的代表一直在上海，由於陳雲曾在那裡做過地下工作，會講當地話，大家認為他可以很成功地裝扮成一個上海商人。於是他被派往上海與共產國際聯繫。到上海後他發現那裡的共產黨組織已慘遭破壞，根據當地有關人士的建議，他立刻離開上海，搭一艘蘇聯海輪去海參崴，又從海參崴乘火車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和王明一起向蘇聯領導人包括史達林作了匯報。王明在莫斯科已住了一段時間，深得蘇聯人的器重。但王明的匯報側重於理論，聽匯報的人聽不明白，抓不住要領。而陳雲親自經歷了長征，他的報告材料翔實，對問題講得非常清楚。這次報告奠定了共產國際後來接受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基礎。陳雲還利用在莫斯科的時間學習了馬列主義和蘇聯處理經濟問題的方法。
陳雲在莫斯科住了一年後，被中央委員會派到新疆，與1937年5月7日到達烏魯木齊的西路軍的殘部取得聯繫。當時毛澤東和他的部隊於長徵結束後在陝北建立了革命根據地，新疆軍閥盛世才與莫斯科關係良好，中央希望通過與盛世才合作，開闢一條從俄國穿過新疆到達陝北根據地的供應線。但是國民黨軍隊和他們當地的盟友馬步芳等打垮了西路軍，使這條供應線根本不可能建立。在新疆期間，陳雲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在那裡的代表，他安排蘇聯教官對西路軍的殘部和從陝西派來的人進行訓練，教他們開汽車、駕駛飛機和操作裝甲車及其他現代設備，在這方面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是沒有任何經驗的。1937年11月27日，一架從莫斯科飛來的載著王明、康生等人的飛機在烏魯木齊降落，陳雲搭乘這架飛機飛往延安，在那裡一直工作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37-1943年
1937年陳雲到延安後不久，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負責選拔黨員幹部，對他們進行培訓，建立人事檔案。陳雲被任命為組織部部長時32歲，但他已經當了多年的中央委員。當毛澤東與蘇聯器重的王明的關係逐漸疏遠時，陳雲依然與從蘇聯回來的幾位領導人保持著友好的關係。陳雲在從事秘密活動的年代裡已證明了自己對黨的絕對忠誠。從職務上講，到1945年他一直是組織部部長，但是從1943年起他主要負責經濟工作。
在當時，一個人加入共產黨之前需要對這個人歷史上的所有疑點予以澄清，特別是弄清可能導致他或他的家人把秘密情報傳遞給國民黨的各種家庭和社會關係，甚至結婚也要經組織批准。這意味著組織部必須對每一個人進行廣泛的情況調查。黨員人數太多，陳雲不可能對每一個黨員都熟悉，但他熟悉全部高級官員，特別是熟悉需要注意的情況。他享有愛惜人才的好名聲。他說，組織工作的實質是「了解人，有氣量，用得好，愛護人」。1935年「一二·九運動」後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奔赴延安，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後投奔延安者更多，把他們吸引到共產主義事業中是符合共產黨的利益的。
與此同時，自從1927年國民黨對共產黨人發動進攻後，雙方一直處於交戰狀態，甚至1937年初再次實行國共合作後，相互之間的惡感亦未消除。1941年1月，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進攻中國共產黨的新四軍，殘害了一萬多名官兵，這使雙方矛盾更為尖銳。在延安，主管情報工作的康生，常常懷疑陳雲準備吸收和培養的人是間諜，對他們加以攻擊。康生批評陳雲防備間諜的警惕性不夠高，在1941年10月22日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陳云為此作了自我批評。陳雲還承認，在莫斯科時對王明很敬重，但後來認識到了王明的錯誤。
在1941年9月10日正式開始的整風運動中，陳雲培養的許多黨內幹部受到批評。要陳雲參與批鬥他曾經培養和愛護的人未免使他尷尬，於是他被分派到部隊領導整風運動。從1942年起，隨著整風運動全面開展，對王明及其同事以及許多年輕知識分子的批判急劇升溫，陳雲病倒了。他按照毛主席的建議學習馬列主義，同時還學習毛澤東的著作。1943年3月11日，給陳雲看病的一位醫生發現他得了疲勞綜合症，建議他休息一段時間。中央書記處給了他三個月假讓他休息，後來毛澤東准許他休息一年。雖然在休息療養，從職位上說他還是組織部部長，直到1945年。
西北邊區的經濟領導工作：1943-1945年
1943年12月，陳雲陪毛澤東參觀一個農業生產展覽會，之後很快被委任為西北邊區財經辦事處副主任。由於主任賀龍忙於其他工作，辦事處的主要領導責任實際上落在了陳雲的肩上。他建立了統一的稅收制度。他認為生產重於分配。在管理政府預算中，他認為增加收入比控制支出更重要。當時因為國民黨實行封鎖，邊區物資嚴重短缺，棉布缺乏，通貨膨脹嚴重，黑市猖獗。而要從外面買棉布，就必須用國民黨的法幣支付，而且價格要與外部市場的價格一致。邊區能輸出的主要貨物食鹽當時供不應求。於是，陳雲建立了「食鹽統購統銷」制度，為了鼓勵人們開採更多的食鹽，政府出高價收購。他還允許提高原棉價格，以鼓勵根據地的農民種棉。因為他們以市場價格向邊區周邊的商人收購棉布，因此商人們樂於把棉布賣給邊區。隨著食鹽輸出數量的增加，他們從外部購入的棉布數量也增加了。
在東北建立農村根據地：1945-1948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雖然國共兩黨的和談斷斷續續進行到1946年夏季，但同時雙方也都在著手準備可能即將爆發的內戰。對共產黨來說，最重要的戰場是東北，因為那裡有日本人丟下的軍需物資，而與裝備較好的國民黨軍隊打一場現代化的戰爭，這正是他們所迫切需要的。東北有全國最發達的工業和最多的剩餘農產品，一旦占領東北，他們可以用這些物資為自己的部隊提供補給。此外，由於東北緊靠共產黨掌權的蘇聯和北朝鮮，他們可以指望從這兩個國家獲得援助。論黨內職位，陳雲是派往東北的最高官員（他在黨內的職位僅次於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和任弼時），但在負責東北活動的東北局內，他開始是彭真的副手，後來又是林彪的副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到一個月他就到了東北。
由於中國共產黨的軍隊趕在國民黨軍隊之前進入東北，彭真和其他一些人認為，憑藉蘇聯的配合，他們或許可以阻擋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至少能沿鐵路和在主要城市中建立牢固的根據地，從而阻止國民黨在那裡建立根據地。而陳雲從一開始就看出，當時占領著東北的蘇聯不想得罪美國，因此不會阻止美國把大批國民黨軍隊運往東北。他還看到，共產黨的軍隊尚不具備與國民黨精銳部隊進行大規模戰爭的條件，因此他主張應當打一場持久戰，首先占領鐵路沿線的小城鎮，讓出南滿的鐵路幹線和大城市。開始時他的意見沒有被採納，結果在堅守南滿城市的戰鬥中共產黨的精銳部隊損失慘重，東北局和中央才逐漸認識到陳雲的判斷是正確的。
陳雲到東北後，主要精力用在黨的建設上。他到東北時，在那裡共產黨幾乎沒有任何地方性組織，人們對共產黨也不怎麼了解。陳雲先到瀋陽，然後到長春、哈爾濱，接著到了哈爾濱市之外的賓縣。他幫助在各地建設黨員隊伍，他們既在南滿的城市裡從事秘密活動，又在較小的城鎮公開活動，同時選送地方幹部和部隊到偏遠的東北北部受訓。任組織部部長的工作經歷使陳雲對幹部有深刻的了解，使他能夠駕輕就熟地安排大批外來幹部，在東北建立起黨的基層組織。
雖然陳雲認為在短期內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讓出南滿的城市，但是1946年11月當他被分配到南滿分局後，他和那裡的其他幹部卻不得不決定在國民黨大舉進攻下是否要繼續保衛緊靠海邊的小片根據地。聽取了形勢匯報後，陳雲確信，保衛那個基地以拖住國民黨軍隊非常重要，否則國民黨軍隊可能很快進入北滿。共產黨軍隊英勇頑強，雖然傷亡慘重，但是保住了南滿根據地。到了1947年4月，最猛烈的攻勢終於過去了，但陳雲留在南滿一直到1948年1月。
建立城市政權：1946-1948年
蘇聯根據《雅爾達協定》把滿洲各城市的管轄權移交給國民黨政府，到1946年春天，國民黨在南滿集結了大批軍隊，迅速攻占了瀋陽、長春、鞍山和吉林。然而在中共軍隊集結的北滿，中共在蘇聯軍隊撤離不久後於1946年5月28日接管了哈爾濱，這是中共管理的第一座大城市。為了對付國民黨及其盟友的抵抗，共產黨設立了軍事管制委員會，負責城市的管理。他們能把城市管理好嗎？事前幾個星期忙於對幹部進行城市管理訓練的陳雲率隊進入哈爾濱，受到當地居民的歡迎。在最初幾周中，陳雲實際上肩負市長的責任，負責城市的全面管理。在準備工作階段，陳雲和其他共產黨幹部強調，軍隊必須遵守紀律，這與國民黨軍隊形成鮮明的對比。國民黨軍隊的腐敗使他們失去人民的支持。他還注意訓練具有各種不同專長的幹部擔負城市管理的領導工作。他鼓勵過去在該市工作的重要工作人員繼續留在自己的崗位上。幸運的是，哈爾濱在接管中未遭受嚴重破壞，市政服務幾乎立即得以恢復，共產黨被當地民眾接受。
1948年11月2日共產黨占領了東北最大的城市瀋陽，陳雲又肩負起這裡的城市管理責任。他借鑑管理哈爾濱的經驗，採取基本相同的做法。他強調提供基本市政服務的重要性，包括供電、供水和電話線路暢通。在保證市政基本服務方面他們又取得了成功。在瀋陽採用的政策和做法成為共產黨軍隊接管其他城市的模式，在管理瀋陽中受到訓練的幹部此後又參加南下工作隊到其他城市建立新的秩序。
東北經濟及其對共產黨軍隊的支援：1948-1949年
1948年6月，共產黨基本占領了整個東北，東北局開始在陳雲的指導下實施東北地區全面的經濟計劃。除了建立經濟秩序外，東北局還直接擔負著為南下部隊提供補給的責任。為了確保當地百姓和部隊的糧食供應，每個省政府的主席都親自抓本省的糧食生產和分配。此外，還減少了對蘇聯的糧食出口。為了支付從蘇聯和朝鮮進口的軍需和機器，陳雲和他的計劃制定者們重點抓了煤、木材和食鹽的出口。他們請蘇聯幫助恢復鞍山鋼鐵廠和其他工廠的生產，並要求蘇聯歸還大部分已被運走的日本人的機器設備。為了保證工廠運轉，陳雲等人對原工廠管理、技術和行政人員的做法是：只要他們忠於職守，不反對革命，一律繼續留用，讓他們放手工作。雖然農民貧富懸殊，但決策者決定，在戰時條件下不打算立刻改變土地政策。由於1948年東北的經濟在戰時條件下取得了某種程度的穩定，因此為南下解放全中國的大軍成功地提供了大量的糧食、武器和基本生活必需品。陳雲還努力做工作，使人們不要對共產黨接管後生活會突然大幅度改善抱有過高期望。
1949年初陳雲利用在東北的最後幾周參觀工廠，熟悉工業問題，然後前往北京接受新的任命。他從東北到達北京正好趕上參加1949年5月11日到6月2日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會議結束時宣布成立國家財政經濟委員會，陳雲任主任。於是陳雲開始負責1949-1952年期間的經濟恢復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等工作。1950年10月任弼時逝世後，他成為黨內第五號人物，僅次於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朱德。
陳雲繼續閱讀各種書籍和報告，但是他本人在處理經濟問題時所積累的經驗對於其經濟問題的處理方式起了重要的作用。隨著他肩負的責任愈來愈重大，從江西蘇區到西北邊區，然後到東北，陳雲學會了如何整頓混亂的市場、如何克服物資短缺、如何適應一個給定區域之外的市場。待他來到北京時，他對處理經濟問題已經有了自己的基本方略：當物資供應短缺時，必須用市場機制結合行政控制來抑制通貨膨脹；當物價飛漲時，應視可能將其他物資投放市場以緩解物價壓力；在有些情況下，當基本物資供應不足時，政府必須對某種商品的購銷進行控制；在與外部經濟交往時，必須擴大出口，在掌握一定數量的外幣後，確定進口的優先順序；在工業方面，必須充分利用技術專家和經驗豐富的管理人員，應建立工人的生產責任制。
恢復國民經濟秩序：1949-1952年
1949年，陳雲面臨許多棘手問題：軍隊仍需要給養，國民黨在共產黨接管的城市裡進行破壞活動，交通運輸設施因遭到內戰破壞而變得嚴重不足。工廠缺乏原料，有時沒有錢給工人發工資。新稅收制度尚待建立，政府開支遠大於收入，約900萬官兵以及政府雇員等著領薪餉。或許最為糟糕的是，公眾對通貨膨脹惶惶不安，因為隨著國民黨濫印鈔票用以支付戰爭費用和貨物短缺日益嚴重，通貨膨脹正失去控制。
陳雲深感自己對國民經濟肩負責任之重大，當時全國幾億人在最低生活水平線上掙扎，工作中的失誤可能會對他們造成嚴重影響。他想首先獲得準確的數據，進行細緻的計算；他想從國家角度觀察有關問題，例如資源的利用、工廠的位置和基礎設施的投資；他想對現有的外匯進行控制，確保重點項目；他想制決標准化的國家稅收制度，使國民所得具有可預測性。他持務實態度，但他的分析是全面而透徹的。他愛講：「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
當時他採取的主要辦法是：（1）利用市場力量控制物價。在短期內對一些物品進行配給或許是必要的，但是在貨物供應不足時，應當把庫存物資拿出來投放到市場上，直到物價下跌。（2）確立對貨幣的信心。這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有必要對投機者和堅持使用外匯和金條的人加強行政控制。（3）開發足夠的收入來源以平衡預算，使人民對經濟充滿信心。（4）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和改善運輸設施，增加物流。（5）發行公債，為各種開支籌措資金，吸收多餘資本，而不是多印鈔票加大通貨膨脹的壓力。
隨著中共接管全國，最嚴重的經濟問題發生在中國的商業之都上海。共產黨的部隊是1949年5月進入上海的。7月中旬，陳雲被派往上海去調查和解決最緊迫的問題。當時通貨膨脹已使人們對國民黨貨幣失去信心，但是當地商業界人士並不接受共產黨的人民幣，而是堅持使用銀元或外幣。為了樹立人們對人民幣的信心，陳雲向銀元的流通宣戰。在他到達上海之前，投機商已把銀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宣布，買火車票、納稅或市場交易，只收人民幣。廣播電台和報紙不停地發布禁止使用銀元的命令。但這一切措施被置若罔聞，銀元照常流通。於是共產黨的軍隊占領了投機交易中心——上海證券大樓。不出一個月，銀元的使用就基本停止了。為了解決上海的通貨膨脹問題，陳雲搜集了23個基本行業的情況，掌握了經濟的基本信息，然後不僅向市場上投放某些物品，而且禁止政府單位囤積某些物資。
上海工人希望領到工資，但是有些紡織廠因為缺乏原料不能開工，陳雲便安排產棉區把棉花運往上海。在新公路和鐵路開始修建前，他清點了可能利用的船隻，其中許多被用來裝運糧食和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其他物資。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後，由於需要物資供應部隊，對物價的壓力進一步增大，特別是在東北。陳雲在支持「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和「五反」（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運動的同時，努力使經濟免受政治運動的干擾。
考慮到中國1949-1952年期間面臨著堆積如山的經濟問題，用任何標準衡量，陳雲及其同事制定的控制通貨膨脹、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和控制國家預算等政策都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取消行政區和高崗問題：1953年
內戰時期，當包括數省的一個地區全部被共產黨控制時，就建立一個大行政區以實現整個地區的全面協調。全國陸續共建立了六個大行政區。但是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逐漸削弱了大行政區的權力。從1952年開始，中央取消大行政區的建制，大行政區的許多領導人被調往北京。由於國家承擔的責任迅速增加，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機關的規模隨之擴大，這些責任被分配到更多的下屬部門。部門之間的分工不是很明確，部門和個人之間的爭鬥有時很激烈。一些地方官員對北京從他們地區調撥物資和財政收入意見很大。
1953年初高崗開始在北京工作，主管新成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前三稿是在陳雲的領導下擬就的，新稅制部分出自薄一波之手，是薄一波在陳雲手下工作時寫成的。毛澤東對這部分非常不滿意，並對新稅制未充分徵求他的意見就在1952年底頒布感到不滿。1953年2月8日深夜陳雲參加了毛澤東召集的一次會議，會議一直延續到第二天上午。會後陳雲病倒了，一直休養到夏季。
從1953年6月14日到8月13日舉行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稅收和國家預算問題成為中央政府成立以後分歧最嚴重的辯論焦點。薄一波起草的新稅制從兩方面受到批評：一是對資本家太仁慈，二是未給地方政府留有足夠的管理財政的靈活性。到8月初，因為意見仍然分歧很大，毛澤東建議周恩來邀請陳雲和鄧小平參加會議幫助解決這次會議遇到的難題。於是陳雲對經濟面臨的各種問題作了非常全面的分析。他承認，各地區應有更大的靈活性，但他也強調需要通過國家預算為軍隊、工業和建設提供資金，給農業地區提供足夠的幫助，從而使農民從剪刀差中解放出來。他說，即使薄一波的錯誤再嚴重，也不至於嚴重到像高崗所說的那樣是「路線錯誤」。陳雲和鄧小平的分析改變了會議的調子，使激烈辯論的問題得到解決。會後對稅收政策進行了修改，加大了不利於資產階級的成分，地方政府得到了儲備金和處理自己預算的較大的靈活性，但對國家預算的責任並沒有大幅度減小。
是年秋季，從華東調到中央任組織部長的饒漱石夥同高崗奪權、企圖扳倒劉少奇和其他人的陰謀真相大白。高崗還找過鄧小平和調到北京來的其他原大行政區領導人，希望他們配合。高崗因曾與陳雲在東北共事，就與陳雲聯繫，建議設法使他們兩人都當上黨的副主席，但遭到陳雲的拒絕。12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提議在他外出期間由劉少奇臨時主持中央工作，只有高崗一人堅持輪流主持。高崗、饒漱石此前還找了軍隊負責人彭德懷和林彪，併到各大行政區尋求其他行政區領導人加盟。情況已經很清楚：高崗有很大的個人野心，這種野心有使黨分裂的危險。雖然高崗以前的某些行動得到過毛澤東的認可，但他的野心不僅使其他人而且也使毛澤東開始感到不安。12月17日，陳雲和鄧小平找毛澤東討論這一問題。毛澤東對他們的擔憂表示贊同，派陳雲秘密赴杭州（林彪當時在杭州）、上海、廣州和武漢，就高崗陰謀奪權問題給那裡的主要負責人打招呼。在1954年2月舉行的七屆四中全會上，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陳雲在講話中強調了積極的方面和團結的重要性，而沒有指名道姓地批評高崗。高崗後來被開除出黨，自殺身亡。
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四稿是在李富春的主持下寫成的，1953年陳雲休病假時李富春在高崗手下工作。但是計劃的第五稿即定稿以及前三稿都是在陳雲領導下完成的。參與制定計劃的官員都意識到國家貧困、工業化和基礎設施水平低、糧食缺乏以及技術水平低下，這些因素都制約著共產黨掌權後所激發出的美好理想的實現。最基本的問題之一是，在當時糧食短缺的情況下如何為人口迅速增長的城市保障糧食供給。1952年底陳雲回到老家青浦縣後看到農民很難完成糧食指標，認識到不能把公糧標準定得太高。另一方面，他和其他領導人又想調撥資金開始基本建設，結束中國的貧困。1953年10月2日，陳雲對糧食問題進行了全面分析，包括人口日益增加的城市對糧食的需求和糧食產區因擴大糧食種植面積而對其他農作物生產的影響，例如棉花產量減少又會影響紡織業。他承認，由於糧食供應不足，造成市場不穩。他指出需要處理好國家與農民的關係、國家與消費者的關係、國家與工商業者的關係、各地方之間的關係以及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做了詳盡的論述之後，他承認「糧食統購統銷」會導致一些問題，但為了確保城市的糧食供應和工業生產的發展，確保市場的穩定，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陳雲的「統購統銷」建議被大家所接受，同時也採納了鄧小平的建議：秋季公糧徵收推遲一個月，以實施徵購制度。
蘇聯的援助對制定五年計劃十分重要，因為蘇聯擁有中國極為缺乏的資金和技術。1952年陳雲陪同周恩來和李富春等人去莫斯科，討論蘇聯援助問題。史達林一方面對他們說很快就給予援助，另一方面又遲遲不把援助具體化。這種情況和其他變故使第一個五年計劃一直推遲到1955年才公開宣布。
陳雲認識到地方官員和中央各部委對於他們為中央政府承擔的責任、對中央政府沒有給予他們要求的一切幫助是會有意見的，只有讓他們了解國民經濟的整體需要他們才會消除各種牢騷，因此在計劃的每一個稿中陳雲都加入一部分對國民經濟的全面概述。通過周密地指出各方面的困難，他贏得了地方官員和中央各部委的理解，從而使他們接受了這個計劃。把中國這樣一個落後大國的經濟納入一個全面計劃，解決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並把有限的資金和資源投入到最需要優先發展的領域，從而開始工業化和基礎設施建設，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功。
社會主義改造：1955-1956年
經濟要取得較快的發展，可以通過給予私人企業較多的自由和實行農業生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不是集體耕作，到20世紀80年代，這已經成為一個清楚而明白的道理。但在50年代這條途徑還沒有經過驗證，而蘇聯在經濟方面遠遠領先於中國。蘇聯原先是一個落後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通過農業合作化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工農業方面都取得了發展。因此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都想加速社會主義改造，認為集體所有制比個人所有制先進，國家所有制又比集體所有制先進。毛澤東相信應當繼續用階級鬥爭和群眾運動來實現這些目標。
陳雲在公開場合支持社會主義改造，但是在1955年3月他說，社會主義改造應當穩步進行，不應「冒進」。1955年7月，他在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說，農業合作化可以保證國家的糧食徵收，有利於大規模興修水利，合理使用土地，加快農業機械化進程和加強農村的社會保障網絡。但是他認為，應當在變化前進行精心的準備。作為一位曾經具體從事經濟工作的人，他看到如果忽略了關鍵問題，就會欲速而不達。毛澤東親自抓農業集體化，批評了那些像「小腳女人」一樣走路的同志。他矛頭所指的一個重要領導人就是陳雲。
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是要把小企業合併成合作社，大企業重組為國家企業。按照1954年的估計，這個過程要用數年時間。1954年，當15%-20%的零售商店變成國家企業時，陳雲說，改造的速度太快了，在一些地區，農村集市已經失去了活力，應當停止合作化的步伐，甚至應當後退一些。他知道企業的成功運作需要技術熟練和經驗豐富的人員，他鼓勵企業家繼續與政府合作。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1955年10月4-11日舉行）上說，不僅農業的改造應當加快，工商企業的改造也應加快。10月29日，毛澤東召集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的執行委員開座談會，陳雲坐在他旁邊。毛澤東指定曾主張放慢社會主義改造步伐的陳雲負責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接著動員全國加速改造進程。1955年11月24日，陳雲說希望1957年年底之前完成主要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62年基本實現國有化。然而毛澤東指示，社會主義改造應於1956年1月前基本完成。1956年1月，約25萬名急於表示已放棄資產階級立場的企業家在天安門廣場遊行，以表達他們對企業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喜悅之情，其他城市跟著舉行了類似的遊行。手工業者實現集體化的比例1955年末為25%，到1956年4月增加到90%。
為了確保這一新體制的順利運行，1956年2月國務院頒布了一項規定，要求新宣布為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應在6個月內不發生任何變化，同時也不必為變化設定最後期限。總之，當陳雲負責私營工商業改造工作時，他總是儘量放慢實際變化的節奏，力求減少混亂。
「大躍進」與「反冒進」：1958-1962年
當毛澤東開始號召加快發展速度之時，陳雲繼續反對冒進，強調平衡發展。他說，在制定政策時，90%的時間要用於調查研究，獲取可靠信息，10%的時間用於做決定。毛澤東提出在工業生產上15年趕上英國。此前陳雲說需要50年時間才能趕上世界最發達的國家。1957年1月，陳雲被任命為直屬政治局的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組長後說，建設規模應與國力相適應，如果超出了國力範圍，很難退回來，則勢必出現經濟混亂。1957年11月，當毛澤東批評反對冒進的官員時，陳雲因健康原因獲准休息。1958年，他休養後返回中央，但仍稱自己健康狀況不佳而只工作部分時間。
1958年1月和2月，毛澤東對陳雲「反冒進」提出了批評，陳雲被迫進行自我批評。在外界壓力之下，他講了違心的話。他說，動員群眾可以擴大灌溉面積，開墾新農田，改善耕地，植樹造林，進行不需要預算撥款的投資。陳雲一直主張下放部分權力，給地方官員更多的靈活性，但是他認為這樣做之前要進行認真的考慮、計劃和準備。毛澤東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突然宣布權力下放。毛澤東打招呼說，不論是誰，只要反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會被定為右傾分子。然而，陳雲1958年10月卻明明白白地說，要完成毛澤東規定的1959年生產2500萬噸鋼的指標需要多生產1億噸煤；即使能生產那麼多，運輸也是個問題。
1958年8月，在建立人民公社的浪潮中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北戴河會議。會上宣布，當年已生產了380萬噸鋼，需要在最後幾個月里再生產700萬噸才能完成年度指標。會上毛澤東打電話給陳雲要他負責完成年度指標，少1噸也不行。陳雲知道，完成指標的最好辦法是多多生產那些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劣質鋼的東西。陳雲還評論說，1959年基本建設計劃投資是500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超出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全部投資。
到1958年11月，在農業收成和鋼鐵生產方面暴露出的災難嚴重到使毛澤東本人也不得不後退幾步，做些調整。12月，陳雲與工程技術人員在一起討論了質量問題。他重複了自己的一句名言：應當「小心謹慎」地前進。知道毛澤東對他有懷疑，為了避免誤會，他給毛澤東送去一盤他的講話錄音帶。
生產出的鋼鐵很多都不能用，純屬浪費資源，這是無法掩蓋的事實。1959年1月，知道了這一情況的毛澤東準備把1959年的鋼產量指標降到2000萬噸，為此徵求陳雲的意見。陳雲回答說，生產2000萬噸也很難完成。4月，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表揚了陳雲，因為就在其他官員不敢講真話時陳雲敢於直言。毛澤東說，1958年12月武昌會議上陳雲建議不要公布鋼鐵生產指標，因為還有一些問題，但事後沒有人向他報告此事。1959年4月毛澤東問仍在休病假的陳雲當年能生產多少噸鋼，陳雲回答說，他將研究這個問題然後提出建議。經過非常認真的研究和與冶金專家磋商，陳雲在5月11日的一次會議上宣布他們可以生產1300萬噸鋼。在6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接受了陳雲的結論。年底的結果是中國生產了1387萬噸鋼。
1959年6月當毛澤東再次推動「大躍進」時，陳雲稱心臟病發作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准假休息三個月，他沒有參加該年的廬山會議。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批評「大躍進」，結果遭到毛澤東的攻擊。陳雲在外休養到1960年年中，但從1960年夏季他開始到農村調查農業生產情況。他說，如果幹部不敢直言存在的問題，那是很危險的。陳雲參加了1961年1月召開的九中全會，這次會議提出了八字新方針：「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會議的基調低沉。新文件《農業六十條》使公社組織的權力分散，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1961年夏出現了嚴重的糧食短缺，陳雲到家鄉青浦縣調查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匯報他的見聞。毛澤東邀請陳雲一起討論。陳雲提出給農民留更多的自留地，小豬和母豬應當給各家飼養，農民不應種雙季稻，應當種一季水稻和一季蠶豆。
在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等人公開批評了黨的政策。毛澤東在會上問道「為什麼只有陳雲能夠解決經濟問題？」表示了他對陳雲的讚許。他請陳雲講話，但是陳雲意識到，如果他公開發表講話，勢必與毛澤東的政策發生衝突，所以謝絕了發言，說是還沒有完成調查研究。1962年2月21-23日在中南海西樓舉行的規模小得多的會議上，陳雲對經濟問題作了非常全面的分析，比「七千人大會」上的討論詳盡得多，同時對今後應當採取的措施提出了意見。劉少奇在西樓聽了陳雲的講話後，請他在國務院擴大會議上闡述自己的觀點。2月26日，陳雲對200名黨和政府高級幹部發表演講。他說，糧食不夠吃，莊稼、牲畜、化肥和農具的狀況都不如從前，基本建設投資超出了國力範圍。接著他提出了具體建議。在這類會議上很少有鼓掌現象，但是陳雲講話後熱烈的掌聲持續了1分多鐘。同事們都感到鬆了口氣，陳雲講出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他們對陳雲的建設性意見也很讚賞。
經過對農業繼續進行調查後，他開始與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和農村工作負責人鄧子恢討論農業包產到戶的可能性。1962年6月24日，陳雲回到北京。但是在向毛澤東提出這個想法前，他首先與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林彪進行了討論。周恩來非常謹慎，說是如果毛澤東同意他就支持，其他人都表示支持這個想法。然後陳雲去找毛澤東提出這個想法。當時毛澤東沒有表示自己的意見，但是幾天後他說陳雲作為政治局常委找他是應當的，但是接著對陳雲、鄧子恢和田家英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說他們支持將瓦解農村集體經濟的修正主義。聽到毛澤東的反應後，陳雲寫信給毛澤東，因病要求不參加北戴河會議，毛澤東同意了他的要求。在北戴河會議和1962年9月的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大力宣傳他的階級鬥爭理論，接著發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薄一波談到陳雲在「大躍進」運動中的作用時說，陳雲的小心謹慎、一絲不苟、實事求是、對事實進行認真調查研究的態度，與「左」的急於求成的「大躍進」很不協調。當權者有時對其觀點置之不理，停止其工作，但是古人說得好：「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當國家面臨困難時，他們又請陳雲出來。而他毫不在意，總是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努力去解決面臨的問題。
陳雲似乎對毛澤東的情緒有準確的判斷，知道何時和以何種方式直述意見，何時只能暫時告退。因為陳雲管理經濟工作負有盛名，而且他總是私下而不是公開地向毛澤東表述自己的意見，同時因為他沒有個人政治野心，所以他能夠對「大躍進」中的問題比其他人更大膽地指出來，並提出能夠得以實施的解決辦法。
「文化大革命」前期和最初的向西方開放：1967-1973年
「文化大革命」中，陳雲遭到紅衛兵、康生和「四人幫」的批判。然而1966年秋天，他被允許與毛澤東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這年10月，他寫了一封檢討，說是誇大了「大躍進」中的問題。當他聽說紅衛兵要抄他的家時，他立刻銷毀了機密文件，在周恩來的幫助下，搬到郊區的一個秘密去處。1969年4月召開的中央九大上，他受到批判，又作了檢討。10月，他被送到江西，但沒被從中央委員會中除名。他的妻子于若木在科學院工作，因為寫大字報稱江青是黨內最大的剝削者和寄生蟲，被撤職和開除黨籍。在1970年9月6日九屆二中全會上，陳雲因1957年「反冒進」、誇大「大躍進」中的問題和提出包產到戶而作了檢討。
「文化大革命」中陳雲受到批判沒有參與正常工作。但是為什麼陳雲沒有像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幹部那樣受到嚴厲的懲罰呢？為什麼還讓他留在中央委員會中呢？或許當毛澤東想以社會主義改造為起點向前推進時，感到有必要批判任何一個「反冒進」的人，但他還要留著陳雲，以幫助解決可能出現的任何嚴重經濟問題。事實上，1969年中蘇邊境衝突和1971年基辛格訪問中國大陸後，當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明顯地從蘇聯集團轉向市場經濟國家時，就已經請陳雲研究這將給中國經濟帶來什麼影響。1972年4月陳雲回到北京，參加了對1945-1949年在東北與之密切共事的林彪的批判。1973年年中，當陳雲接受委託負責分析對資本主義國家開放可能造成的影響時，他要求向他提供有關問題的重要信息，例如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外匯存底、這些國家主要部門生產的消長變化以及它們應對經濟危機的歷史。對問題進行研究並與專家磋商後，他寫出了一份綜合報告，提出了如何應對這些問題的建議。
改革開放：1978-1979年
從「文化大革命」開始，陳雲雖然參加一些重要會議，但並不負責日常具體工作。1977年3月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當有人提出是否應當允許鄧小平回來工作的問題時，陳雲表示支持讓他回來。他還積極推動對受到錯誤批判和得不到必要醫療的老幹部予以平反。
1978年11月10日，華國鋒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下一年的經濟計劃。11月12日，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受到了所有與會者的注意，從而改變了這次會議的重心和性質。陳雲說，如果一些政治問題不能首先得到解決，很難使幹部滿腔熱情地支持經濟計劃。他特別提到了彭德懷、薄一波等61個「叛徒」、被共產黨派遣打入國民黨內部的那些人、像陶鑄和王鶴壽一樣被關押在南京監獄而被定為「叛徒」的那些人，以及鄧小平和參加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的群眾等案件。他還說，對於那些摧殘黨員的沒有根據的批判，康生負有重大責任，應當受到譴責。12月15日工作會議結束之前，陳雲又在東北組作了一次發言，這次是談經濟問題。他說，人民共和國建立已經30年，食品供應依然緊張，如果糧食問題得不到解決，農民就會造反，農村的黨支部書記就會帶領農民到城市討飯。工業品的進口應當有先後順序，各省應有少量資源供自己支配，在基本建設方面必須縮小計劃與現有資源之間的差距。
工作會議之後緊接著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新方向。會上，陳雲再次當選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其他委員是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三中全會取消了對幹部進行調查批判的專案組。關於幹部的一般性問題由中央組織部處理，涉及幹部是否忠誠的複雜問題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處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主任由陳雲擔任。全會結束時，陳雲稱讚此次工作會議在時隔多年之後允許這樣暢所欲言的討論，指出這是一個健康的黨組織所需要的。他說，和延安整風運動產生了對取得內戰勝利至關重要的全黨團結一樣，在這次全會上達成的團結將有助於新戰鬥的勝利，實現國家穩定和四個現代化。
1979年初，陳雲說在華國鋒主持下編制的十年計劃制定得太匆忙，沒有認真準備，指標訂得太高。他主張有一個三年調整期，鄧小平和政治局其他成員接受了他的意見。在壓縮計劃、減少預算赤字、確定進口優先順序、確保在大幅度擴大基本建設和工業生產之前使農業生產建立在紮實的基礎之上等工作方面，陳雲發揮了關鍵作用。
陳雲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戰略。在調整階段，他們支持相同的基本政策：擴大市場，增加外貿，推行農村改革。雖然陳雲此前在20多年裡職位一直比鄧小平高，但是他支持推舉鄧小平為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有膽略和魄力，健康狀況比陳雲好，既有黨的領導經驗又有軍隊領導經驗，掌權治國舉重若輕。他們從20世紀30年代就互相認識，鄧小平1952年到北京工作後兩人配合默契。鄧小平1953年擔任過短時間的財政部長，長期任黨的總書記，對經濟問題有粗線條的了解，而陳雲則負責更具體的經濟問題。
在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和陳雲仍像以往一樣有著共同的奮鬥目標：實現四個現代化，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保持安定，在社會主義計劃體制內增強市場的作用，下放權力給地方，反對官員貪污腐敗。不過在1982年調整階段取得巨大成功、農村改革使糧食產量大幅度增加後，鄧小平希望經濟增長得更快，更願意擴大沿海地區的自由，更願意增大市場的作用。而陳雲在管理經濟的過程中曾經歷過嚴重短缺時期和過高目標造成的悲劇，他感到從長遠看，最好是紮實而穩定的增長，不要急於追求快速增長和快速市場開放。陳雲沒有公開反對過建立經濟特區，但他從未去過特區。他承認需要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但從筆者讀到的材料看，他從未會見過外國資本家。20世紀40年代末期陳雲曾親眼目睹了國民黨因官員腐敗而失去人民支持的下場，所以他對反腐倡廉特別堅決。曾與陳雲密切共事的人，如鄧力群和胡喬木，堅決支持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1989年6月鄧小平和陳雲兩人一致認為必須為恢復秩序採取堅決而果斷的措施。鄧小平和陳雲之間儘管存在分歧，但他們都非常尊重對方的能力，從不公開互相指責，為改革開放同心協力地工作，直至逝世。
在事件發生多年之後對領導人作出歷史結論比事件發生當時對他們作出結論容易一些。現在看來比較清楚，1988年鄧小平放開物價時，自1952年起一直習慣於物價穩定、擔心通貨膨脹的中國人尚缺乏心理準備。對於中國到底能適應何種速度的政治改革這個問題，現在要作出判斷尚為時過早，不過在1986年時中國可能還不具備鄧小平當時準備推行的政治改革的條件。1992年1月，鄧小平視察上海、武漢、廣州和深圳時，又主張大膽推行改革。儘管20世紀90年代的快速增長帶來了一些問題，但現在來看，中國總的來說是從快速發展中受益的。在所有這些問題上，陳雲都持謹慎態度。然而，改革開放政策顯然獲得了巨大成就。鄧小平和陳雲兩人，一人主張快速推進，另一人則小心謹慎地考慮到經濟問題的方方面面，他們之間的合作與競爭促成了改革開放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