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志勝，1943年1月生，四川省達縣人。1962年考入重慶大學電機系電力專業67級1班。文革前為該校學生中有名的「學雷鋒」積極分子。文革武鬥中受學校造反組織八一五戰鬥團負責人指派，負責處理武鬥中該派死難者屍體，被同學們戲稱「屍長」。1968年底分配至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瑪依採油三廠工作。1969年7月由工宣隊領回重慶大學交待反省文革中武鬥死人等問題。1970年6月26日被正式逮捕。1979年11月由重慶市沙坪垻區人民法院以「指揮、參與、槍殺、打死」俘虜等罪名判刑13年。1983年6月25日刑滿釋放後留在四川省第二監獄教育科工作。1998年1月提前離任。2003年正式退休。前些年重慶電視台曾播出專題片《好人鄭志勝》，介紹其退休後經常在公共汽車上不怕威脅見義勇為制止小偷扒竊乘客的事跡。
重慶紅衛兵墓地，文革武鬥中造反派「八一五」部分死亡人員集中埋葬於此（圖源：VCG）
1967年7月3日，815派北碚「捍紅總部」（註：捍衛紅色政權總指揮部的簡稱，是八一五派的武鬥指揮機構）將周芳英、鄧樹榮（註：均為重紡五廠工人，八一五紡織兵團成員，在北碚兩派武鬥中被刺殺身亡，對方亦有死傷）等5具屍體送來重大，在民主湖畔防空洞內用甲醛浸泡展出後，由於處理方法不科學，屍體外部沒有腐爛，內臟卻腐敗了。從傷口裡冒出許多泡泡來，腹部脹得像大鼓。怎麼辦？重大815總團勤務員黃順義想到了我這個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髒的「學雷鋒標兵」。
7月7日，當我正準備離開學校回老家躲武鬥的時候。與我同班的黃順義（註：重大八一五戰鬥團主要負責人，共青團員）和負責後勤的賀爾金來找到我。黃先誇了我一頓，說我學雷鋒很出色，很得人心，是個好同志。又說，運動初期反對他們造反是由於對運動不理解，莫往心裡去。然後才切入主題：希望我負責把周芳英等人的屍體處理安埋了。
當時人們還不知甲醛對人體的毒害，只知屍體又髒又臭，且甲醛氣味刺激得眼淚、鼻涕四溢，難以忍受。正好有四個西師831的俘虜，總團交給我協助處理屍體，並許諾處理完了之後就放他們。受命於危難之時，我帶著四個嘍羅走馬上任了。為此同學們給取了個綽號「殯葬連長」，以後又改稱「屍長」。
我先去木工房聯繫做了幾口棺材，再去沙坪垻百貨公司購了一匹白布，然後去漢渝路藥劑校旁邊的四方井8號找到專門處理屍體的王銀山（外號王老么），當時他裹一具屍收費10元，像周芳英們這種腐屍是20元，穿衣10元，上下車10元。那時我們一個月生活費才12元呀！雖說處理屍體費用可以報銷，但用著學校的錢我也心痛。我到校醫室領了一捆口罩，一個人發一張。又領了兩雙長長的塑膠手套。俘虜們從池中將屍體一個接一個撈出來，沖沖水，再抹乾。王老么用白布裹好，再放入棺材，抬到二教學樓（全石料外牆的工學院）外的沿江馬路坎下，挖了五個坑掩埋了。
說內心話，開初叫我去埋屍首，我是不樂意的。又髒又臭不說，即使我這樣不信迷信不怕鬼的人，那背溝也感到麻酥酥的。特別是伏爾馬林一熏，幾天都睡不好覺，吃不下飯啊！晚上我落淚了，誰叫我「家庭出身不好」（註：地主成份），當了「狗崽子」，又鬼使神差，運動初期為了保校黨委，保鄭校長，那麼起勁地反對黃順義他們造反派呢？！……唉，更可悲的是後來，我竟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罪惡的深淵。倘若我不去埋死屍，我這一生的自傳就不似這般晦氣了。
埋屍體的日子，我才真正體會到什麼是「任勞任怨」。開初人們不認識我，只知處理屍體的是俘虜，815派的人為了給「死難烈士」報仇，就虐待這些處理屍體的人。我為此挨了許多的腳尖和拳頭。特別是當氣憤的看眾打俘虜時，我去勸阻，人們以為我在反抗，那腳尖拳頭的力度更足，在我身上留下了斑斑駁駁青一塊紫一塊的紀念。
剛把周芳英等5具屍體埋好，長安廠包自成（註：在廠內兩派武鬥中被鋼釺刺死）、二七總指揮部的李葉明和六中學生陳樂洲（註：李、陳二人在7月7日攻打二輕局大樓時被守樓的二輕兵團用小口徑步槍打死）的屍體又拉到重大來了。7月份大熱天，屍體已開始變質，有點腐臭，必須早日入殮掩埋。二教學樓外沿江馬路坎下那塊平地已不夠埋了，怎麼辦？我想到沙坪公園藕塘西邊坡上早已修了塊墓地。那時沙坪公園門票只要兩分錢。我經常去玩，偶然間發現的。裡面原先埋著周總理的父親和岳母，後來遷走了。以後有五座解放軍烈士的墳墓建在第四個平台上。其餘平台，是沙坪公園的苗圃。培育了許多桉樹苗和香樟樹苗。我向黃順義建議，同「園林815」聯繫，利用現成的墓地安葬「815烈士」。黃順義和我帶著「重大815」的介紹信去沙區公園辦公室找到「園林815」的頭頭何太福，把此想法告知，他們很爽快地就答應了。
於是在沙坪公園那塊墓地第一平台左邊，包自成、李葉明、陳樂洲就順利落葬了，他們是第一批安埋在此的「815烈士」。第二天又把周芳英等五口棺材起出來，抬過去，埋在第一平台右邊。西師831的幾個學生俘虜，我只有食言，等到遷墳後才釋放。
1967年的8月，重慶武鬥最激烈的日子，是我最苦最累的日子，也是我失足跌進深淵的日子。別人的血、汗和淚；我的血、汗和淚交融在一起，流進了深淵。我在惡夢中掉了進去，苦苦掙扎。數十年，又流了許多汗、血和淚，好不容易才爬起來。回首往事，不寒而慄。我不善文字，又沒有寫日記的習慣，更沒有收集什麼資料。只是憑我追悔莫及、痛心疾首、刻骨銘心的記憶，把在內心積鬱的情感，蘸著我幾輩人的汗水、血水和淚水，以自傳的形式寫出來，讓後人從中能悟出些許道理來。只要後代能免除吾輩的災難，我就心滿意足了。
「7·25」工業校武鬥事件（註：7月25日八一五派動用槍枝攻克反到底派占據的重慶工業學校，重慶兩派武鬥由此升級為槍戰）之後，重慶武鬥連連升級，反到底首先搶占兵工廠，仗著武器精良大開殺戒。沙坪垻附近的楊家坪、江北地區的815派節節敗退，抬著屍體和傷員到重大和師專避難。重大民主湖畔的防空洞就成了屍體的集散地。一批又一批的屍體從前線抬來，處理之後，又一批批地運至沙區公園小烈士墓掩埋。
第一批運來的，有８月２日至５日在建設廠清水池、彎彎大樓、三八宿舍等地死亡的重大301的謝宗正、陳茂明、張顯明（註：8月2日，重大八一五301武鬥隊原訂參與攻打建設工具機廠以搶奪武器，因內應未弄清對方火力點而臨時改變計劃參加空氣壓縮機廠兩派武鬥，在坦克掩護下進攻對方據點時縱隊長謝宗正與隊員陳茂明、張顯明3人身亡；董繼平因鋼盔被打掉，頭部中彈重傷致殘）。還有二十中（育才中學）初二女學生、13歲的梁自巧和機制校女學生、18歲的孫世玉（外號猴兒）。
協助我處理屍體的是「7.25」從工業校抓來，經審訊後扣留下來的俘虜，沙區交警六中隊的何開泰，據有人揭發，他是工業校反到底的幕後策劃人（即所謂的「黑高參」），而且在815派攻打工業校時用小口徑步槍打死重大戰地攝影記者唐世軒的狙擊手就是他；還有雷午生是工業校反到底的一號勤務員，此人家住小龍坎重慶傳染病醫院附近；夏紹倫是工業校反到底武鬥隊隊長；另一個王槐定是搞宣傳的。7月26日釋放工業校俘虜時留下來的十來個人，除這四人外都先後釋放了。這四個人就是我處理屍體的第一批「專職」幫手（處理周芳英等人屍體的西師831那幾位同學除外）。重大校內302治安部隊派了兩人專門協助我晚上看管他們。囚室在學生二宿舍底樓旁一宿舍那頭第一間。白天由我支配，吃飯由我去饒家院武鬥隊食堂領取。
二十中死難學生梁自巧，生前我認識，矮矮的，白白胖胖、齊耳的短髮用髮夾別到腦後，見了大學生老大哥總是微笑著，一對圓圓的酒窩告訴我們，她生活得很開心，很幸福。她時常來我們班，領了傳單去大街上散發，年齡雖小，卻是二十中紅衛兵團中的活躍分子。屍體抬來，我愣住了：「這不是前兩天還見過的小梁妹兒嘛，怎麼就犧牲了！」送屍體來的人告訴我，她是去給守清水池的大哥哥們送飯，在建設廠三八宿舍附近犧牲的。他父親梁大高是建設廠工人，梁自巧是他最心愛的唯一的女兒。
梁自巧是我親自輸「甲醛」的第一人。由於她很胖，在大腿和小腹下面腹股溝劃開皮膚找股動脈時，皮下脂肪足有一寸厚。我開初把針頭插進那「股動脈」，打開夾膠管的鑷子，甲醛溶液沒有流進那「股動脈」而射出來濺到我右眼裡，我眼睛感到一陣劇痛。趕緊叫何開泰、雷午生把我扶到附近洗澡堂用清水沖。過了許久，雖然眼睛沒有灼痛感，但右眼什麼也看不清了。醫生殷德軍趕來，才知那「股動脈」是一條神經。從那以後，我知道了在那腹股溝里，股動脈跳動的地方有三根管狀物。上面一條白色的，實心，是神經；第二條，也是白色的、中空的，那才是股動脈血管。因為人死時心臟慢慢停止跳動，血壓不進動脈管，留在靜脈血管和心臟里。底下那根殷紅髮黑的是靜脈血管，裡面充滿了血液。殷醫生給我洗了眼，上了藥，貼了一塊紗布。我用一隻左眼繼續為自巧輸「伏爾馬林」。輸完了把她屍體放到水槽中，注入水，加了點苯酚（石炭酸）。
第二天她父親梁大高趕來，我伸手到水槽中抓著她的褲腰帶提到水面讓他看，他老淚縱橫，哭得死去活來，腦袋往水槽上撞。圍觀者也為之動容，跟著哭……
機校死難女生孫世玉，1.65米的個子，很清瘦，肌肉長得跟男孩子一樣，據說是校女籃運動員，因為她姓孫，且又瘦，因此得了個綽號「猴兒」。她是815派失守楊家坪往沙坪垻撤退時，被反到底射殺的。給她注射甲醛時我有了經驗，輸得很順利。孫的屍體沒有浸泡，我給她裹了屍，穿了一套機制校武鬥隊穿的紅色運動衫，戴了毛主席像章和紅衛兵袖章，把頭髮洗淨後晾乾，梳得很工整，用一塊木板安放在防空洞裡，放了十多天等她親人來看了才入殮。梁、孫二人的屍體入殮後，由她們各自學校運去沙坪公園掩埋。
重大301（註：在校外作戰的武鬥隊）的謝宗正等人，安葬在學校後門外松林坡頂草坪里。沒有像唐世軒、張全興的屍體那樣在圖書館設靈堂，讓人憑弔。
機校的同學來掩埋孫世玉時，詭秘地告訴我一件事：他們撤退時在衛校（機制校和衛校當時都在袁家崗）將關押的七個反到底派俘虜全部槍斃了。後來去看，少了個女的，地下血跡拖了很遠。很久以後聽說那個姓王的女生逃到了成都。得到劉結挺的重用，安插在省革籌中一個部門，還寫了一篇什麼文章，揭露815罪行。
兩天後，重大同學劉文舉（註：機械系四年級機造二班學生，在空壓廠武鬥中大腿中彈後失血過多身亡；一說為醫生在搶救時輸錯藥劑致死）的屍體抬回來了。他死於途中，還沒有僵硬。我給他輸了甲醛，裹了屍，穿了一套軍裝，扎了腰帶，戴了軍帽和紅衛兵袖章。他是北碚天府煤礦人。父親是礦工，根據家屬要求，他沒有埋在松林坡，而是運回老家天府煤礦。父親、母親和妹妹來接的他。他父親說：「家裡很窮，文舉生前從來沒有照過全家福，現在他走了一定要照個全家福作紀念。」人都死了，這點要求算什麼？我親自把全家送到沙坪垻雙巷子照相館裡，把劉的屍體推站起來，我抓著他的腰帶躲在後面，穩住屍體保持站姿，他的父母分站兩邊，妹妹站前面，咔嚓一聲，燈光一閃，照了個「全家福」。照片是我去取回校交給劉文舉班上的同學給他父母送去的。照片中的劉文舉栩栩如生，挺有「紅衛兵」氣質。後來相館攝影師在沙坪垻碰到我，對我好生埋怨說：從那以後有些顧客聽說有死人來照過像，都不敢來照像了，對他們的營業很有影響。我說：「當時你啷個不反對呀？！你若反對，我肯定就不會這麼辦了。」他說：「你們當時背著槍，我敢說半個不字！」我說：「你太不了解我們重大學生了，我們是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從來不會強人所難。」我們兩人相視一笑，也算過去了。
楊家坪、潘家坪、重醫一線戰事吃緊，815在石橋鋪、平頂山一帶雲集支前，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小龍坎交通機械廠青工曹龍生（因他出生於小龍坎，故父親為他取此名）是反到底派觀點。原在部隊當兵時，是機槍手。他女朋友袁如穎是雙碑二鋼工人。他們認為沙區不安全，想跑到楊家坪袁如穎一個姨媽家去躲一陣子，此時楊家坪已是反到底的天下了。走至石橋鋪白馬凼時，幾個815派荷槍實彈的人喝道：「口令！」他們怎麼會知道口令呢？自然答不上來。815的就認為他們是反到底的奸細，立即端著槍逼過來。這姓曹的當過兵，又想在女朋友面前露一手，把那對著他的槍管一拉，這就惹大禍了！其餘815戰鬥隊員以為他搶槍，一涌而上，把兩人抓住捆了個結結實實。在石橋鋪臨時指揮部里拷問時，拳打腳踢，還用菸頭燒袁如穎的乳頭。最後和前線拉回來的屍體一道，送到我們停屍房來。
那一天屍體特別多，看熱鬧的人也多。有些死者的親人、朋友、同事都在場。聽說在戰場上抓來兩個「砸匪」（註：八一五派對反到底派的蔑稱，因反到底派原稱砸派）的密探，而且男子還是機槍手，好不氣憤，就對曹龍生亂踢亂打，把袁如穎弄來跪起給屍體驅蒼蠅，很耽誤我的工作，攔都攔不住。八、九具屍體同時送來，打點滴包裹都搞不贏，中午12點了，午飯都忙得顧不上吃，而且棺材也不夠。中途我要去重大木工房催做棺材，又怕我的「助手」——俘虜們趁機逃跑，怎麼辦呢？我順手從一個送屍體來的武鬥人員手中借來一枝半自動步槍，壓上子彈，對空鳴了一槍後說：「我有點事離開一會就回來，你們不要跑，要跑跑不贏子彈喲！」誰料這一槍竟把停屍房上的一根電燈線打斷了，停屍房裡頓時一片漆黑。我找人去通知電工接線後，就去了木工房。回來後又為一個屍體換了針，已是下午1點過。我才去饒家院為俘虜們取飯。不知為什麼曹龍生不吃飯，而且臉色很難看。我以為他中暑了，叫他去洞子裡休息，給他打了一盅開水。我就和俘虜們一起吃了中飯又開干。
一直忙到晚上７點過才結束。此時我才想起曹龍生，進去叫他回宿舍，我再去取晚飯。哪知他已死在停屍房裡了。後來叫校醫蘭相臣來驗屍，發現他額頭上有個胡豆米大小的洞。用鑷子進去一探，居然夾出一顆小口徑步槍子彈的彈頭來！後來我才知道：據沙區紅旗飯店內部的人揭發，在我離開停屍房後，該店青工彭大富叫俘虜們跪成一排，用小口徑步槍開槍威脅他們取樂。槍肯定不是對著人打的，那麼近距離開槍會當場死亡的。而且也不可能只打進頭皮幾公分。況且是在背後開槍，彈頭怎麼會從前面進入額頭呢！也許是彈頭打到防空洞石壁上反彈過來造成的。為此彭大富在沙區看守所關押，判了3年刑。
曹死後是他弟弟曹渝生來領的屍，其弟在54軍當兵。來時首長吩咐他，不要找重大同學鬧，相信問題是會調查清楚的。看得出來，曹渝生忍受了多麼大的悲痛。還有那個袁如穎，這一生，回憶那兩天的遭遇，也許是惡夢驚魂。也許不會流淚，淚水早已流幹了。
幫我處理屍體的俘虜中，何開泰是跟隨我最久的一個。從8月初開始，直到9月份他逃離虎口。他在重大整整兩個多月，所受的折磨罄竹難書。皆因為那篇說唐世軒是他開槍打死的揭發材料。
唐世軒，重大機械系三年級學生，是815的攝影記者。從815揭竿而起到他1967年7月25日死於工業校時，許多照片都是他和學校宣傳部門攝影師廖老師的傑作。唐是獨子，家住建設廠民主三村一棟五戶聯住的平房，與「八一兵團」6月23日死於重醫附小的余成英是鄰居。余是在他影響下成為鐵桿815的。唐世軒的父親唐元浩，建設工具機廠總裝車間老工人。少年時就在綏定（現達州）軍閥劉存厚所辦兵工廠當工人，用土法造槍，技術精湛，解放後是建設廠第一批技術骨幹。中年時與喪偶且育有一女的鄧宗美結婚。
獨子去世又不能再育，老兩口好不傷心，終日以淚洗面。他們遷怒於何開泰。而且要命的是楊家坪失守後，唐世軒所在班同學把唐伯和唐媽接來重大照顧，也住在二舍。何開泰裹屍上、下班都得從唐伯、唐媽住處路過。唐媽經常在世軒同學面前哭泣。這樣何開泰免不了經常遭毒打。鋤把、扁擔掃在他腰上、腿上，走路總是拖著傷腿蹣跚而行。何開泰是我處理屍體的得力幫手，他受了傷對我很不利，因此我總是盡力婉轉地保護他。每次，唐媽總是抓著我又哭又鬧，說我「敵我不分，資產階級人性論」。
為了鼓勵俘虜們為我賣力，我經常偷偷地給他們弄些好吃的，是當時「難民」們也難於吃到的。其實是在饒家院301武鬥隊食堂撿些301戰士們沒有吃完的肉類菜餚拼湊起來的。唐媽看見了，也要哭鬧。我只好把肉類菜餚埋在飯盆底下，並叮囑他們吃飯時儘量避開唐媽。有一次露了餡，唐媽大罵我一頓，並向301後勤部長陳捷（外號騷部長。因他臉上長滿了青春痘）告了我一狀。陳捷在二、三舍之間「佘國華講台」（註：文革初期重大冶金系四年級學生佘國華在三舍前一石台上發表「鄭思群為首的校黨委是反黨黑幫」的演講，後該處被同學們戲稱為佘國華講台）處碰見我，用駁殼槍點著我胸口說：「屍長，你啷個搞起的，使唐媽哭哭兮兮的，你以後小心點，不要使烈士家屬嘔氣。今後要改正，不可對俘虜太仁慈，否則莫怪我對你不客氣！」那語氣，倘若我當時不靠裹屍煉出了點膽量，肯定會被嚇癱在地。
從那以後，我照顧我的「幫手」們更隱秘了。鹽茶雞蛋只有藏在衣袋裡揣回來讓他們躲在旯旮里吃。夏紹倫因為是工業校反到底的武鬥隊長，遭的打也不少。特別是301的在戰場死了人，屍體抬回校的時候，有些上戰場打活老虎沒有勇氣，派性又挺強的人，只有在死老虎身上出氣。夏是個挺有骨氣的人，每次遭打不躲閃，從不哼一聲。我在猜想他心裡一定充滿了仇恨。
沒幾天，不知是誰又給我送來兩個俘虜，是貓兒石重慶造紙廠（文革時叫「永紅造紙廠」）兩名反到底「干將」錢某某和蔣某某。我努力回憶他們的名字，沒有成功，畢竟時間太久了。反正姓氏還記得。是兩個近50歲的人。恰恰當天，二十九中送來九具腐敗不堪，屍水橫溢的屍體。是一車赤手空拳，僅拿著《毛主席語錄》的「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宣傳隊的娃娃們，加上一個重大同學蘇玉發，兩個財貿的，正在幫財貿815總部搬家，被反到底武鬥隊開槍射殺。最小的一個女生楊武惠，8月4日死前一天剛滿14歲。他們死後好幾天才轉送來重大。那些屍體已腐爛不堪，不能注射甲醛了，下車後立即用白綢包裹入殮。當天下午就送去沙區公園埋了。是我親自調的車，親自押俘虜去埋的。
我是「屍長」，主要任務是收屍，並不負責關押俘虜。我用的俘虜是有限的。視屍體多少而定。一天有人送來兩個俘虜，我沒有要，叫他們押走，另外找地方關押。我見302部隊的M跟押俘虜來的人說了些什麼後，親自把那兩個俘虜捆起來，交來人押走了。武鬥時期，這種事多如牛毛，我並沒有往心裡去。後來我進了沙區看守所，結交了一個獄友，他是新橋重慶鋁製品廠供銷科長姚福祥。1968年我搞毛主席像章到他廠里去加工鋁板時得到過他的幫助。在看守所相見，自然得到已在勞動班勞動的他許多照顧。後來我也到了勞動班，與他朝夕相處。問他為什麼蹲看守所。他說武鬥時在戰場上槍斃了兩個俘虜。這種事武鬥時司空見慣。我仍然沒有往心裡去。直到1980年對我判刑時，念判決書，把我毫不知情的死人劃到我帳上。我仍然如墜五里霧中。對法官大吵大鬧，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字。最後在省二監獄服刑期滿，留在監獄教育科工作。有事去六大隊，有個叫戴志賢的犯人拉著我道歉說：「屍長，我對不起你！」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遂問他：「啥子事對不起我？」他說：「那次我送兩個俘虜到重大來你沒有收，你們重大有個背槍的同學把那兩人捆起來叫我弄到戰場上去放了，在背後放冷槍就槍斃了。後來清理此案時，我就咬定了你。現在我很後悔，不該冤枉你。如果你要翻案，我給你作證明。和我一起投改的旦維良也可以作證……」啊，原來如此！
302部隊M同學是個好同學，畢業後在重慶一個大型國營企業工作，因工作出色，提升為處長。
槍斃那兩個俘虜的姚福祥，東北遼寧人，共產黨員，真資格的老革命。16歲參加革命，是54軍藍亦農政委的警衛。當時藍是團長。他曾冒死到敵占區去接藍亦農的妻子，讓藍夫妻團聚。他跟藍出生入死，南征北戰打到四川來。因文化知識不足，後轉業到地方，在重慶鋁製品廠任科長。他災荒年害腫病，去找藍亦農，部隊上雖糧食定量高一點，但糧票也不多。藍告訴他，共產黨員要經得起考驗，絕對不可以超越群眾多吃多占，考慮到他是個大漢，糧不夠吃，藍叫妻子把節約的糧票全部給了他。他對54軍有這份感情，自然派性就足了。他身材魁梧，虎臂熊腰，近一米八的塊頭，為人耿介，人稱「姚大炮」，家住陳家灣。後來他被判刑5年，仍回鋁製品廠工作。唉！該死的「文攻武衛」害了多少好同志啊！
法庭宣判時，我對橫空飛來的那兩條人命罪拒絕簽字，決心上訴。後來，與我要好的沙區看守所 警察譚禮軒勸我：「崽兒，你上訴有屁用，老實告訴你，你們文革的案子是市政法黨組定的板，法院只是完成個手續，你不要跟法院的同志吵，憑你承認的那兩條人命，判你13年也不冤，你就算把這兩條命說脫了，照樣判你13年，何苦呢……」我沒有上訴，結果一月後裁定下來，說我：「……文化大革命武鬥期間，指揮、參與、槍殺、打死被俘的無辜群眾×××、×××……等六人，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具體情節一點沒有，寥寥數行字，結了案。當時裁定書上的簽字審判長是某庭庭長王旭，他後來是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他退休後賦閒在家，我和我的同事王連輝去拜訪過他，他說他知道我，因為許多問題存在疑點，市政法黨組雖把案子結在我頭上，但量刑時是酌情考慮了的。我還去申辯什麼呢，比起那些死去的人，幸運得很，知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