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兩位朋友——美國知名翻譯家Stacy Mosher女士和郭建教授正計劃把大陸作家譚合成先生的著作《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譯成英文。可能因為我研究過文革大屠殺，他們便囑我寫一篇英譯本序。我欣然接受這一任務，不僅因為譚著是強化我們民族的文革集體記憶的一部最傑出的實錄，更因為它提供了解構整個毛澤東農民革命神話的最有力的思辨。
在中國共產革命的神話體系中，毛澤東的農民運動無疑是其精義大要之一。毛澤東早年以倡導北伐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和主辦過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發家，往後也一直津津樂道於自己是在農民問題上最終打敗了蔣介石。而中共建國初期的第一場政治運動，也正是土地改革，並由此奠下了「「「「新中國」」」」的第一塊基石。雖然勝利者並不等於正義者，但歷史卻常常是由勝利者們長期書寫的。為此，毛澤東的農民運動神話的非正義性和非人性，一直較少受到學界和異議者的激烈挑戰。
照理，譚合成寫的是他對於1967年8月到10月發生在湖南道縣及周邊地區的大屠殺的第一手調查實錄，似乎與整個毛氏的農民運動史無關。但不無巧合的是：不僅事件發生的地點都是湖南，不少大屠殺的組織者和執行者也都宣稱他們的殺戮是對50年前毛澤東倡導的農民運動的模仿，並簡稱為「第二次土改」。這樣，譚合成50多萬字的血淚記載，就提供給了讀者這樣一個十分簡單卻令人信服的反推邏輯：如果說毛氏農民運動在它濫觴半個世紀後的文革(和平時期)中都還造成如此無法無天、恐怖殘暴的慘案，那麼在它發源的戰爭時期和成型的「暴力土改」的建國初期，還會有什麼基本的人性和正義可言?
譚合成解構的革命神話的支柱之一，是農民運動對所謂「階級敵人」(地主、富農及其子女)鬥爭的合法性和肉體消滅的正義性。在道縣大屠殺中，「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逼迫自殺1397人……四類分子3576人，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換句話說，90%左右的被害者是所謂的「黑五類」——地富及子女。
根據美國學者蘇揚的運用公開出版的三千餘種縣誌的「保守統計」，文革中全中國農村存在著普遍的「集體屠殺」現象，至少有75-15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受害者的大多數也是「黑五類」及子女。儘管道縣的殺人者在屠殺前製造了種種「地富參加造反派、準備暴動」、「要殺貧下中農」的藉口，但事後證明這些完全是憑空捏造的謊言。
道縣的受害者主體——「黑五類」及子女在文革中和文革前處於一種什麼狀態呢?譚合成的調查告訴我們：他們作為飽受歧視賤民群體非但從來沒有過任何「亂說亂動」，甚至已經被長期的無產階級專政馴化到在臨死前都不敢問一句：「為什麼要殺我?」簡言之，他們從來游離於任何派別鬥爭以外，都是百分之百的和平守法者。而且，「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由此，對手無寸鐵的和平居民乃至婦女、老人和兒童的屠殺，無論在國際法、還是在中國自己的法律、甚至共產黨的表面政策(如「黑五類」和子女的區別)中都不具有起碼的合法性。
長期以來，中國官場甚至學界中流行一種文革中「人人有錯」的貌似有理的說法。但看完譚的記述，讀者便會幡然醒悟：至少有一個數千萬人的社會群體——「黑五類」——在文革中一點錯誤都沒有犯過，他們是清白無辜的純受害者。在我看來，如果說他們真的犯下什麼錯誤的話，那就是面對禍從天降式的殺戮，沒有奮起反抗、保衛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和權利。
譚合成解構的革命神話的支柱之二，是農民運動中施害者身份的正統性和支撐他們的「階級鬥爭」理論的神聖性。初一看來，這些瘋狂的群體都是根正苗紅的「貧下中農」，他們的殺戮還有著革命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使之合理化。但是譚合成的調查卻從根本上顛覆了這些虛假的表象。
根據他的調查和引證的內部文件，這些雙手沾滿無辜者鮮血的「貧下中農」們幾乎都是有前科的農村流氓賭徒，貪污犯、搶劫犯、強姦犯和虐待狂。他們殺人的動機根本不是為了什麼美好的「革命」理想，相反是出於赤裸裸的奸淫擄掠的惡欲。
首先，在幾乎所有的殺戮案件中，殺人者在完成了血案後都要在被害者的家裡，用被害者的米麵雞鴨大吃一頓，然後把受害者的所有財物劫掠一空。其次，凡是在受害者是青年女性的血案中，幾乎她們都先被強姦輪姦，後或被殺人滅口，或在他們的父親、丈夫被殺以後強行分配給一個「貧下中農」(大多數情況下為劊子手)當老婆。換句話說，齷齪卑劣的犯罪動機在這些兇手心中早就存在了，而「革命」則是激發他們獸慾的催化劑和掩蓋邪噁心靈的旗幟而已。
或許，道縣大屠殺中的一個有趣的現象更能說明「階級鬥爭」理論的虛偽性：在九千多受害者里，竟有11%左右的人的階級成分也是「貧下中農」!經譚合成的進一步查證，這些受害者在生前大都和施害者有過私人矛盾和衝突：或者是在以往的政治運動里揭露過殺人者的不法行為，抑或和殺人者有過私人的財物矛盾。由此可見，這些施害者的殺戮完全是出於個人恩怨的挾嫌報復、謀財害命，根本和那一套「階級鬥爭」的宏論無關。
值得一提的是：據譚著披露的內部文件，在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血案製造者里，「國家幹部416人，占當時全縣幹部總數的22.6%(縣級主要領導人大多數牽涉在內)，農村基層幹部2767人，占當時全縣基層幹部的66.5%，共產黨員3880人，占當時全縣黨員總數的36.9%。」換句話說，道縣黨員幹部的一半左右是殺人犯、強姦犯、搶劫犯，或至少是他們的從犯。這對於一個時時以「共產主義道德」來自我標榜的政黨和政權是何等強烈的諷刺!而這一革命神話的嗜血本性也正在無聲的諷刺中裸現。
行文至此，一個問題必然會浮上讀者的腦際：這是自發的暴民運動，還是有組織的殺人狂潮?無論是在毛澤東本人對所謂的農民運動的描述里，還是文革後不少善良的讀者的想像中，這些都不過是群眾的過火「自發運動」。然而譚合成深入的調查卻以鐵證揭示：在所有殺人個案中，幾乎沒有任何一個「貧下中農」自發殺人的案件。相反，全部都有幹部、軍警插手的證據。
我們只要稍微舉出幾個煽動和部署殺人的名字和職務，讀者便不難想像他們所代表的是誰——縣武裝部政委、現役軍人劉世斌，縣委書記、縣抓促小組副組長熊炳恩，壽雁區抓促小組組長、區公安特派員陳智希，紅岩區武裝部長王先志……毋庸違言，這些名字和職務代表了中共國家機器的各級構成：黨政機構、軍隊和公安人員。而在公社和生產大隊一級直接動手殺人的又大都是武裝民兵，他們的血腥暴虐還可以拿到生產隊的津貼和最高的工分，為此引發兇手之間的「殺人比賽」。如同作者的極富洞見地的感嘆：「如果殺人可以不償命而且還是『革命行動』，人太容易變成殺人犯了」……
由此，我們得出如下的一些結論恐怕是不難的。首先，如同任何對人權的侵犯先是一種政府行為一樣，道縣大屠殺和文革中的許多著名的暴力屠殺案一樣，完全是一種中共的國家機器行為，即政權對公民的直接殺戮。所謂的暴民政治只不過是國家機器行為的一種結果和延伸，甚至是為國家機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其次，組織指揮和執行這些大屠殺的兇手，大都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中共的黨團骨幹。他們是這一國家機器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和受益者。由此而論，把文革中的暴力殺戮的責任一概推卸到某種抽象模糊的「造反派」群眾頭上是不對的。這既不符合歷史史實，也極大地扭曲了我們民族應有的正確的集體記憶，從而混淆了錯與非錯，罪與非罪的重要歷史界限。
鑑於這場大屠殺的組織者和執行者都曾認為他們是在進行「第二次土改」，這一文革慘案就帶上了揮之不去的土改的陰影，迫使作者進行了更深入的調查和比較。讀者不難發現，道縣文革中的暴力和屠殺不過是建國初期土地改革運動的延續和發展。
例如，道縣發出殺人指令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其實不過是土改時期「人民法庭」的某種翻版。而施害者所採用的對受害者們先開「殺人現場會」鬥爭、再宣判，後用「刀殺」、「沉水」、「棍棒打死」、「活埋」、「火燒」等方法處死，完全是土改殺地主的全套流程。至於那些野蠻的私刑，也和土改中的暴力一脈相承。
值得注意的還有：劊子手在殺戮受害者的事前事後，還常常公開引用他們集體無意識里深深積澱的「土改經驗」。例如，加害於受害者之前，兇手們常常先追逼他們的「浮財」——有的甚至是第一次土改時埋藏的「光洋」。並欺騙他們：這是「土改政策」，交出你的錢來，便可以買下你的命。而在殺光了受害者全家以後，兇手們一定不會忘了土改的傳統——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財物——包括受害者的家庭里的青年女性。如果說有什麼不同之處，那就是暴徒們再也無法從受害者那裡分得土地。因為第一次土改中他們分得的土地，早已經被中共在一兩年後以「農業集體化」的名義收歸了國有。
譚合成的調查和採訪並沒有止步於文革慘案，針對每一個血案，他進一步深入調查了這些受害者到底有什麼劣跡，為什麼會在建國初期的第一次土改中被劃分為「地主富農」。調查的結果是：如果不貼上階級的標籤，這些人非但沒有什麼「黃世仁」、「南霸天」式的臆造出來的罪惡，相反都是清白勤勞、遵紀守法的好人。
他們的唯一罪行就是他們的財產達到了農村中中產階級的水準!如同作者在談到他的思想轉化時所言：「隨著歷史真相不斷浮出水面，特別是隨著對道縣文革殺人事件採訪的逐步深入，我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經歷了唐山大地震般的震撼』，不能不重新審視那些我們曾經奉為『金科玉律』的東西」。什麼是那些被血腥的真相解構的「金科玉律」呢?無疑是毛澤東的農民運動的革命神話。我相信：每一個有良知的讀者，都會在讀完譚合成的《血的神話》後認識到共產革命的非正義性和非人性，認識到毛澤東的革命神話與生俱來的嗜血性。
遺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仍然有一批忠於毛澤東和他的文革的「毛派」。他們是一些什麼人呢?譚合成的調查告訴我們：至少道縣大屠殺的施害者們便是這些「毛派」中的一部分。1984年4、5月——在毛澤東逝世8年以後，新的中共領導人決定派遣工作組到道縣調查這一震驚中外的血案。但是，「工作組一進場，立即被包圍在一片反對聲中。……有的說：『毛主席死了，還鄉團來了!』有的說：『你們到底是來幹什麼的，為什麼盡幫著地富說話?』有的不吃飯不睡覺，拼命地哭：『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老人家來救救我啊……』有的甚至喝農藥、上吊以示抗議……」。這一反常的現象卻又向讀者們提供了一個簡單而令人信服的邏輯：如果中國大陸不痛批毛澤東的革命理論，繼而徹底解構他的農民運動的神話，那麼再來第二次文革、重演道縣慘案決不是一種聳人聽聞的警言。
最後，我們都要深深地謝謝譚合成先生的勇敢，他尚身處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大陸，但為全世界的讀者提供了這樣一本傑出的記載歷史真相併顛覆革命神話的巨著。
2014年元月於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