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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流: 死牢里的對話讓共產黨和馬克思顫抖

他靜得像古井之水說:「恨誰?我誰也不恨!這是中國歷史上躲不過的一場劫難!要說恨,就恨這個造成災難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永遠不會實現,它是馬克思編造出的一個最大的謊言。我相信受騙的人,終有一天都會覺醒。就像這間鐵屋子終究有一天會照進陽光,長出綠草,開出紅花一樣。」

共產黨對判為右派、反革命者執行槍決。(網路圖片)

太史公說:人固有一死,或輕如鴻毛,或重如泰山。

四十四年前(1964年春)難友楊應森因“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案,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我作為重大涉案人員送進死牢接受教育,俗稱“陪場”。楊應森就義後,在我的心頭用血用淚刻下了一首詩:

蓉城獄西墜隕星,壯士飄然易水行;

圖匕雖未斷秦命,卻震中原動國魂。

他是右派,我是右派。在這之前,他是解放軍中尉,中共黨員,我是黨報記者,團委書記。成了“階級敵人”後,同在四川省公安廳“415”築路支隊勞教“改造”。不過他和我都是越“改造”越“反動”的“花崗岩”。六年後他被殺,我被判處重刑。人都是爹媽生爹媽養的,要麼回爐重造,要麼保持原生態。

“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一案,是1962年全國數萬起“反革命”案中的一個大案,稱為“驚天大案”,先後抓捕200餘人,被殺的除楊應森外,還有中共地下黨員、中共西南黨校馬列主義教研室教員、“紅岩志士”周居正。

周居正在1945年讀書時就參加中共,從事地下工作。1947年在重慶發起領導“反飢餓,反內戰”的學生運動,被國民黨抓捕囚於渣滓洞白公館,與《紅岩》作者羅廣斌同關一室。聽重慶難友說,1949年9月,傳來“新中國”即將成立消息,他撕下紅色被面,與羅廣斌一道飛針走線綉制出一面五星紅旗(不知誰個“敢想敢幹”的“作家”把此歷史事實,移植到江竹筠身上)。

誰知新政伊始七年後,他被劃為“極右”,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再過七年後,他被羅織為“馬盟”首犯,被殺於江津永勝茶廠。周的夫人曾昭英,幾十年不曾干過眼淚,兩個兒子“下放”農村,不堪凌辱,一個兒子用鐮刀割喉而死,另一個兒子跳嘉陵江自盡身亡。留下無限辛酸,無限眼淚。

我和周居正在不同勞教中隊改造,但一同關押在成都省公安廳梓橦巷秘密監獄。監獄有三個監區,他關在三監區,我關在一監區。一次放風,大概是新來的獄吏搞不清楚案情,把我們監舍四個人趕到三監區的壩子里去放風。我只聽說他關在這裡,不知是哪個監舍,便引吭高歌:“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人間的烽火,已燃遍了整個歐洲,我們的熱血……”

歌聲喚來了他回應,監舍一處鐵窗的洞孔里彈出個紙團,紙團上寫兩個字:“保重”。再看,一張清瘦的臉頰上嵌著副眼鏡,鏡片後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在黑洞洞的鐵窗後面閃爍,像盞明亮的燈,沒有聲音,只有示意:勇敢點,頂住邪惡!……

“馬盟”一案,兩個共產黨員被槍殺,另有三名“教民”判處死緩,四名判處無期,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多達二十餘人。這三十多名“案犯”,都是清一色的右派,大部分是黨員、團員,他們中的不少人,曾為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出生入死,幾乎獻上生命。他們沒有死在敵人的屠刀下,卻死於為對付自己人立起的“革命”的絞架上。此案至今未昭雪,仍在“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地獄中呻吟。

在“陪場”的二十多個日子裡,我和楊應森在那不足十平米的死牢、黑不見天的地獄,相依為命朝暮相處,談論人生談論未來,談論“人類最偉大壯麗的事業共產主義”,也談論我們曾忠於過的“偉大領袖”……

他腳戴腳鐐,手系背銬,不唉聲不嘆氣,也不怒氣橫眉,更不咒天罵地,靜靜地等著那一天的到來。一天,他突然問我:“曉楓,我死了後,你有什麼打算?”

席地而坐的我,望著黑黑牢頂,恨不來個轟天大雷炸坍這座萬惡的無產階級專政監獄。我沒過多考慮,咬著牙憤憤地說:“活下去,堅決活下去!與他們斗到底!”

他那泰然平靜的雙目落在我身上許久,問:“怎麼活?怎麼斗?”“決不自殺!決不低頭!殺盡那些整人害人的傢伙,大不了像你吃顆子彈。”我望著他那一身洗得發白的舊軍裝,以及那張因長期飢餓,導致營養不良而蒼白的娃娃臉,激憤得有點歇斯底里。

好一陣沉默,他喃喃地自言自語:“冤冤相報何時了,以卵擊石不可為。”然後轉過頭來朝向我,同意又不同意地說:“曉楓,不自殺、不低頭,是對的,但不能有吃子彈的打算啊!你年輕,又有寫作才華,切不能盲動,做無謂的犧牲。中國政局會發生變化,絕不是鐵板一塊,縱是鐵板也會銹化。到了那一天,把你看到的、聽到的寫出來,留下一頁頁歷史……”

我一怔,失望沮喪的心有點驚訝:“有那一天嗎?”

“怎麼沒有?世上沒有不死的人,也沒有萬歲的皇帝。五千多年的中國歷史,換了多少個朝代和多少個帝王?我在想,一個國家,一個政權,能不能通過非暴力的和平過渡,走上自由民主,像西方國家一樣,幾年選一次總統?我看不是沒有可能,但得等……”他面帶深沉的微笑,話中有話,說到這裡戛然而止。

在這之前,我們不少勞教右派也曾私下探索過中國的未來,但礙於告密未敢深究,現在他和我同關在死牢里,還有什麼話不能交流?一個亮亮的光點從大腦閃過,我似乎像抓住了什麼,輕聲問道:“你是說,老毛死後吧?”

他點點頭,認可我的企盼,說:“你三十,他七十一了,儘管人們天天喊他萬歲,他能活到萬歲嗎?我叫過,你叫過,那時叫他萬歲時候,熱血沸騰,渾身激動得發抖,眼裡噙著淚花。以為他會給我們帶來自由民主、幸福昌盛,誰知全是災難。國民黨的人殺,共產黨的人也殺,越殺敵人越多。不僅整得你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連他的戰友高崗、饒漱石也跑不掉,保駕的彭德懷、張聞天也一樣,今後不知還要整誰?”

我大惑不解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干?”

他從地鋪的草席上站起來(死牢沒有囚床,除牆角有個便桶外,就是扔在地上的兩張草席,他和我一人一張),拖著沉重的腳鐐,慢慢地移動著腳步說:“什麼叫共產黨?共產就是你斗我,我斗你,除了農民鬥地主,工人斗資本家外,兒子斗父親、老婆斗丈夫、學生斗師長……不鬥就不叫共產黨。毛澤東最壞一招,就是用美麗的辭彙,把人性靈魂深處最醜惡的東西釋放出來,比如出賣朋友叫分清敵我,落井下石叫劃清界限,揭發親人叫站穩立場,讓人放開手足做壞事。”

他說得入情入理,我聽得有鹽有味,似乎死牢變成了課堂,學生與老師在探索社會發展與國家存亡的道理。他有論有據地分折道:人性的共同特點是趨利避害,總想用輕鬆的付出去換取最大利益。什麼付出最輕鬆?出賣靈魂最輕鬆!共產黨每一次爭鬥,每搞一個政治運動,總有人爬上去,總有人被打下來;爬上去的人少,打下的人多。爬上去的人當官、當長、當書記,打下來的人挨鬥爭、進監獄,淪為社會底層賤民。還有,官位、長位只有那麼幾個,而爭奪的人一大幫。人們為了搶到這個位置,就拚命做壞事,拚命說謊造謠。誰的壞亊做得多,誰的說謊說得大,誰就能搶到最好的位置。有了這個位置,就可以妻榮子貴,作威作福,雞犬升天,這就是毛澤東熱衷的階級鬥爭,這就是毛澤東治國之術。一塊骨頭十條餓狗搶,互相之間你撕我咬,死拼惡鬥。中國早已成了一群瘋狗爭食的國家,沒人格、沒尊嚴,寡廉鮮恥,苟延殘喘。儘管十多年來國家遭受到如此大災大難,可沒有人敢說真話,都隱忍逃逸保全苟活,就是這塊骨頭起的作用。今後想過自由幸福日子,就不要去搶骨頭,各安本分,保持人格尊嚴,多做人們喜歡做的善亊。曉楓啊!切忌去搶骨頭……

是觸動,是啟迪,我回到兩年前曾探索過的題目:中國苦難何日才有盡頭?但未得出答案。他說到這裡,我忍不住岔斷他的話,問道:你和周居正是不是就為這個,才起來組織“馬列主義者聯盟”?

對“馬盟”這個組織到底有沒有?在我心中一直是個謎。

記得,1961年我外逃前,“415”勞教築路支隊在旺蒼快活鎮修築“廣旺”鐵路(廣元至旺蒼),時值蘇共召開21次黨代表大會,曾被共產國際開除的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又重回“國際共運”大家庭。南斯南夫不叫共產黨,叫“馬列主義者聯盟”。“聯盟”的章程寬鬆,只要你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就可以加入,不像中國共產黨又是什麼“工人階級先鋒隊”,又是什麼“獻身無產階級事業”。他們不搞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據說老百姓生活過得不錯。於是,我們中不少人主張中國走南斯拉夫道路,應將共產黨更名為“馬列主義者聯盟”。誰知幾個月後,這些發表自己看法的右派份子均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下抓了幾百人。在大逮捕前夕我和他匆忙見過一面言及此事。之後我因偷米事發,外逃西北,省公安廳視我為此案要犯,發出紅色通緝令。1963年初在陝西被捕押回成都,經數十次審訊,無論誘、逼、脅,我只談知道的事,決不吐露一個難友。雖然審訊員指定這是個重大的“反革命集團”,某某是主席,某某是書記,某某是部長,還說他們都已坦白交代了。我堅持回答:一概不知……

他淡淡一笑,然後說:“根本沒有什麼組織,只是大家在一起議論,探求真理,到底中國走蘇聯之路好,還是走南斯拉夫之路好。”他毫不隱諱地說:“從報上發表的文章看,南斯拉夫道路,和平、理性,不殺同志,不整人民。鐵托不像斯大林那樣專橫,更不像毛澤東那樣暴戾,他總是關心愛護人民,儘可能多給老百姓一點點民主自由。”他接著說:“周居正寫了一個小冊子叫《堅持新民主義革命》,就是這樣說的。儘管我們在暴力的殘酷壓迫下,但仍一致主張放棄暴力,反對武裝起義,停止階級鬥爭,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改官員的任命製為民眾選舉,解散人民公社,把土地還給農民,工廠實行工人自治,由工人選出自己的領導人管理工廠,沒有暴力推翻共產黨的打算。”

他特別提醒我說:曉楓,共產黨已經變成一個強大的法西斯政黨,它有軍隊,有警察,有監獄,佔有國家的一切資源,又極其專橫殘暴。造反,殺你;反對,關你;不跟著它走,沒有飯吃。你我都是吃共黨飯長大的人,參加過共產黨各個政治運動,深知道共產黨的底細。過去說“國民黨寧肯錯殺一千,不肯放過一個”,共產黨卻是“寧肯錯殺十萬,不肯放過一個批評它的孩子”。老百姓殺怕了,嚇怕了,哪個敢起來造反?再有,現在不是國民黨時代,那個時代是私有制,廠礦、商店、銀行都是私人開的,人們可以自由自在找工作。而今整個國家都是共產黨的,沒有私人的企業,沒有個人的空間,大家只有一條路:擁護共產黨,跟著毛澤東走!不要說造反,就是農民在田邊屋角種瓜瓜豆豆,也要被批判被鬥爭。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人只能做狗,還得做咬人的狗,你不咬人別人就咬你。我和周居正,還有你,都是不願意做咬人的狗,結果被人咬得血淋淋……

他這番真誠的吐露,四十多年來一直在我腦海里纏繞:“在毛澤東的統治下的中國,人只能做狗,還得做咬人的狗。”是的,我也被迫做過狗,也曾咬過人,現在自己不咬人了,卻又被別人咬得遍體鱗傷,唉,何時中國人才能真正是人,才能不做狗不咬人呢?

他的這些觀點,在法庭上曾向法官袒露,想說服他們不要做壞事。法官們不但不聽,還大罵他堅持反革命立場,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其實,他說:“殺我的人未必一定要殺我。他們為了要穿衣吃飯,養兒育女,不得已而為之啊!1950年剿匪,我殺過人,你也殺過人。當時我們為什麼要去殺人?不也是為了掙表現,求上進,爭位子。嘿,這個國家把正常的人變成殺人犯,自己為自己造鐵屋子喲!”“鐵屋子?”我重複,不解,迷惑。

“對,鐵屋子!就是這間鐵屋子!中國人都住在鐵屋子裡,只不過大小不一樣。你和我是住的小鐵屋子,老百姓住的大鐵屋子。不過,世界上沒有不變的東西,中國這個大鐵屋子,年代久遠了就會腐蝕銹化。毛澤東搞階級鬥爭,今天整這一批,明天斗那一批。每次政治運動打擊面都是百分之五,十次運動就是百分之五十……你算算,這些年搞了多少次政治運動,損害了多少人?他一定死在你前面。毛澤東一死中國政局肯定發生變化……”

那時,我剛進入而立之年,躁動得不得了,曾想拉支隊伍與共產黨干到底,再不當個刺客,專殺做惡的官員,或者做個江洋大盜,殺人越貨,劫富濟貧,逞一時之快。經過多次交流,多次探討,他的觀點、想法、夙願,對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開始冷靜思考人生,寄希望於中國政局變化,耐心等待毛澤東早日去見馬克思。我能放棄暴力反抗的誓願,正是他們要我“陪場”的目的,真可稱之為殊途同歸。此時的他,不是即將走向刑場的死囚,而是一個佈道的牧師,我是第一個接受洗禮的信徒:讓共產黨在時間的歲月里腐蝕銹化……正因為如此,我才耐著性子蹲了二十多年的監獄,渡過漫漫的長夜,等待黎明的到來。否則我早會伺機奪槍,飲彈長眠,一死了之……

在他等候死神的時間裡,有一天我突然問:“應森,你恨嗎?”

躺在草席上的他,靜得像古井之水說:“恨誰?我誰也不恨!這是中國歷史上躲不過的一場劫難!要說恨,就恨這個造成災難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永遠不會實現,它是馬克思編造出的一個最大的謊言。我相信受騙的人,終有一天都會覺醒。就像這間鐵屋子終究有一天會照進陽光,長出綠草,開出紅花一樣。”

我奇怪不解:鐵屋子怎麼會照進陽光、長出綠草、開出紅花?在最後的日子裡他是這樣說的:

“世界上沒有不變的東西,說不定哪天出個大力士,把鐵屋子打開個洞,腐蝕銹化的時間就會加快。但是共產黨殘暴專橫的本質難改,正如老虎要吃人一樣。只要叫共產黨,他就必然踐踏人權,仇恨民主,蔑視尊嚴!我一生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參加了共產黨。別人騙我,我騙別人,大家就這樣騙下去。曉楓,今後決不能再做騙人的亊了,在鐵屋子有了洞的那天,就不要再做狗,再當工具了!一定做個大寫的具有獨立人格的人!”

那天凌晨,他被叫出死牢,負鐐戴銬走上刑場,被殺於四川灌縣(今屬都江堰市)岷江河畔。時間是1964年4月19日上午11時,時年三十三歲……

此後,我一聽見岷江咆哮,好像聽見他說的那句話:在鐵屋子有了洞那天,大家就不能再做狗,再去當工具了,一定做個人格獨立的人!所以“改正”後回到報社不久,我就“下海”自謀職業去了,不再做騙人者的工具……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往亊微痕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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