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先天不足產生了一個悖論：離權力越近，便離應得的權威越遠，也因之離救世越遠，而救世卻又"好像"必須通過權力。】
如今，虛擬的網絡世界對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兩方面的衝擊：一方面，知識的便捷化、普及化和平民化，導致以專門"占有"知識而與世界保持距離的知識分子普遍產生焦慮感，從而迫使知識分子要麼使其掌握的知識更專業化，要麼趕快退守精神家園的城堡以占據道義的制高點;另一方面，具有高級專業知識和學識的專家紛紛就公共事務發表言論，卻又不能明確證明其救世主張的先驗合理性，加上部分專家學者人格淪喪，被人揪住辮子，進而被網絡妖魔化為"磚家"、"叫獸"。
中國知識分子何以一時間走向神壇，一時間墜入地獄?這種大起大落的形象令人困惑。究其原因，這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大劫難相關：其一是知識分子與權力的關係之劫——自古至今他們與權力過於緊密的關係導致獨立精神的缺失，離權力越近，便離應得的權威越遠;其二是自詡的天命之劫——以救世自立，而又未加證偽，一旦證偽便又失去神壇地位;其三為啟蒙之劫——並不成功的啟蒙經歷導致知識分子地位受損;其四為角色扮演之劫——在入世和出世兩個極端角色之間幾經磨難，知識分子卻始終沒有發現和實踐中間角色。
此四種劫難簡而言之，即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劫"——它導致知識分子無法在走出牛棚後的30年抓住機遇，確立現代責任意識。
權力之劫：離權力越近，離救世越遠
"知識分子的責任"這個議題，具有強烈的中國特色。
從兩千年傳統的角度看，中國知識分子的黃金時期早已過去。歷史上中國只出現過一次真正的知識爆炸——春秋戰國時期，也因此，只出現過一次具有獨立追求的知識群體——諸子百家。也就在這段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開始確立自己的責任意識：救世。面對禮崩樂壞的混戰圖景，知識分子開始尋求救世良方，"士"應運而生。隨著統一王朝的建立，"士"成為"士大夫"，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的千年聯姻就此開始，並在隨後的科舉制度中被固定下來，權力成為知識分子救世的尚方寶劍。隨後直至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喪失了成為獨立的知識階層的歷史可能性，也因之喪失了從第三者的理性角度批判和引導社會發展的道義制高點。所有體制內的知識分子企圖救世的吶喊只能是賊喊捉賊(說來不太好聽)，無論是范仲淹、張載，還是黃宗羲、顧炎武，均無法真正承擔救世責任，因為他們身處士大夫歷史定位的魔咒當中。
中國知識分子的先天不足產生了一個悖論：離權力越近，便離應得的權威越遠，也因之離救世越遠，而救世卻又"好像"必須通過權力。20世紀30年代，從美國歸來的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豪邁地宣布："歷史已經使知識分子階級成為中國人民的領袖，我們無意謙讓。"而宣稱20年不談政治的胡適最終也在抗戰中成為外交官。費正清理解蔣廷黻、胡適一類留學回國學者的最終從政，他認為"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學者是一個政治動物。象牙之塔只是隱士用的"，"西方教授一般都認為應該站在政治圈外，而在中國，這樣做就是失職"。
因此，近代以前中國處於一種"沒有知識分子卻有知識階層"的時代。知識分子的核心內涵——獨立鑽研科學和對公共事務保持批判精神——被權力掩蓋。於是，我們看不到一個個知識分子，卻看到了士大夫群體。
近代以後，中國又進入"沒有知識分子也沒有知識階層"的時代。"五四"以來，啟蒙、革命等話語霸權充斥整個20世紀，從而導致用"精英階層"取代"知識分子階層"的現象，而"精英階層"被想像成具有獨立思想人格的完美英雄、哲人。這實際上是概念的偷換。本應在"問題"的研究中體現獨立精神的中國知識分子成為"主義"的擔道者，從而再次失去了創造"內涵"的機遇。
20世紀中國革命導致對社會分層的僵化定性。由於有知識的人在革命中事實上扮演了精英的角色，其合法地位卻又與"創造歷史的是人民大眾"之說矛盾，於是導致後來對擁有知識的人的尷尬定位和清洗。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才重新令知識分子具有正常身份。與農民、工人等擁有相對穩定而明確的社會角色、訴求和特徵的"階級"相比，根本構不成明確"階級"的"知識分子階級"，終於從社會中剝離出來。這段歷史導致中國當代擁有知識的人也接受了這種人為的剝離。於是，中國社會特有的"知識階層"出現了，其存在本身是政治權力衍生的產品，並非社會存在的現實。
在與政治權力的關係中，讀書人從來持有一種自相矛盾的認識：一方面，學而優則仕;另一方面，對政治本身又持鄙夷的態度，參與權力的運作往往被妖魔化。這種矛盾的認識來自傳統思想中沒有區分"關心公共事務"和"從政"。
知識分子為了證明自己從政的合理性，往往需要改變人們對政治的看法。離開清華大學後從政的蔣廷黻這樣闡明自己的觀點："我對政治的態度是很正常的。我認為政治並不是專為金錢和榮耀。對我說，政治只是一種工作，我認為它和教書一樣的清高。"
而"儒商"這一歷史上更令人生疑的概念，則說明知識分子與財富(權力的另一種表達方式)之間的緊密聯繫。如果說，革命時代政治權力造就了知識分子階層的話，改革時代則是財富權力造就了知識分子階層。
中國知識分子與財富的聯姻，是當代中國歷史最劇烈的變遷。他們轉而投奔另一種權力即財富，這是中國20世紀80年代政治巨變的必然結果。但是，這種投奔也並非必然附帶道義責任的淪喪：其一，無財富的支持，從來就不可能有知識的累積和進步。沒有財富與知識的聯姻，就不可能有科學研究(尤其是當代高科技研究)，歷史上也不可能有孟德斯鳩、康德、馬克思等哲學家、思想家，當然也不可能有藝術的繁榮(畫廊養活、捧紅了多少古代、當代的畫家)。財富本身是無道德性的，某些時候財富被認為是醜惡的，那是因為我們的傳統自孔孟以來即持錯誤的財富意識(如果不是仇富的話)。其二，有知識的人有了財富並不必然淪喪道德。道德是個人的事，是修養，是本性。
從中國社會轉型的當下情勢來說，知識與權力和財富的關係是越來越緊密了，在上述種種原因的背景下，擁有知識的很多人(可能是相對多數)便產生了強烈的焦慮感。但要知道，這種焦慮感在王朝統一強大的時期、在科舉盛行的時期並不存在，因為當時的知識分子本身就以公共權力為目標，通過權力來實踐儒家信條並不被認為不道德。所以，20世紀先從社會制度上砍斷了"知識—權力"的聯姻鏈條，從而導致中國知識分子被精英化，進而被階級化，出現了嚴重分野和內部(如果存在內部的話)激烈的鬥爭;繼而又因"權力—經濟"的聯姻，導致有知識的人進一步分化和邊緣化，於是中國特有的"道德知識分子"理論和主張便盛行開來。
其實，所有焦慮和擔憂，並非全無道理，只是把問題看得過於僵化，在時間上也看得太短了。
天命之劫：知識分子是救世主嗎
知識分子是"麥田裡的守望者"、"精神家園的守夜人"，這是關於知識分子的中國式解讀的最大誤區。這不僅是中國知識分子活得累、活得苟且、活成了"皮上的毛"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始終無法被認定存在知識分子階層的認識根源。知識分子只是社會中擁有相對高水平的知識的那一部分人，既然是在社會當中，必然要和權力、財富等要素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自有知識以來，就有知識分子;知識越爆炸，知識分子越多。如果認為中國不存在知識分子，實際等於否認中國存在知識。從邏輯上說，這是不成立的。
所以，圍繞中國知識分子而產生的焦慮感，並非來自是否真的存在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否死光了這樣的認識，而是來自對知識分子責任的過高期許和對知識分子責任的誤解。我不同意把知識分子分成傳統知識分子、現代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普通知識分子或特殊知識分子的說法，放寬歷史的視野，知識分子只有一種，就是擁有知識的人。
中國知識分子除了歷史上與權力的緊密聯繫之外，另一個本質特徵是他們具有的特殊的救世主思維。儒家對知識分子的說教中首定三綱(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和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宋代發展到頂峰。
這個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天命觀卻存在致命的陷阱：其一，它無法從邏輯上論證一個知識分子在具有了知識和道德後何以能夠治國平天下。也就是說，一個人的知識水平和道德修養水平再高，在無制度保障、無大批這樣的人(階層)集體共同行動的情況下，只能導致走向社會的知識分子個體的扭曲或歸隱。即使成功，也只能是典型的人治。其二，這是把知識和權力關係直接聯繫的開始，從此，中國人對知識的追求即以權力為目標，而非以科學為目標，這是中國傳統上沒有獨立的科學知識系統的根源。
如果僅止於范仲淹的命題，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那麼中國知識分子可能會更謹慎一些，而不是貿然以救世主身份大喝一聲"我來了"。可是，稍晚於范仲淹的張載將"天命"發揮到極致，他說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為天地立心，是做大哲學家;為生民立命，是做大思想家和道德衛士;為往聖繼絕學，是做大學者;為萬世開太平，是做大政治家。時至今日，張載的命題仍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終極理想。恰恰就是這個終極理想，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永遠無法"承受之重"。知識分子以無比豪邁的精神宣告其天命所在，而忘記了自己只是社會的一員。
張載命題並沒有在邏輯上回答"為什麼知識分子是絕對正確的"這樣一個前提條件。張載無法回答，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無法回答，因為它不是一個科學判斷。一個科學的判斷必先承認自己可能是錯的(即證偽)，繼而才能走到證明的進程中去。
明代"異端"知識分子李贄在《焚書》中有一段振聾發聵的話："公但知小人能誤國，不知君子之尤能誤國也。小人誤國猶可解救，若君子而誤國，則未之何矣。何也?彼蓋自以為君子而本心無愧也。故其膽益壯而志益決，孰能止之。"這就是所謂"君子誤國，尤勝於小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警惕張載命題在實踐中的可能性錯誤。與之相比，范仲淹要謹慎多了。單就其命題而言，范仲淹只是突出了中國知識分子心憂天下的那個終極關懷，並沒有強調無限的正確性這個前提。所以，如果當代知識分子要古為今用的話，有限的天命觀要比無限的天命觀好，因為它給社會帶來的潛在性危險小得多，也不失所謂的知識分子良心和風骨。
啟蒙之劫：黃宗羲、顧炎武與李大釗、陳獨秀
中國知識分子責任的另一個議題就是知識分子是否要承擔啟蒙的責任。自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不僅承擔了革命和道德良心的義務，還承擔了開化民智的義務，也就是啟蒙的義務。
就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想家而言，黃宗羲和顧炎武是代表。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顛覆了傳統理論對君王的定位。在《原臣》中，他進而論斷"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否定了王朝家族興亡的重要性，而倡導"萬民之憂樂"為社會發展的根本判斷標準，在一定意義上具有了民權意識。
顧炎武則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觀進行了啟蒙。這便是他的"亡國"和"亡天下"之說。此說重新詮釋了傳統華夷之辨的世界觀，具有啟蒙意義。但是，令顧炎武萬萬想不到的是，他的重新解釋最終被清初統治者運用，致使中國重回天下一統的世界觀中去了。
五四時期的啟蒙同樣具有有限特徵：首先，這一大批知識分子勇氣有餘而準備不足。他們自己並沒有真正覺醒，在一些根本問題上沒有搞清楚，包括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魯迅等在內，忽左忽右，左衝右突，根本原因在於理性勇氣背後的知識準備不足;其二，救亡圖存的使命觀取代理性啟蒙的負責形式。這就導致最終所有的五四啟蒙思想家均進入政治鬥爭陣營，各為其主，失去了獨立知識分子為理性負責的經典意義上的啟蒙含義。
無論黃宗羲、顧炎武還是李大釗、陳獨秀，從本質上說仍然屬於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他們並未明白啟蒙的現代性含義(為理性負責)。當民族和國家的生存發展，而不是人的理性的普遍覺醒成為終極關懷的時候，這種啟蒙僅僅是有限的啟蒙。筆者稱之為"中觀層次的啟蒙"。
中國如果還有啟蒙，那麼下一步的啟蒙應該回歸啟蒙的現代性，這才是中國知識分子真正的責任所在。當人的理性成為啟蒙的核心目標的時候，知識分子對權力和財富的依賴性會減少，也會因之出現真正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
角色之劫：老子、福柯與陳寅恪
在探討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天命觀和啟蒙使命之後，與責任相關的重要話題就是如何扮演角色的問題了。
傳統上中國知識分子介入社會扮演角色通常有三條路：入仕、歸隱和造反。所有這三條路都直接和政權相關。這是一種狹義的權力–知識關係。面對狹義的權力，傳統知識分子實際上只有兩條路："窮則獨善其身"(歸隱、出世)以及"達則兼濟天下"(入仕、造反)。在入世和出世兩個極端角色之間幾經磨難，卻始終沒有發現和實踐中間角色。在古代，知識分子保守的做法是"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在當代，這種意識仍然是主流，只是在大街上時不時地——除了"賣紅薯的"之外——出現"扔石塊的"和"打醬油的"(網絡用語，指心裡明白卻只願做看客)這另外兩種角色。"打醬油的"和"賣紅薯的"秉承的是陶淵明"採菊東籬下"的傳統，"扔石塊的"秉承的是落第書生洪秀全式的傳統——總歸沒有找到合適的門路。
隨著20世紀後半期知識系統的迅猛發展，在知識分子的角色問題上，思想家們開始了前所未有的慎重思考。福柯指出了另外一條道路：
知識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變他人的政治意願，而是要通過自己專業領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對設定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問，動搖人們的心理習慣，他們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認可的事物，重新審查規則和制度，在此基礎上重新問題化(以此來實現他的知識分子使命)，並參與政治意願的形成(完成他作為一個公民的角色)。
自福柯開始，知識分子進入反思自身的階段，而中國知識分子的定位，也經歷了一個類似由傳統的明確到現代的迷失階段。馮友蘭說中國知識分子遇到問題習慣繞著走，西方知識分子則是正面進攻。中國式的思維習慣於從智慧的角度解釋問題，因此並不特別依賴邏輯。
回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論題，如果以東方智慧進行解讀，這個問題的提出本身就充滿儒家色彩：非得明白什麼是責任才能承擔責任嗎?老子早就對一味追求並拘泥於道德的儒家(儘管他沒有提到儒或者孔子這樣的字眼，並且比孔子大四五十歲)提出過批評。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看來，老子的認識和福柯的主張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預設必須去扮演的角色可能會最終害了目的本身。無論從老子的標準還是福柯的標準看，近代以來中國只出現過有限的幾個知識分子，陳寅恪即是其中之一。陳先生不做自我標榜之表面文章，不做一呼百應之口舌爭辯，以其堅毅的人格力量拆解了權力，善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