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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輝:壽則多辱 魯迅之弟周作人凄慘中死去

左圖:周作人與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右圖:周作人翻譯了不少日本古典作品,譯文顯示出他中文和日文的造詣都很高,“只可惜,人品與學品不在一個檔次上。”

說到魯迅,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陌生,中國人所熟知的阿Q精神就出自於他的作品。不過,很多中國人並不知曉的是,魯迅全然沒有對中華民族的熱愛,其不僅在作品中充滿了對中華文化的全盤否定,對暴力、仇恨的宣揚,而且在根本立場上站在蘇俄和日本一邊。這樣的魯迅,顯然符合了中共奪取政權的需要,符合了中共毒化民眾、給民眾洗腦的宣傳需要。魯迅成為了被中共利用的一個知名文人,也是後來被中共抬高的原因。

好在魯迅沒有活到中共建政,因為1949年後中共黨魁毛澤東曾說過這樣的話:如果魯迅活著,要麼自己閉嘴,要麼進監獄。而魯迅的弟弟周作人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所謂壽則多辱,活在中共統治下他,儘管百般小心,還是沒有逃脫凄慘的結局。

與魯迅絕交

1885年出生在浙江紹興的周作人,原名櫆壽,與魯迅一樣,幼年在家鄉的私塾三味書屋接受傳統國學教育。1901年,考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在此改名為“作人”。當時他學習的輪機專業都用英文教材,因此周作人有了很好的英文基礎。此後,他考取了官費生,與魯迅、好友許壽裳等人在1906年留學日本。

在日本留學期間,周作人先補習日語,後攻讀海軍技術,最後轉學外國語言,曾學過希臘語、俄語和梵文等。他與魯迅共同翻譯出版了《域外小說集》一、二部分,算是對翻譯的嘗試。這也為他以後從事翻譯工作打下了基礎。

1911年,周作人從日本回國。先是做了4年教英文的中學老師,後到北京大學附屬國史編纂處做編纂,1918年出任北大文科(文學院)教授,擔任希臘羅馬文學史、歐洲文學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學等課程,並創辦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出任首任系主任。

大概在1919年,周作人、周建人與魯迅三兄弟共同買下了八道灣11號(新街口)的房子,結束了長期的寄居生活。他們還將老母親接到北京來一同贍養。不料,1923年,周作人突然與魯迅斷絕了往來,魯迅很快搬了出去,並將老母親接到了新家。後來,魯迅在去取書時,竟遭到了周作人夫妻的辱罵,周作人還拿起一個香爐砸向魯迅,好在被別人搶下,沒有鬧的更大。

周作人與魯迅間失和的原因究竟是什麼?當事人至死都沒有透露,坊間是眾說紛紜,有的說是魯迅偷看周作人日籍妻子羽太信子洗澡被發現了,讓周作人震怒;也有人說是魯迅趁周作人不在,調戲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絕後,兄弟失和;還有人說周氏兄弟因為文化上的觀點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從中挑撥,造成了這樣的結果,等等。不管是什麼原因,兄弟從此成了陌路。

1936年10月魯迅在上海離世後,周作人沒有前往上海,而是繼續在北大上課,但臉色很不好看。

留守北平淪為漢奸

全面抗戰於1937年爆發後,日軍佔領了北平(北京)。當時北大、清華等高校和眾多師生南遷,周作人不顧胡適不要捲入政治漩渦的勸告,選擇了留下,成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並受校長的委託看守校產。

起初,周作人只是給留下的學生上課,並沒有出任傀儡政權的任何行政職務。然而,隨後發生的一件事,改變了周作人的人生。

1939年元旦,自稱是他的學生的客人求見周作人,見面後,突然開槍將他擊倒,子彈射中銅扣而受輕傷。凶手逃逸後未被捉獲。戰後有人在美國撰文,自稱當年是學生,不滿周的親日行止而下手。

槍擊案後,日本憲兵進駐周作人家,周作人正式下水,接下汪精衛南京政府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3月應聘兼任北京大學“文學院籌辦員”,開學後兼任文學院院長。從此,淪落為漢奸。此後從1940年開始,周作人又先後兼任偽政府的“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中日文化協會理事”等職務。

任職期間,他配合日本人對中國人進行親日教育,去東京晉謁日本天皇;慰問日軍傷員,捐款1000大洋;跟隨汪精衛去“偽滿洲國”叩見溥儀;在文章中一再宣揚“中日親善”、“大東亞共存榮”等。這顯然已經超越了一個有道德操守的知識分子的所為。

也因此,在抗戰勝利後,周作人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名逮捕,最初差點因為“賣國罪”被判死刑,在一些人的斡旋下,被判處14年有期徒刑,後改判為10年有期徒刑,改判的原因是新任校長鬍適替他證明有保全北大的圖書和設備之功,但這樣的功勞是無法改變其“漢奸”的實質的。

留在大陸初期短暫的安寧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華民國總統,與中共進行和談。在此氛圍下,政治犯被釋放。周作人也在其中。被釋放後,他前往上海學生尤炳圻的家暫住。

曾在北大上過周作人課的台灣人洪炎秋在《所認識的周作人》一文中回憶:“周作人知道將被釋放,叫尤君寫信給我,說他想來台灣,問我有沒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醫師,向他借用北投的別墅供住,郭君滿口答應,我於是立刻回信給尤君,告訴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費用,我和老友張我軍可以負責設法,可是他出獄後沒能即刻來台,後來就斷絕消息了。”

但不知什麼原因,周作人沒有前往台灣,也拒絕了胡適離開大陸的建議,反而回到中共佔領下的北平。他給周恩來寫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長信,做了自我檢討,大概是想得到中共的接納。由於中共本身亦曾與日軍勾結,也曾幾次賣國,所以對周作人這個漢奸的投靠並未拒絕。

中共1949年10月建政後,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灣的老房子,專心翻譯歐洲古典文學和寫作,以稿費維持生計。從1952年8月起,他出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製外特約譯者,每月預支稿費200元人民幣,按月交稿。

1957年“反右”運動中,周作人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的兒子周豐一被劃為右派,停發工資,讓他的經濟負擔大增,他只好給中共領導人寫信,他的稿費此後增加到每月400元人民幣。這在當時可不是筆小錢。

人民出版社負責與周作人聯繫的編輯文潔若在《晚年的周作人》一文中寫道:周作人翻譯了不少日本古典作品,時間跨度達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譯起來都揮灑自如,與原作不走樣。最難能可貴的是,不論是哪個時代的作品,他都能夠從中國豐富的語彙中找到適當的字眼加以表達。這說明周作人中文和日文的造詣都很高,只可惜,人品與學品不在一個檔次上。

1964年9月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周作人的稿費又被減至每月200元人民幣,當時他的妻子羽太信子已去世。

文革凄慘境遇申請安樂死

文革爆發前,出版社聯繫周作人翻譯的最後一部譯稿是《平家物語》,他在文革前翻譯出了前七卷。

1966年2月的一天,周作人到街上購物,不小心跌倒了兩次,在鄰居的幫助下,才回到住所。可能是擔心跌倒是高血壓引起,周作人還找醫生量了血壓,結果正常。靜養之後,依然靠撰文為生。

同年文革爆發後,出版社業務停頓,並於當年6月停發了周作人、錢稻孫的預支稿酬。此時,他們所譯的作品早已被斥為“大毒草”,而在上級指示下利用他們的專長組織翻譯的出版社領導則被痛斥為“招降納叛”,還被關進了“牛棚”。

《晚年的周作人》一文透露,出版社的稿酬斷了後,周家上下八口人就只能靠周豐一、張菼芳夫婦微薄的工資來維持,日子過的很緊張。由於周作人不屬於任何單位,也就享受不到公費醫療。一次,張菼芳陪著周作人去協和醫院看病,確診為前列腺良性腫瘤。還是一位並不寬裕的好友借了他50元作醫藥費。

1966年8月22日,在毛的鼓動下“造反”的紅衛兵們也衝進了八道灣周作人的家中,首先砸的就是其母的牌位。周母是1943年去世的,她的牌位和周作人的女兒若子、周建人的兒子豐子的牌位一道,一直供奉在周作人家的佛龕上。沒想到,“破四舊”將這些牌位全部砸毀。

24日,紅衛兵再一次來到周家,將房子查封,並將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樹下,用皮帶、棍子抽打。為首的紅衛兵看到周作人年邁,就提醒手下的小將們:“不要打頭部,得給他留下活口;好叫他交代問題。”待到中午周豐一回家,紅衛兵們遂將“革命的怒火”發泄到他的身上,對其一頓暴打。54歲的周豐一右腿被打壞,當時就昏死過去,直到二十多年後還有後遺症,腿經常發麻,行走不便。自然,周作人的幾個孫男孫女也跪在旁邊“陪綁”。

不僅如此,紅衛兵們還佔據了後罩房後加蓋的一大間屋子,監視周家人在外“反省”。周作人只好蜷縮在後罩房的屋檐底下,後因支持不住,躺倒在地上。這樣過了三天三夜,他們靠著老保姆悄悄送來的食物維持著。

後來下起了雨,張菼芳便硬著頭皮去找紅衛兵,央求對方好歹給個安身之地。紅衛兵於是讓周作人睡在洗澡間,其他人待在東邊的屋子裡。夏末初秋,格外潮濕的澡堂里蚊子很多,曾經養尊處優的周作人被咬的體無完膚。

不久,周豐一作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圖關進“牛棚”。半個月後張菼芳再次向紅衛兵求情,算是在廚房的北角給周作人東拼西湊搭了個鋪板床,讓他睡在那裡。

紅衛兵還為周家規定了生活標準: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們向糧店打了招呼:只允許周家人買粗糧。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著臭豆腐喝點玉米麵糊糊。由於營養不良,又黑間白日囚禁在小屋裡,他的兩條腿很快就浮腫了。在中學當老師的張菼芳,每天還得到學校去集中學習。但回家的路上,她不時地到藥鋪去為公公買點維生素片,或到副食品商店去買些鬆軟的糕點。待監視的紅衛兵睡熟後,就躡手躡腳地踅進小屋去,偷偷塞給周作人。周作人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念叨:“我還不如早點死掉算啦,免得這麼牽累你們。”

據說,當年9到10月間,他兩次給派出所寫過“呈文”,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後的文稿,“呈文”大意說,他已年過八旬,在延長生命,也只是徒增家人的負擔,因此懇請公安機關,允許他服安眠藥“安樂死”。可是他並沒有得到回復。

隨著時間的流逝,紅衛兵的監視也就沒那麼嚴了。每當監視的紅衛兵出去,張菼芳就將周作人攙扶到戶外,呼吸些新鮮空氣。天冷後,她還給周作人裝上了爐子,並用舊報紙把窗縫糊嚴。就這樣,總算將1966年的嚴冬對付過去。

最後的結局

1967年5月6日,似乎與往常並沒有不同。早晨周作人喝了老保姆熬好的玉米麵糊糊,老保姆並沒有發現有什麼異常情況。可是等到下午兩點多鐘,住在同院的鄰居偶然隔著玻璃窗往裡看了看。只見老人趴在鋪板上一動也不動,姿勢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趕緊打電話給張菼芳,把她從學校喊了回來。

張菼芳趕回家後,發現周作人全身早已冰冷,應該是正要下地來解手時猝然發病的,連鞋都沒來得及穿。時年83歲。

在當時的情形下,周家人沒有辦法把遺體送到醫院去查明死因,只好匆匆銷了戶口,送到八寶山去火化了事,骨灰盒也暫時存在那裡。但按照規定,三年後必須取回,否則將被處理。三年後,周家人或插隊,或去五七幹校,各奔東西,周作人的骨灰不知去向。

周作人1964年在八十歲生日時曾作《八十自壽詩》,最後兩句是“低頭只顧貪遊戲,忘卻斜陽上土堆”。或許周作人彼時已有預感:貪戀文字遊戲的自己,終究逃不脫人生的又一劫,誠所謂壽則多辱也。

參考資料:

1、《晚年的周作人》

2、《挖歷史》2014年九州出版社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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