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稿《西安事變的起因絕非抗日》，收到這樣的評論：「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中國共產黨以大局為重，捐棄前嫌，最先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並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出不懈的努力。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起草的《八一宣言》，比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同年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進一步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路線。」
此看法頗具代表性，因而有必要寫一篇小文，讓世人知道，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毛澤東到底是以民族大義為重，仃止製造內亂呢？還是以個人權位為重，乘亂奪權呢？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起草的《八一宣言》時，毛澤東還未抵達陝北，此時西北本是一個相對安定的地區，早在一九一四年二月，就連被認為「一介武夫」的馮欽哉也提出：「懇荒、栽樹、設銀行、辨平民工廠」的治西北方案。[注3]西北各地方勢力，經過多年較量、重整。勝利的經驗，失敗的教訓，使他們深深體會到，要能維護他們的統治地位，只有：「穩定人心、二分軍事、三分政治、五分經濟，經濟有辨法，一切有辨法。」[注4]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西北不少地方政府，都在勵精圖治。如山西閻錫山政績顯著，成了全國著名的模範省。青海、甘西的馬步芳，也在致力於本地區的建設，並獲得本民族的擁護，因而具有相當大的戰鬥力。此時，西北地區本來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地區。
不幸，自從毛澤東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進入陝北後，頻頻挑動內戰，破壞了西北地區相
對安定的局面。如中共「向南要奪取甘泉、宜川兩城，赤化宜川、洛川兩縣，向東要占領黃河西岸五縣以上。」[注5]挑起與井岳秀、高桂滋等地方勢力的內戰。
同年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以及中共中央於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山西石樓召開會議，討論貫徹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精神。請看看毛澤東這位精於謀略的中共決策者，怎樣理解和貫徹共產國際第七次大的精神的。為了「有效地爭取同盟者，必須高舉抗日的旗幟。」[注7]並提出了「全國紅軍集中河北」[注7]的口號。提出該口號的目的是甚麼呢?僅僅是為了「爭取同盟者。」[注7]該口號的實質是甚麼呢？毛譯澤東做了專門的解釋：「並非真的要去河北尋日本開戰。」[7]「故東征山西，打通抗日路線。」[注7]實際上是「創造大規模的根據地。」[注7]「惟一的任務，是取消賣國賊(誰是『賣國賊』呢?『其[指蔣]兩次抗議蒙蘇，協定尤見端倪』，『賣國鐵證』即維護祖國領土主權的南京中央政府)的資本，並擴大紅軍。」[注7]不難看出，中共的政策並沒有改變，仍然「惟一的任務」是從當地政府手中奪取權力。從便「創造大規模的根據地。」[注7]只不過更注意包裝，把挑動內戰，說成是「打通抗日路線」[注1]，把反中央說成是反「賣國賊」(「其[指蔣]兩次抗議蒙蘇協定尤見端倪，賣國鐵證」[注7]，把南京中央政府為了維護祖國的尊嚴，說成是賣國的鐵證)而已。張學良用更通俗的話來解釋：「用抗日愛國話，向內向外活動。」他們在抗日口號下，進行叛亂。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後，又在「打通抗日路線」的幌子下，進攻全國模範省山西，把內戰戰火燒至全模範省－－－山西。
後又與張學良制訂大規模內戰計劃："雙方商定了東北軍與紅軍聯合行動之西北的計劃，計劃的中心內容是『以蘭州作大本營，建立局面，打通友邦。』即以抗日為號召，通過紅軍與東北軍的聯合行動，奪取寧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與蘇聯結成聯盟。「首先要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主要是在川西的紅二、四方面軍北上，與陝寧的紅一方面軍合力廓清陝、甘、寧、青四省的反共部隊……。」
「為策應兩廣及華北局面，西北發動決定提早，以解決西北蔣介石力量為原則。」
再看看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聯名給共產國際的密電：
「我們所希望的地區為青海、甘西、寧夏至綏遠一帶，我們除加緊與蔣介石進行談判，
求得在一般基礎上要求他們承認劃出紅軍所希望的防地外，還需須解決一個具體作戰問題，因為即使蔣承認紅軍占領這個地帶(這個可能是極大的)。也不見得能使這一地帶的土著統治者自動讓出其防地(這個可能是很小的)。這一地帶布滿著為目前紅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許多堅固的城池，堡壘及圍寨，需蘇聯確實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技術問題……。」[注59]
「以一方面軍攻寧夏，先占領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數城寨待接取飛機大炮後再奪取
之。以四方面軍從蘭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領青海，……逐步向甘、涼、肅前進。沿途堅城不攻，待從外蒙取來之技術兵種配合攻取之，……。」[注59]
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異口同聲的告訴世人：(「即使蔣承認紅軍占領這個地帶[這個可能是極大的]。」[注59])即既使是中央軍撤離西北後，他們仍要侵占西北地區當地地方政府管轄的地區，仍要在西北地區挑動內戰，他們不僅從蘇聯得到的輕武器是用來更殘酷的屠殺自己同胞的，甚至從蘇聯取得飛機、大炮也是用來轟炸西北地區地方政府所管轄的堅固城寨。
還有甚麼比槍口對準誰？大炮射向誰？飛機轟炸誰？更能說明他們竟究是反內戰，還是在乘亂奪權呢!(中共給共產國際的此一密也電證明了中共的實際行動以及中共的<八一宣言>等抗日宣傳，根本不可能感動西北地區廣大軍民，以致中共必須從蘇聯取得飛機、大炮，來攻取西北地方政府早已控制的城寨，且張學良是同謀，此一事實徹底否定他們的「反內戰」、「抗日」等虛偽宣傳。)
……。
直到七七全面抗戰，正如曾任毛澤東私人秘書李銳先生後來著書所說：「毛澤東教育全體中共黨員，認清中國是蔣介石的，因而中國失敗得越慘越好，中國的領土被日本占領得越多越好。」[注11]據當時接近毛澤東的人士透露：「毛澤東在延安獲悉日軍攻入南京這一消息後，與東京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一樣高興如狂，舉杯慶祝，並因興奮與唱酒過度而滿臉通紅。」據日軍報導：「以中條山為中心盤據於山西東南之第十八集團軍主力，於我軍攻擊重慶軍時，不但始終隔岸觀火態度，且出動游擊隊威嚇重慶軍側面，並乘解除敗殘軍之武裝。」[注12]中共就是如此緊密配合日軍，來對付他們的共同敵人－－－中共曾在西安事變後宣誓效忠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他們之間還有「協調機構」。中共著名的間諜頭目潘漢年，每半月向日本特務機關提供一次情報，由潘直接交給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特務小泉清一，日本特務機關每月提供給潘漢年兩千元的情報費用，而且第一次付給了一萬元。潘漢年還持有日本人給他的特別通行證,該證件上面寫著：「凡日本軍、憲、警如對證件持有人有所查詢，請先與日本總領事館聯繫。」[注12]在中共與日軍共同對付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協調機構"中，中共方面的人員還有袁殊，一九四六年到達中共根據地後，擔任中共特務機關華中聯絡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共建國後，擔任大陸政務院情報署付署長,中共中央軍委聯絡絡部副處長等要職。[注12]邵式軍，邵於抗戰勝利後，逃往新四軍駐地，其巨大財產被國民政府沒收；胡均鶴，胡於抗戰勝利後，被國民政府判漢奸罪入獄，出獄後就到潘漢年處報到，一九四九年後是中共華東情報部門的負責人。[注12]呂一峰，抗戰勝利後逃往中共根據地，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後，呂擔任在重慶的西南軍政委員會統戰部長的要職……。
……。
有人將毛澤東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的所做所為，歸納八件大事，現引用於後：
「第一件，就是在9.18後兩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即根據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命令，起草並通過了『關於執行共產國際緊急任務案的緊急任務案』。公然聲稱：『9.18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從而再次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而『武裝保衛蘇聯』的方法，就是『紅軍要奪取(南京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在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敇乘國難而將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推向了一個高潮，從而大大地擴展了紅軍的力量，從原來只占據五個縣發展到了二十個縣。」
第二件，就是9.18事變之後兩個月，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命令之下，於1931年11月7日蘇聯國慶日，在中國江西瑞金篡立了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不僅意在分裂中國，製造兩個中國，為日本製造第三個中國偽滿洲國做出了榜樣，而且頒布「憲法」，號召中國境內的一切少數民族地區的都脫離中國、獨立建國（偽憲法第十四條）。
第三件，1932年1月28日，就在第一次著名的淞滬抗戰開打、全國人心振奮之際，中-共非但沒有派一人一槍枝援上海抗戰，卻大派他的地下黨員混入正在上海積極抗日的十九路軍與第五軍中，號召下級官兵造反，起來奪取軍隊權力，並成立革命軍人委員會，審判和處決正在與日寇殺得血肉橫飛的「國民黨反革命軍官」。（參閱北京師範大學主編的<中國現代史>）。
第四件，1933年春，因蔣介石為抵抗日本離開江西親自指揮長城抗戰，中-共不僅再一次高呼「第四次反圍剿勝利」，而且進一步擴大了武裝叛亂和武裝割據，從5萬紅軍發展到三十萬，從占據20座縣城擴張到占據四十五座縣城，將贛東至閔西的所有白點、即所謂「白區」全部「拔除」。也正是在這一期間內，中-共在它已經占據的「蘇維埃國土上」，對所謂改組派，托派AB團大開殺戒，將整個「蘇區」即前蘇聯在中國的革命占領區，殺得愁雲慘霧。其間，僅毛澤東一人所發動的「富田事變」，就殺了十萬人。
第五件，1933年，中-共又勾結陳銘樞部叛變南京國民政府，篡立所謂「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甚至篡立「福建人民共和國」，以進一步分裂中國。
第六件，1934年10月21日，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紅軍，即「前蘇聯紅軍的中國支隊」，雖然一邊聲稱摌反對第五次圍剿失敗，南下突圍敇，但卻在同一時間內，摌宣布長征，北上抗日敇，從而製造了紅軍北上抗日的第一大人間謊言。但是，他們先向南逃跑至湘西，後再南逃至貴州東部，因先後想在湘西和貴東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目的破滅，只好再西上逃跑到川北的懋功，並在此與從大別上西逃五千里而來的紅四方面軍、從原湘鄂川黔根據地逃跑而來的紅2、6軍團會合。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肅俄界會議上，決定放棄川、陝、甘方針，策定經過甘肅東北和陝北，以游擊戰爭的方式打通國際路線，到接近蘇聯的地方去建立根據地，以便在不測之時，能夠逃入前蘇聯。後因於無意中發現陝北還有一支劉志丹帶領的共-產-黨紅軍，於是，中-共中央遂在1935年9月28日，於榜羅鎮召開會議，決定留在陝北，會合劉志丹。1935年10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遂發表講話稱：要在陝北來領導全國的革命！請注意，不是摌要在陝北領導全國的抗日敇。
第七件：紅四方面軍張國燾部，因與毛的中央紅軍內訌分裂，其一部遂接受史達林的命令摌西進敇企圖占據甘肅和新疆；一部則南下，企圖另立摌革命根據地敇，實際上是為史達林吞併我國土的野心摌作前驅敇，結果，幾乎被中國國民革命軍全部殲滅，只剩下數百人逃亡到了蘇聯。請注意，他們也是西進和南下，而不是北上或東進打日本。"
第八件(筆者改寫)：毛澤東以
地盤－－－助張「肅清蔣系勢力」以能據西北稱雄；
權力、地位－－－封張學良為「未來的國防政府首席」與「軍隊統帥」；
以及金錢－－－「特別是有取得蘇聯援助的保證」，即以外蒙古為師：「三月間的蒙蘇
協定，就是告訴中國的革命者，你們可以如此做，我也可以與你同盟。」[注4]他們要以外蒙古為師，在「西北成立大局面」，並「與蘇蒙結盟。」[注8]他們實際上要將遼闊的中國大西北，像外蒙一樣，從中國的版圖中割裂擊去，像外蒙古那樣附傭於蘇聯，以換取蘇聯的援助。(即「東北軍一旦脫離南京政府，則財政來源完全斷絕，加上紅軍，每月至少應得到國際三百萬元的資助。同時，東北軍脫離南京後，武器來源也完全斷絕。因此，飛機、重炮、各類步槍、機槍、架橋備，以及各種彈藥，都需要來自國際的援助」)等「權力高帽」、「政治大餅」，以及金錢等幕後陰謀活動，來煽動張學良與南京中央政府決裂，據西北稱雄，而發動西安事變。筆者在<中共在安事變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文中，詳細的探究毛澤東是如何影響張學良的。)
這就是「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中國共產黨以大局為重，捐棄前嫌，……。」
人類歷史上，多少罪惡假正義而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多少罪惡假抗日而行。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毛澤東到底在幹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