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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大師羅網生死:亂世中 人該有政治智慧

——巫寧坤、馬思聰和瞿同祖三位大師的悲壯人生

三位大師馬思聰、巫寧坤和瞿同祖,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的人生有相似也有不同。相同點是都落入羅網。

今天上午,著名翻譯家、英美文學研究專家巫寧坤在美國逝世,享年99歲。

有朋友問我,政治智慧有什麼用?我一不當官,二不惹事,就想平平安安過生活。這話糙理不糙,也是要政治智慧幹嘛?其實,政治與哲學有點相似,你說哲學有什麼用?哲學是有關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學問,大而無用。你關不關心地球,地球也會運轉,不以你的意志為轉移。但政治和哲學真的沒用嘛?政治和哲學沒有小用,但有大用,是解決人生方向性大問題的。何以見得?我們先講講馬思聰的故事。

馬思聰出生於1912年5月,享年75歲,廣東海豐縣人。中國著名的作曲家、音樂教育家,被譽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早年留學法國,考入法國巴黎音樂學院。1932年回國,成名曲有《搖籃曲》、《綏遠組曲》和《西藏音符》,其中大家耳熟能詳的就是他的《思鄉曲》。1949年馬思聰被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的院長。1967年馬思聰率全家偷渡到香港,後由美國駐香港領事陪同飛抵美國。馬思聰成了叛國者。馬思聰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我是音樂家,我珍惜恬靜、和平的生活,需要適宜工作的環境。況且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當然,我個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起來,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分子。去年夏秋所發生事件,使我完全陷入絕望,並迫使我和我的家庭成為逃亡者,成了漂泊四方的“飢餓幽靈”,如果說我的行為在某種意義有什麼越軌的話,那就是我從中國逃跑了。馬思聰為什麼要逃亡?因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中央音樂學院的革命激情像紙一樣被點燃了。馬思聰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被關進了牛棚。8月3日,一輛貼有“黑幫專用”標語的卡車將馬思聰和10餘名黑幫押回學院,接受紅衛兵面對面你的批判。有一個紅衛兵將一桶漿糊扣在馬的頭上,大字報貼在他的身上,“牛鬼蛇神”的高帽子被戴在頭上,脖子上掛了兩塊牌子,前寫“資產階級音樂權威”,後寫“吸血鬼”,一個破搪瓷盆和一根棍塞在他的手裡,讓他一邊走,一邊敲。馬思聰感到萬念俱灰。後在女兒馬瑞雪的幫助下化妝出逃到廣州。1967年1月15日,馬思聰將身上所有的5萬港幣都給了蛇頭,帶著妻子、兒子和女兒乘坐一條拖船在大雨中偷渡。1月16日抵達香港。1月19日飛抵美國。後長期在費城居住,恢復了其音樂生涯。馬思聰1949年留在大陸是錯誤的,因為他不懂政治,不知道共產黨是一個極權主義政黨。毛澤東在建國初期曾對從海外歸來的學術精英說:歡迎你們上了共產黨的賊船。一語成讖。馬思聰就像森林中的獵物不知不覺走進了陷阱。馬思聰有兩個選擇,一是放棄成了獵物,二是掙破羅網逃出去。這是一個政治選擇,是考量政治智慧的時刻,它充滿了風險。如果船被劫住了或者邊防軍人開槍,被擊斃了。這些風險都存在,但它有一線生機,那就是可能逃出去。馬思聰選擇了逃,他僥倖成功了,他贏得了20年自由的生命。

1949年馬思聰身居大陸,陷入羅網,但巫寧坤與馬思聰不同。巫寧坤,翻譯家,1920年9月生,江蘇揚州人。今年98歲,現居住在美國。1951年,正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博士的巫寧坤,接到燕京大學校長邀請他回國任教的急電。接到電報之後,巫寧坤很激動,他感到“一個新時代、一個嶄新的社會,似乎隨著一個新政權的建立已經來到了”。巫寧坤決定放棄他的博士學位,回去為“新中國”效力。當時,比巫寧坤小六歲的李政道,與巫寧坤是好兄弟。巫寧坤問李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李笑著回答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李政道的話讓巫寧坤丈二的和尚摸不到頭腦,“洗腦”?腦子還能洗?巫寧坤回國後從事英語教學。先後在北京燕京大學、天津南開大學、北京國際關係學院等校任英美文學教授。1954年起,巫寧坤開始受到批評批判,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打成極右派,1958年4月,被勞教。文革開始後繼續受到各種批鬥、批判。1978年,被“平反”的巫寧坤,去北京飯店拜訪到中國訪問的李政道。久別重逢,讓巫寧坤無限感慨:分別二十七年後,他們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李政道留在美國,功成名就;巫寧坤回到祖國,卻歷盡劫難和凌辱。李政道回國受到最高領導的接見和宴請,作為國賓;巫寧坤回到祖國,卻成為了人民公敵,遭受勞動改造和“牛棚”的煎熬。1991年,巫寧坤離開了中國,到美國定居。後來,巫寧坤將他的苦難人生和共產極權的罪惡寫成了一本書《一滴淚》。余英時先生說:王國維曾引尼採的名言:“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一滴淚》便是“以血書者”,巫先生以“受難”的全部人生為中國史上最黑暗時代作見證,這是他個人的不朽的盛業,然而整個中華民族所付出的集體代價則是空前巨大的。巫寧坤年輕時思想偏左,對共產黨有好感。抱著滿腔愛國熱情自投羅網,不僅學業荒廢,而且遭受無盡的苦難。對比李政道可謂天壤之別。但巫先生將

自己的苦難和對中共極權的控訴寫成一部血淚史,警示後人。

但還有一位大師的命運值得我們關注,他就是法學家瞿同祖先生。瞿同祖出生於1910年7月,享年98歲。瞿同祖的著作《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英文版1961年在巴黎出版。此書從法律和社會的角度研究中國歷史,被譽為開創性的著作,成為西方研究中國法律和中國社會的必讀參考書。1945年春,應魏特夫之邀赴美,任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歷史研究室研究員,從事漢史研究。1955年,被聘為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並開設“中國法律”課程。1965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爆發的頭一年,瞿同祖辭職回國了。因沒有工作,只好返回原籍。直到1978年才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65年是瞿同祖先生學術生涯的轉折點。瞿同祖先生為何要回國呢?並且是在文革的前夜回來的,那時中國早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2004年瞿先生曾談及這段經歷,他說:“國內發生文化大革命,我怎麼知道呢?連劉少奇都不知道要發生文化大革命,我怎麼知道呢?而且我不了解國內情況,我回國,事先沒有跟國內聯繫過。”瞿同祖先生不懂政治,也不關心政治,可謂兩耳不聞窗外事,埋頭只讀聖賢書。與自己的命運開了個玩笑,回國就失業,從此,再無佳作問世。

現在,我們總結一下。三位大師馬思聰、巫寧坤和瞿同祖,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的人生有相似也有不同。相同點是都落入羅網。不同點是馬思聰拚死掙脫,重獲自由,他得益於醒悟和勇氣;巫寧坤在羅網張開後,定居美國,寫出了《一滴淚》,他得益於醒悟。可見,在亂世中,人應有政治智慧,一是要有政治敏感性。如果他們關心政治,了解中共的極權本質,1949年前馬思聰離開大陸,巫寧坤和瞿同祖也留在美國,則他們都有精彩人生和大的作為。二是落入羅網後要醒悟。人很難識別羅網,但掉入羅網後要醒悟,要尋求辦法逃脫。三是要有勇氣逃脫。在羅網中要冷靜、智慧和有勇氣,拚死一搏,尋求生機。四是無法逃脫要順其自然,調整心態,努力生存下去。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BOXUN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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