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時候，我和內人游台灣。第一站自然是台北，數日內環島轉了一圈後，再度返回台北。在台北的自由行僅一天。那日天氣晴好，賓館早餐後，進地鐵直奔台灣大學，先到傅斯年墓地作默默拜祭，之後在師大路附近的殷海光故居門前，作短暫停留，接著便到雲和街梁實秋那幢日式庭院故居。不久，內人的表妹來電，於是應約匆匆趕到台北市政府，一同在那裡用午餐。
午餐後造訪中正紀念堂與國父紀念館，接著趕到神往已久的誠品書店。只要一入誠品書店，感覺時間流逝加快。因次日必須隨大巴前往桃園機場，原打算赴陽明山的計劃，轉眼竟城泡影。幾年來每次出遊，興奮之餘總會留下些許失望。這次未能到陽明山林語堂故居一覽，成了台灣之行揮之不去的遺憾。文革前讀書，林語堂、梁實秋的名字早已熟知，但在大陸，這二位僅作為「反動文人」供人們謾罵、批判。1949年之後大陸作家的散文，大概很難與他們比肩。「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的名家中，魯迅大名不能忽略。文革時期所有新華書店內，書架上除毛澤東的「寶書」外，《魯迅全集》雄據第二。我在中學讀書時，魯迅的大作讀過幾篇，知道老先生屬「痛打入落水狗的戰士」，其實是胸襟略顯狹隘，字裡行間火氣不小。「五四」後的名家中，林語堂與梁實秋，當然還有周作人的文章，我們這一代學生連一個字都未見。周作人不用說，因為是欽點文化漢奸，可發表一些回憶魯迅的文字。
文革後的1980年代末，林、梁差不多同時獲平反。其實「平反」二字也不準確。「反動文人」的帽子，從官方到學校雖早已「公認」，但從未見紅頭文件正式宣布。況且林、梁二位先後早已離開大陸，大陸也沒有一個權威機構，可以將「反動文人」的帽子，正式戴在他們的頭上。故除了文章和書在大陸完全遭禁之外，他們幾乎未遭受太大傷害。當然也沒人料到，林、梁各種版本的散文集，1980年代末起，竟又在大陸各出版社紛紛出版。由此推論，「反動文人」的帽子也已不翼而飛，故稱「平反」大概也不算離譜。不過大學文學專業的師生，著述中也許難免沿用「右翼文人」一詞強加於林、梁二位。我年輕時讀書與經院文學無緣，也不受經院文學的規則約束，對「右翼文人」的說法頗不以為然。林、梁二位當年對民國政府的指責批評，絲毫不含糊。
所謂「右翼文人」，完全出於左翼文藝家妄自尊大的心理。左翼文人們大多有「學而優則仕」的雄心，這一點林語堂早已看透，後來的事實證明了林的判斷。林語堂與梁實秋在仕途上毫無鑽營的欲望。在我看，二人俱屬20世紀最傑出的自由主義文學家。
似乎沒人將林與梁的名字並立一起，除了我之外。我將林的名字置於梁之前，絕非含文字高低的判斷在內，而是因為林年長於梁8歲。林1895年生於福建龍溪（漳州）的牧師家庭，梁1903年生於北京一中產之家。二位同為散文聖手而風格不同，試圖比較他們的文字高下，無疑是愚蠢的。周作人的文字雖淡雅沖和、令人嘆服，但文中散發計程車大夫情結於我有距離感。真正使我感覺親切如沐清風者，是林、梁二位的文章。
林、梁都曾在清華園內留下過足跡。梁在清華前後共8年，其中1916年適逢林從聖約翰大學畢業，隨即到清華當英文教師。梁在文章內，數次提到從北大畢業後在清華教務處當職員的余上沅，但未提到林。林在文章中亦從未提過梁，好像根本不知世上有梁實秋。據我所知，此後梁在文章中也僅有一次提到過林，而且也只是偶然。
1919年林語堂赴美留學，其間在哈佛師從白璧德（Irving Babbitt）教授，4年後梁實秋也在哈佛受業於白璧德門下。白璧德是享有盛譽的新人文主義學者，他的學生中還有陳寅恪、吳宓、湯用彤等人。梁實秋服膺白璧德學說，林語堂則轉向叔本華。不久林又遊學歐洲，於1923年回國，次年加盟魯迅的《語絲》，文字生涯差不多由此開始。1927年林離開北平，不久遷往上海，寓居愚園路近江蘇路的花園洋房。
通觀林語堂的文字風貌，除散文小品外，兼涉小說、傳記與譯作。其散文談教育、談文化、談讀書與買書、談西裝與中裝、談女人、談吸菸與戒菸、談交友、談椅、談睡眠的床……。林下筆揮灑自如、輕鬆舒展，既清新活潑，又辛辣諷刺。魯迅看不慣他「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的品質，不僅文字上絕不讓步，甚至在郁達夫寓所紅著脖子與林當面爭吵，嚇得王映霞在慌亂中奮力勸解：「周先生請不要生氣了！」王映霞是令郁達夫傾倒的美艷嬌妻，那時與達夫住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弄堂內。林語堂提倡幽默、性靈、閒適的筆調，更是遭到左翼文藝家們的圍攻。《共產黨宣言》的中文譯者陳望道，就公開攻擊林「是為反動派服務的」。
這實在是「無獨有偶」。1927年當林語堂在為《語絲》勤奮筆耕的時候，梁實秋回國到上海，被胡適、徐志摩拉入《新月》。新月書店起初在馬當路，後遷往四馬路（今福州路）。同年，梁在《復旦旬報》發表《盧梭論女子教育》，遭魯迅駁斥，從此與這位左翼旗手的筆戰拉開序幕，繼而筆戰範圍擴展到翻譯乃至文學的階級性等。「喪家的」「資本家的泛走狗」這一影響深遠的罵名，正是魯迅所賜。與林語堂一樣，梁實秋也是孤身奮戰，而左翼文藝家聯盟正在謀劃中。梁在上海筆戰三年，接著赴青島大學執教四年，其後攜全家回北平。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不久北平淪陷，全家流離顛沛，輾轉終抵於重慶北碚。在重慶，梁實秋的《雅舍小品》大放異彩，一時洛陽紙貴。
梁實秋的散文選材不拘，尋常瑣事、家長里短，皆可成文。諸如飲酒、品茶吸菸、聽戲、麻將、請客、小吃、睡覺、下棋、打鼾、女人、男人、中年……凡能下筆，無所不寫。梁文字裡行間，流露出讀書人悠然閒逸的氣息，於詼諧情趣中，顯出有節制的嘲弄，又不失親切溫良的名士風。我到中年後，才有幸讀梁的散文小品。每當一冊在手，難免「相見恨晚」的感嘆。林語堂與梁實秋，兩位同屬自由主義文人，林的文字筆墨縱橫，灑脫不羈；梁則俯察古今，左右逢源。若必欲分辨他們的風格，其實風格即其人——我的謬見是：林語堂近於李白，而梁實秋近乎杜甫。
1945年日寇投降，梁終於帶著全家回到思念已久的北平。想不到4年後又無奈匆匆離開北平，南渡到台灣，而且這竟是一次永久訣別。台北雲和街那幢日式寓所，離師大路很近，也是梁實秋自離別清華後居住時間最久的地方。這與林語堂不同。蘆溝橋事變的那一年，林應美藉女作家賽珍珠之邀，舉家赴美，40年後的1966年回台北定居。
林語堂故居位於陽明山半山腰，由他自己實踐的中西合璧的設計原則，與他「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自我寫照相符。1976年，林語堂因病作古。11年後，梁實秋也駕鶴西去。近10年的時間內，他們生活在同一個城市，同為文化界所仰望，而他們之間，竟仿佛有點「敬而遠之」的味道。其中原委，我無法探知，留給後人的大概也是答案難求的懸念。然而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卻在不期然而然中，避開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與腥風血雨的悽慘下場，遠離了徹底喪失尊嚴的下跪、批鬥、遊街、羞辱、鞭撻與賤踏……。
反觀當年圍攻林語堂與梁實秋的左翼文藝家們，自「胡風集團」遭受殘酷打擊開始，多少人陷入惶惶不可終日的地步；到了1957年整風反右巨浪襲來，他們已是齊刷刷地整體跪下聽候發落。直至1966年文革，當年的左翼文藝家們，幾乎無一倖免地成了任人宰割的「牛鬼蛇神」，沒人能躲過比死亡更慘的劫難。不知他們在牛棚中或自殺前，是否會想起曾遭他們口誅筆伐的「反動文人」——林語堂與梁實秋——各自在台北所享有的安然與寧靜。
不知何日重遊台北。到那時上陽明山，訪林語堂故居，也算了卻一個心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