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和他的朋友們或判刑，或勞動教養，歷盡摧殘。直到毛澤東死後，中共中央才開始複查此案。1980年司法部門的複查結論是：「胡風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個以胡風為首的反革命集團。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應屬錯案錯判。」[27]胡風和他的朋友們入獄25年後才得以無罪釋放。但是，為了維護毛澤東的面子（實則是黨的面子），「平反通知書」中對胡風的政治歷史、文藝思想和文藝活動仍有不少捏造之詞，爾後又過了8年，胡風一案才從政治上到文藝思想上得到徹底平反。此時已是胡風蒙冤33年之後，而胡風業已辭世3年之久。
「反胡風運動」後，毛澤東又在全國範圍開展了「肅清反革命運動」（簡稱「肅反」）。許多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交代」或被「揭發」出「有某些歷史問題」的知識分子，又成為「肅反」對象，造成了不少冤案。
比起「武訓傳」批判與「思想改造運動」，「反胡風運動」的懲罰手段升級了。在前兩次運動中，雖然對知識分子態度粗暴，亂扣「反動」帽子，畢竟還是在思想批判的範圍之內，批判對象沒有受到任何處份；而「反胡風運動」則將持不同文藝觀點的知識分子統統打成「反革命」，送進監獄。從此，毛澤東整肅知識分子進入一個新階段，動輒扣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帽子，對知識分子的「無產階級專政」成為國家機器的主要職能。
把中華民族導向災難的「反右運動」
1956年是中國知識分子難得的平靜而舒暢的一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報告中指出，經過「思想改造」後的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是國家建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為改變科學落後的狀況，會後又號召「向科學進軍」。2月，赫魯雪夫在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上的秘密報告中揭露了史達林的暴政和個人崇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基礎因此而被撼動。為挽救極權統治的危局，毛澤東提出了緩和政治矛盾的「十大關係」和博得知識分子歡心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進而公開鼓吹有「獨立思考的自由」和「宣傳唯心論的自由」。於是有人歡呼，中國迎來了「知識分子的春天」！
可是這不過是毛澤東設計的一個圈套，一年後毛把這些舉措統統稱為「引蛇出洞」的「陽謀」。1957年1月，他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交了底：「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他們不搞什麼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幹什麼。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同時，他還泄露了所謂「雙百」方針的天機：「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地位。」[28]他的所謂「百家爭鳴」，不過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爭鳴」，而「百花齊放」不過是只讓他喜歡的「香花」「齊放」，至於他不喜歡的那就必然被視為「毒草」而剷除之，歸根結底，在毛的思維中，被統治的知識分子只能作馴服的奴隸！
為了使他設計的圈套具有誘人的光彩，一個月後，毛澤東發表了長篇講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29]，用「人民內部」的美名來麻痹人心。3月12日，他又發表了「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聲稱「雙百方針」「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號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向共產黨提批評意見。為鼓吹「鳴放」，毛澤東從3月6日到20日這15天內，在京、滬等地對各級幹部至少講了9次話，他批評老幹部中有90%對「雙百」方針有牴觸。4月下旬，「整風鳴放」開始了，中共號召黨外人士消除一切顧慮、毫無保留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要求黨內外之間「拆牆」、「填溝」、「通氣」。4月30日，毛澤東甚至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說：大學裡如果對黨委制有意見，可以考慮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可是，39天後，凡是表達過同樣意見的人，無一不被打成「右派」。
經過連續幾年的思想批判運動後，知識分子其實已噤若寒蟬，不敢也不願對共產黨提意見。只因毛澤東反覆動員，各單位領導人奉命「熱忱」相邀，繼承了「以天下為己任」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終於為毛澤東的「誠意」所動，紛紛在鳴放座談會上開懷暢言，使1957年5月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熱鬧的「鳴放」局面。5月10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羅隆基說，文教機關中青年黨員不應該也不能夠領導老年的舊的高級知識分子，他指出：「無產階級小知識分子同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是個矛盾。」[30]這句話深深刺痛了只不過是小知識分子出身的毛澤東。他聽了統戰部長李維漢的匯報後，覺得一年來不斷謀劃張設的大羅網可以收網了。
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一篇供黨內幹部閱讀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把4個月前向高級幹部交的底告訴一般黨內幹部。他將鳴放中「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贊成民主」的人統統稱為「右派」。毛寫道：「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在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這是他慣用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策略。[31]在毛澤東的親手策劃和中共總書記鄧小平賣力執行下，6月8日開始「收網」，全國開展了所謂的「反右派鬥爭」。所有在「大鳴大放」中敢於直言的知識分子統統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從此，在「專政對象」中，除了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份子之外，又加上了「右派分子」。
全國被打成「右派」的共55萬人，占當時全國知識分子總數的11%。他們全部被迫「勞動改造」，一部份還被關進監獄。此外，在反右運動中，小學教師和農村區鄉幹部中也有不少被打成「右派」，估計人數達50萬；但不久後中共中央決定，不在小學教師和農村幹部中劃「右派」，於是他們就改戴「壞份子」或「地主」這類「帽子」，境遇比「右派分子」還要慘。「反右運動」後期，在「右派」之外又劃了一大批屬於「內部控制使用」的「中右分子」，其人數估計在50萬以上。總之，經過「反右」運動，中國知識分子中有30%左右成為專政對象和「異己分子」。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民族大災難。
「反右運動」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不僅打擊了所有敢於獨立思考並直言的知識分子，而且毒化了整個社會，完全顛倒了是非標準。1958年，毛澤東為他自己精心策劃的「陽謀」取得了「輝煌戰果」而得意忘形，公然自比秦始皇，說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誇耀自己坑的儒比秦始皇多100倍。他還說，「對資產階級還是少一些良心好」。毛澤東一向否定普遍的人性，1942年5月他就說過：「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32]如今，他連良心也否定了，在他身上只剩下一個比秦始皇還要暴戾的暴君之品性。在視良心如敝屣的騙子和暴君的威懾下，造謠、告密成為時尚，出賣靈魂的咬人、整人者官運亨通，中國從此進入一個史所未見的恐懼與謊言相交織的時代。
鎮壓了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後，毛澤東的權力欲大大膨脹。1958年春，在「反右運動」尚處於收尾階段時，他就迫不及待地發動了以征服自然、「向地球開戰」為目標的所謂「大躍進」運動。「大躍進」從全民打麻雀和全民大煉生鐵開始，全國到處高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豪言壯語」，到處出現畝產「幾萬斤」、「十幾萬斤」糧食的「衛星田」。毛澤東再一次為他的「勝利」所陶醉，提出今後農田只需要留下三分之一種糧食，以解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甚至還提出「三年實現共產主義」的美夢。結果則適得其反，全民大煉鋼鐵使全國的森林遭到毀滅性砍伐，結果卻是廢鐵渣堆積如山；農業「放衛星」的謊言造成餓殍遍野，從1959年到1961年，全國餓死4,000萬人，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場大災難。這正是毛澤東用欺騙與鎮壓兩種手法實施統治的必然惡果，但喪失了人性和良心的毛澤東卻毫無自疚自責之心，他為了逃避責任而宣布「退居二線」，讓劉少奇出面主持黨和政府的日常事務。這場由毛一手造成的大災難最後被中共歸咎為「自然災害」。事實上，這3年中國的氣候基本正常，並無大旱大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