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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內蒙古「造反派」與內蒙古軍區的衝突

內蒙古軍區軍訓部副部長柳青開槍射殺學生韓桐一事並非偶然,而是內蒙古軍區的陰謀,目的是通過無端殺人而激怒學生,一旦憤怒的學生衝擊軍區,就讓軍區有了大規模開槍鎮壓的口實,從而可一舉剿滅與軍區對抗的「造反派」組織的成員。這已為軍區官兵私下的言論所證實。

1967年初在內蒙古軍區大院門口軍隊與「造反派」發生了衝突,一名軍官奉命開槍打死了一個學生。這是「文革」中軍隊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的第一槍。分析這一事件的真相有助於了解「文革」中軍隊奉毛澤東的命令「支持革命左派」、鎮壓群眾的經過。「文革」並非由「四人幫」一手遮天、操縱始終,軍隊介入地方政治的嚴重負面效果也不是「林彪集團」的獨自作為。本文所記述的這個事件是了解「文革」史當中長期以來被刻意遮蓋的部份的一個重要「窗口」。幾乎可以說,由於缺乏對這類真相的了解,中國人對30多年前的歷史其實所知甚少,即令是經歷過「文革」的人也往往如此。

一、1967年2月5日發生在呼和浩特市的「韓桐事件」

1967年2月5日中午,數百名內蒙古學生「造反派」「呼三司」的成員以及工人「造反」組織「河西公司8.18」的成員聚集在呼和浩特市內蒙古軍區大院的南門外靜坐,抗議奉命以「支左」的名義介入、控制地方政治的內蒙古軍區鎮壓「造反派」組織,當時周圍還有上千的圍觀者。一個20多歲的學生拿著擴音器帶領大家呼口號:「強烈要求軍區檢查錯誤!」「劉昌不投降就讓他滅亡!」「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

軍區大院里一片沉寂,原來堵在門口的軍用卡車已撤離,衛兵居然也無影無蹤了。在軍區辦公大樓前築起了臨時工事,持槍荷彈的士兵無聲無息地蜷縮其後,主樓頂上還架起了機槍,對準門外靜坐的「造反派」。大院外「河西公司8.18」的工人中有不少人當過兵,憑經驗覺得軍區很可能要採取行動了。

中午12時15分,一名軍官右手插在褲兜里,徑直從軍區辦公樓里出來,到大門口朝那個帶頭喊口號的學生喝道:「不許胡喊,這是軍區!」學生回答:「就喊!」軍官威脅道:「再喊就斃了你!」學生的回應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此時,那軍官突然從褲兜里抽出手槍,對著這名學生連開兩槍,學生應聲倒地,鮮血從前胸泊泊湧出。那個開槍的軍官將槍放回褲兜里,若無其事地回到主樓里。

軍區大院門外頓時亂成了一團,「軍區開槍了!」「打死人了!」「呼三司」的學生們奮臂挺胸要往裡沖。而在軍區大院的主樓里,內蒙古軍區負責人向埋伏在臨時工事里的士兵們下達了「準備戰鬥」的命令,士兵們精神振奮、摩拳擦掌,準備在鎮壓學生中立功受獎。但是,大院門外「河西公司」的工人「造反派」站到了第一線,一面高喊:「不要上當,這是陰謀!」一面拉起手來一齊向後退,阻攔住背後向前涌動的人群。最後軍區門外憤怒的人們止住了腳步,而軍區主樓里卻傳出了一陣失望沮喪的咒罵聲。

這就是1967年初震動內蒙、影響全國、甚至引起外蒙關注的「二.五韓桐事件」。3個小時以後,那位學生傷重死亡。他的名字叫韓桐,內蒙古師範學院外語系四年級學生,托克托縣人,學生組織「呼三司」的成員。醫生從他的肺部取出一顆手槍子彈,診斷結果是,子彈打穿肺動脈,因失血過多而死亡。開槍殺人者是內蒙古軍區軍訓部副部長柳青。

這是「文革」中軍隊向學生開的第一槍。這一槍標誌著軍隊奉命介入「文革」的惡果初次暴露;這一槍也顯示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層在他們製造的「文革」混亂中的左右失據。毛既想通過煽動「造反派」達到打倒政敵劉少奇及其支持者的目的,又怕「造反派」因爭奪政治權力而互斗、造成局勢失控,只好動用軍隊介入「文革」中的地方政治,依靠軍隊來收拾亂局;然而這又陷入了新的兩難局面,讓軍隊去控制局勢相當於把軍隊當作「消防隊」來用,但讓軍隊在「支左」中介入「文革」中群眾組織之間極其複雜的派系衝突,則無異於放手讓軍隊在這樣的衝突中「縱火」添亂。中國社會經過了「文革」前17年的意識形態高壓和「階級鬥爭」鼓動之後,積蓄了巨大的反體制、反秩序的能量,這些能量的形成是社會心理長期被扭曲壓抑、群體情緒極度緊張化的必然結果;但是,這種能量當時只能通過迎合政治氣候的形式(忠於毛、忠於毛的「革命」路線)變相地釋放出來,於是彼此對立的群眾組織以及準備鎮壓「造反派」組織的軍隊,都喊著相同的「忠於毛主席」的口號,彼此卻怒目相對,甚至刀槍相向。

二、軍隊該支持哪派組織「奪權」?

1967年1月上海市「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奪了上海市委的權。毛澤東大為讚賞:「《文匯報》由左派奪權,這個方向是好的。」「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都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1月9日和16日,毛通過《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向全國的「造反派」發出號召:「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中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

毛澤東號召的這股「奪權」之風立即刮到了內蒙古,「造反派」組織紛紛聞風而動。1月6日,《烏蘭察布報》社被造反派奪權,報紙更名為《重要新聞》。1月11日,《內蒙古日報》社也被奪權,報名暫定為《東方紅電訊》;奪權者是報社內部的「造反派」,他們與學生「造反派」組織「呼三司」、工人「造反派」組織「8?18」、機關幹部「造反派」組織「黨委紅旗」聲氣相通。「造反派」控制的《內蒙古日報》新版準備於1月23日問世。然而,就在1月22日下午,千餘名立場保守的「紅衛軍」組織、「工農兵」組織成員在報社內的「保守派」接應下,衝進《內蒙古日報》社準備接管,要把報社的權力從「造反派」手裡奪回來。這些人破壞了印刷設備,甚至動手毆打報社的工人。呼和浩特市的「造反派」組織聞訊趕來,由工學院的「井岡山」組織一馬當先,圍住「保守派」,先是舌戰,繼而打人、砸車。「保守派」因寡不敵眾,不得不撤退。正當「造反派」們慶賀勝利之際,軍隊也介入進來了。

1月23日凌晨,一連全副武裝的軍人闖進報社印刷廠,帶隊的內蒙古軍區群眾工作部副部長高碧當即宣布對報社實行軍事接管,報社的所有門口全站上了士兵,他們端著上了刺刀的槍,只許進不許出。報社內部的「保守派」組織立即掛出巨幅標語:「堅決擁護解放軍接管報社!」。而「造反派」則怒不可遏地上前質問:「為什麼軍管?」「奉誰的命令?」高碧的答覆是:「我們奉軍區的命令而來,軍事接管就是軍事佔領,一切聽從軍區的指揮。」內蒙古軍區是根據「保守派」的消息決定採取行動的。22日晚6時,從報社逃離的「紅衛軍」和「工農兵」組織的「頭頭」到軍區求援,晚11時軍區黃厚副司令員接見了他們。軍區黨委認為情況嚴重,決定請示中央軍委。「中央軍委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回電指示:「一定要調查清楚情況,情況不明,不宜輕易表態。要站在革命左派一邊。軍隊不得動武,可以出面調解。」根據這一指示,軍區黨委命令高碧先去「工農兵」組織的總部了解情況,「反奪權」失敗的「工農兵」組織向高碧提供的自然是一面之辭。高碧隨後帶著部隊來到報社,現場當然是一片混亂,根本不可能「調查清楚」,事實上也不可能識別誰是「真正」的「革命左派」。

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希望把中國變成一個軍營式的「大學校」。但事實上軍隊心目中的「左派」與毛心目中的「左派」往往是兩回事。無論是從觀念、出身還是從社會地位的角度去看,軍隊都很容易與「保守派」組織結成天然的盟友。軍隊是黨的工具,當然支持那些主張維護現存秩序的「保守派」組織;那些主要來自農村、出身於貧下中農家庭的軍人,顯然也比較容易接受「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政治教條和對領袖及執政黨的愚忠思想,更習慣用成份、出身、政治面貌以及對黨和軍隊的態度來衡量群眾組織的「好」、「壞」。恰恰是「保守派」組織的成員、理念、行為,最接近軍隊的信念,因此,軍隊很容易把「保守派」組織認定為「真正」的「革命左派」。於是,介入「文革」中地方政治的軍隊就成了「造反派」組織批判的對象。在《內蒙古日報》「奪權」事件中,「造反派」的批判矛頭首先指向內蒙古軍區副政委劉昌。

1月23日晨6時,「造反派」組織把劉昌請到《內蒙古日報》社,與之辯論。劉昌再三對「造反派」解釋:這次行動是「來保衛工廠」、「怕發生衝突」。由於報社內的「造反派」群情洶洶,劉昌不得不下令部隊撤離報社。但「造反派」仍然與他繼續辯論。這場辯論從《內蒙古日報》社轉移到了內蒙古師院「造反派」組織「東縱」的會議室,13個內蒙古的「造反派」組織和北京清華大學著名的學生「造反派」組織「井岡山」的代表,要求劉昌承認「三點結論」:第一,軍管名為「保護機器」,其實並未採取任何措施如此做;第二,軍區支持「保守派」,打擊了「造反派」;第三,這次錯誤的性質是軍區與「保守」勢力相勾結,鎮壓「革命群眾」,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經過長達數小時的辯論和爭執後,劉昌不得不承認:此次行動沒有調查研究,沒有依靠報社內部的革命同志,沒有按照毛主席的路線辦事,犯了錯誤,願意接受同志們的批判。劉昌表示:「這次派軍隊,在客觀上,實際上是從精神上鎮壓了革命造反派,犯了政治立場錯誤。」劉昌認錯之後,「造反派」組織決定:要成立調查組,弄清事件真相;同時責令內蒙古軍區的負責人於1月24日下午2時到《內蒙古日報》社做檢查。

三、軍民衝突的升級

從《內蒙古日報》社撤兵以及劉昌認錯並不意味著此事件的結束,軍隊既已介入地方政治,捲入了群眾組織的派性鬥爭,就把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的衝突轉化成了軍民對抗,於是一系列事件接踵而來。內蒙古軍區先出兵後撤兵,於是「造反派」組織抓住此事逼迫軍區正式公開認錯;而手握重兵的內蒙古軍區則刀槍相向,嚴陣以待,以強壓弱,拒不讓步。面對軍隊對民眾的武力高壓,「造反派」起先是請願求見,然後又靜坐抗議,同時大舉哀兵,爭取輿論和中央的支持。從1月25日開始直到2月5日韓桐被軍隊殺害,在將近半個月的時間裡,幾乎每天都有衝突發生。

雖然內蒙古軍區副政委劉昌1月23日在「造反派」的壓力下被迫承認了上述「錯誤」,但內蒙古軍區黨委立即推翻了這一說法。1月24日下午內蒙古軍區黨委開會,與會的軍區黨委會成員黃厚、王良太、劉昌、張德貴、王勇成、蔣文奇等人統一了認識,做了兩項決定:第一,暫不檢查,因為真相不明;第二,出兵、軍管、撤兵都是正確的,是為了保護報社和工廠,並沒有支持哪一派。因此,軍區拒絕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到報社作檢查。

隨後,內蒙古軍區又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策,採取了一系列激化軍民矛盾的措施:軍區各單位人員嚴守崗位、晝夜值班,進入戰備狀態;將集體收存的槍支彈藥全部發還個人,沒有武裝的工兵、測繪隊員、退休幹部也一律武裝起來;軍區作戰部增派2個連,加強後勤部和司令部的保衛工作;下令4931、4925、4754等部隊的5個連向呼市秘密集結;動用駐呼市部隊的5個連,接管重點單位(如呼和浩特鐵路局、電廠、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等地);出動11輛宣傳車上街宣傳,組織軍區政治部人員到待命的部隊中進行反對「造反派」組織「呼三司」的宣傳工作;向下屬各軍分區發文,進行形勢教育,並大量印發宣傳品,介紹「呼三司」「反黨亂軍」的「罪行」;指示「保守派」組織派人到全國各地說明「真相」;由內蒙古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張德貴赴京向中央軍委彙報。

內蒙古軍區黨委向中央軍委的彙報材料說:「呼三司」、「8.18」等「造反派」組織「反黨亂軍」,「死保」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負責人高錦明、權星垣、李質等人,維護「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些「造反派」組織成員的政治成份「複雜」,混入了各種「階級異己分子」,其成員的60%出身於「地、富、反、壞、右」,受高錦明、權星垣、李質等人操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組織」;而「紅衛軍」、「工農兵」、「無產者」等群眾組織則多由工人、農民、複員轉業軍人、下層幹部組成,「出身好」、服從領導,是「革命左派」組織。

就在1月23日這一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布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這個決定的出籠源於毛澤東對安徽兩派群眾組織衝突問題的批示。毛指示林彪:「應派解放軍支持左派廣大革命群眾。以後,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應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廢。」但是,誰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呢?他們的對立面屬於什麼性質?如果「革命左派」衝擊了軍隊,又該怎麼辦呢?毛澤東對此似乎也不甚了了。

1月28日,中央軍委又下發了由林彪口授的「軍委八條」,其中包括一系列「不許」、「不準」、「不得」等嚴令。這個文件第1條規定: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第5條則規定:即使是左派,今後也一律不許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內蒙古軍區得此「令箭」,大受鼓舞,對「造反派」組織的態度更加強硬了,軍民衝突也隨之升級。一旦軍隊介入地方政治並被授權鎮壓民眾,就必然會以對敵作戰的姿態,將手無寸鐵的民眾視為「敵人」而大打出手,直至釀成軍隊殺人的血案。

內蒙古「造反派」組織從2月2日凌晨開始,在內蒙古軍區大院外連續靜坐64小時,到2月4日晚6時仍得不到軍區的答覆,於是組成了「見劉昌百人代表團」求見劉昌,要求軍區於10分鐘內答覆。軍區置之不理,於是該「代表團」舉旗列隊進入軍區大院,剛進門20多米,便有數百名武裝軍人將隊伍沖成幾段,對「造反派」組織的代表施暴。這些軍人數人對付1個請願代表,拳打腳踢,揮舞皮帶,用槍托猛擊;有的軍人抓住女性代表的頭髮往地上按,有的拉著倒地者的手腳往外拖;一位女學生被幾個軍人追打,打倒3次直至昏死過去;一男學生被反扭雙手,邊抽耳光邊拉入室內拷打,拍照後又被推出門外;連軍區幹部的家屬小孩也上前助威,揚沙土、扔石頭。面對軍隊的以強凌弱,「造反派」成員只能高聲斥罵,「反革命」、「不拿槍的敵人」、「中國人民的敗類」、「要文斗不要武鬥」的呼喊此起彼伏。

求見劉昌的第二、三、四批「造反派」代表被押到軍區大樓內,樓門口和每層樓的樓梯上都站著全副武裝的官兵,「代表」們每進一道門、每上一層樓都受到拳打腳踢,最後被關進了軍隊臨時設置的「審訊室」。軍人們反覆喝斥:交出頭頭來!誰是你們的黑後台?而自認為奉毛澤東「造反有理」號召的「代表們」則個個大義凜然,以高唱《國際歌》、高呼「毛主席萬歲」來回答軍人的審問。惱羞成怒的軍人們對著「代表們」架起了機槍。這種場景與中國民眾在以往充滿了意識形態宣傳色彩的電影中非常熟悉的鏡頭極為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大義凜然的不是「中共地下黨員」或「抗日游擊隊員」,而咆哮威脅的也不是國民黨特務或日寇;相反,對抗中的雙方是同「為毛主席而戰」的「革命造反派」和「人民子弟兵」解放軍。據不完全統計,從2月4日晚6時至2月5日凌晨2時,從軍區大院抬到醫院的「造反派」重傷者達20人之多。

在此期間,架著機槍的軍方摩托車在呼和浩特市的街道上巡邏,宣傳車的高音喇叭徹夜不停,「保守派」組織則到處張貼標語、散發傳單;軍隊枕戈待旦,重要機關的門口都設立了武裝崗哨,內蒙古自治區的首府籠罩在恐怖和瘋狂之中。

2月5日清晨,受到重創的「造反派」重整隊伍又在軍區大院的門口聚集,而小露鋒芒的軍區則森嚴壁壘,一片死寂。上午10時,軍區向「造反派」頒布了3條命令,要求其撤離軍區大院的門口,否則後果自負。而「造反派」則繼續在門口靜坐。中午12時許,發生了本文開頭描寫的軍隊殺人事件。韓桐中彈倒下後,雖然「呼三司」的學生們要往裡沖,但「河西公司8?18」的工人造反派拚死攔住,這才避免了一場更大的流血慘案。

內蒙古軍區軍訓部副部長柳青開槍射殺學生韓桐一事並非偶然,而是內蒙古軍區的陰謀,目的是通過無端殺人而激怒學生,一旦憤怒的學生衝擊軍區,就讓軍區有了大規模開槍鎮壓的口實,從而可一舉剿滅與軍區對抗的「造反派」組織的成員。這已為軍區官兵私下的言論所證實。例如,看守被軍區拘壓的「呼三司」學生的一名軍人對被捕者說:「我們真佩服你們的策略,打死韓桐那天,你們不沖,如果沖的話,機關槍一突突,兩千個也死了。」另一個軍人糾正道:「甭說兩千,就是三千也玩兒完。」又如,內蒙古軍區副司令黃厚半個月後在北京談判時曾表示:「當初呼三司沖軍區時,一切都準備好了,就是沒機會動手,如果把他們幹掉了,現在省了多少麻煩!」顯然,內蒙古軍區的負責人認為,開槍殺死一名學生後,「呼三司」的其他學生肯定會衝擊軍區大院,這樣軍區就可以用「軍委八條」為理由,將「造反派」組織的成員殺一批、抓一批。但工人「造反」組織成員的冷靜應對使內蒙古軍區製造大規模血案的陰謀破產了。

四、中央調查內蒙古軍區製造的血案

內蒙古軍區大院門口殺害學生的兩聲槍響驚動了北京。1967年2月6日,即柳青開槍的第二天,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了特急明碼電報。全文如下: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內蒙古軍區、呼市三司和呼市紅衛軍(均請軍區轉):

在內蒙古軍區發生的事件,應該立即停止,事態不要擴大。請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內蒙古軍區、呼市三司和呼市紅衛軍四方面各派3-5名代表來北京商談解決。我們於2月6日派飛機來呼市接你們的代表。據悉,軍區周圍有一師範學院同學中彈致死,如確,應嚴追凶手和指揮者,查出後應予法辦,並向死者家屬致唁和予以撫恤。

該電報發出的第二天,「呼三司」的小報將其全文轉載。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電台立即播出消息:內蒙古軍民衝突,一學生中彈致死。這一事件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國際影響。

2月10下午,周恩來、蕭華在人民大會堂小會議室召開了內蒙古「四方」(自治區黨委、內蒙古軍區、「呼三司」、「紅衛軍」)代表的會議。當周恩來追查開槍殺人事件時,內蒙古軍區矢口否認自己的責任,於是周恩來決定立即派內務部部長曾山帶法醫赴呼和浩特市調查。2月12日,內務部部長曾山率調查組抵呼和浩特市驗屍,查明死者乃被軍隊的手槍子彈射殺。

當中央開始追查殺人的責任者時,內蒙古軍區主使柳青開槍殺人的將軍們害怕了。他們一方面在鐵證面前堅不認罪,一方面試圖消滅證據、搜集偽證、製造假相、嫁禍於人。軍區下令由柳青的下屬(一位營職軍官)另行組織一個調查組調查此案。內蒙古軍區給調查組布置的任務是:一,提供證人,證明軍區沒人開槍;二,設法證明此案是「呼三司」或「8.18」自己製造的;三,證明那些可能提供案件真相的人是「反革命」、「壞份子」。

內蒙古軍區準備製造血案之前曾命令軍區管理局臨時組織了一支擔架隊,他們中的兩個人曾親眼看見柳青開槍。為了「消滅」證人,在柳青殺人的當晚12時,這支擔架隊的12名成員被內蒙古軍區逮捕,收繳了他們的槍支和筆記本。在此後的一個多月中,他們被秘密審訊多次,每次都伴以毒打。當這些曾參與痛毆「造反派」的軍人秘密寫信向周恩來求救後,遭到了更殘酷的拷打。然後,內蒙古軍區以「階級異己分子」的罪名將這些軍人關入大牢。此外,內蒙古軍區還毀壞了柳青作案用的手槍,逮捕了搶救過死者韓桐的醫生田光、將韓桐送到醫院的司機高交雲,甚至監禁了曾傳播真實消息的軍官家屬侯鳳英。

與此同時,內蒙古軍區與「保守派」相配合,全面奪取當地黨政機構的權力,繼續鎮壓「造反派」,試圖鞏固自己的地位。軍區參謀長王良太曾私下表示過,當時內蒙古軍區為了逃避責任而不得不「全力對付北京」。2月9日,內蒙古軍區機關和直屬分隊的幹部、戰士數百人在軍區門外痛打一百餘名「8.18」「造反派」和三軍院校的學生。參謀長王良太親自指揮,將70餘人拉進軍區大院毒打,然後關進大牢。當天,軍區以「機關聯總」的名義出動了60餘輛卡車,滿載持槍荷彈的士兵,在全市武裝遊行。

槍殺事件發生後的2個多月里,周恩來先後8次接見內蒙古各方的代表,釐清事實,調解糾紛。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處理內蒙問題的決定」(當時被內蒙古當地稱為「紅八條」)。雖然周恩來早在3月13日就下令拘留柳青,可是直到「紅八條」下達後,柳青才在內蒙古軍區負責人歉疚的目光中邁進「監獄」的大門。然而,在拘留場所的「牢房」里,柳青不但可享用煙酒、糖果,而奉派看守他的戰士們則時常陪他下棋、打牌。

內蒙古軍區主要負責人製造了槍殺案件,事後又千方百計地抗拒對真相的追查,最後,軍區副司令員黃厚、軍區參謀長王良太、軍區副政委劉昌、軍區黨委成員張德貴被中央定性為「反黨集團」。然而,「文革」時期軍隊介入內蒙古地方政治的後遺症並未因此而消失,此後內蒙古的局勢一直非常混亂,摩擦衝突不斷。這種局面的出現顯然與毛澤東利用軍隊控制局面的決策有直接關係。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3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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