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東方面表示徹查苟晶被冒名頂替一事後，7月4日下午，幾個省級部門聯手的調查組發布了調查通報。有必要提醒的是，調查組在之前趕赴湖州接觸了苟晶，而她在微博上表示過受到了許多壓力。通報一出，它就成了全部，沒人再去關注苟晶的心路歷程。
回到通報的內容上。它確認了苟晶1997年高考被冒名頂替的事實，通報後半部分給予政紀黨紀處分的十來個官場小吏，聯合起來，讓班主任邱印林的盜竊計劃成真，苟晶的身份、檔案、身份證在這一年被邱小慧冒用。這是通報的核心結論，證實了苟晶的主要指控。
再一個，苟晶1998年高考被調查組定性為「正常錄取」，儘管所用的檔案是邱印林偷偷製作的一套。相對於苟晶這些年在心底里推演的謎團，這個調查結論可以解釋了邱印林「狸貓換太子」的持續動作，也可以呼應輿論關於「苟晶第二次高考錄取是如何實現」的質疑。
從調查組披露的成績看，苟晶高考成績與她的摸底考試等有差距，97年低於錄取線，98年略高於錄取線。對90年代高考有基本了解的都知道，模擬考與高考成績有落差，是常見的情況。整個90年代的高考錄取比例很低，競爭殘酷，不獨山東才有。
在這個通報出來後，出現了一些不同看法，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理性、客觀、中立的類型，俗稱為理中客的，像是吹響了集結號，開始淡化苟晶被冒名頂替的惡劣影響；二是直接責罵苟晶，認為她「人設」崩潰，之前言辭誇大，沒遵守「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倫常。
在我看來，這些理中客的依據是不成立的，是一種小人之心。而從通報出發，無視它的核心結論，反過來責罵苟晶「並非學霸」，「未受冒名頂替的影響」，都是唇紅齒白的無稽之談。即使不去推斷這些論斷的動機，但它們已產生很惡劣的效果。
有人認為，通報與苟晶所指控的不完全吻合，所以她就是怎樣怎樣。苟晶是一個個體，一個有直接證據（邱印林的所謂懺悔信）能推導出自己被冒名頂替的人，她沒有權力和能力調查整個事。調查事實是官家的責任，公權的義務，不能本末倒置。
認為苟晶沒有反映全部的事實，或者事實理解有偏差，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將本屬於學校、教育局、紀委監委的調查任務強加給苟晶——或者任何捲入類似處境的個人——往輕里說，是苛責；往重里講，這就是善待公權、惡猜個人的無能之舉。
像冒名頂替這樣的操作，很多時候不見得是掌握多大權的人所為，更多是縣域關係網絡中低階官員就可以完成的。從山東通報的冒名頂替個案看，提檔、偽造檔案、重新製作身份證，都是縣官不如現管，這是縣域「紙牌屋」的無聲默契作業，外人無法洞穿。
在這種情況下，苟晶從自己的經歷、經驗出發，推測自己在班主任、學校等方面遇到了不好的對待，這是很正常的表現，她即使無法準確地、完整地還全部事實，但苟晶又不是誣告誣陷，調查組甄別、補充、核驗相關事實即可，苟晶沒有任何義務要為「事實不準確」負責。
除了拿「事實不准」來打苟晶，還有一個很有迷惑性的攻擊角度，說她沒有受到冒名頂替的「實質」影響，所以她叫苦喊冤就是「矯情」。在這種責罵苟晶的模式下，隱藏著至少三種立場：一是常見的厭女症，二是追求完美受害人角色，三是混淆視聽。
以被冒名頂替者受害程度不大，來否認他們的憤怒、控訴、主張——總的來說是否認他們的存在感——這首先是一種失焦的行為。因為在所有冒名頂替個案中，最該關注的是這一惡行本身，是誰通過什麼關係用了什麼手段掠奪他人身份，如何侵害無辜人的人格權。
山東調查組確認了苟晶被冒名頂替的事實，至於她受了多少傷，有沒有真的被「偷走人生」，命運有沒有因此逆轉，都不是責罵苟晶的理由。責罵苟晶不夠慘，所以她不算是冒名頂替受害人，再推導出她的人品問題，這一套言辭是很下作的。
之所以說這套修辭是下作的，證據來自於使用者本人，是自證的。因為，這些人比較了陳春秀與苟晶，認為陳春秀夠慘，她才是嚴格意義上的被冒名頂替者，所以陳春秀值得同情，而苟晶不值得同情。正是這種看似有理的列舉法，暴露了論者的短見或齷齪。
顯而易見的是，無論是陳春秀，還是苟晶，都是同一套冒名頂替術的受害者，在她倆背後，閃現著相同部門職能的作奸犯科者，他們不管是在聊城，還是在濟寧，縣域「紙牌屋」採用的是同一種手法。不管是更多地憐憫陳春秀，還是更少地同情苟晶，這套作惡手法不多不少、不增不減。
在如此雷同的冒名頂替手法下，說陳春秀因為傷得更完美、苟晶傷得不夠完美，所以苟晶就是「居心叵測」的傢伙，這種錯亂的邏輯要如何自圓其說呢？只能雄辯地證明，這種比較下，所謂對陳春秀的同情是假同情真虛偽，對苟晶的苛責是真小人假君子。
通過追求一個完美受害人角色，苛責苟晶之種種，實際效果是掩蓋了苟晶被冒名頂替的模式，淡化了那套聯合作業的幕後罪責。當然，理中客會辯解說，他們也抨擊冒名頂替的黑箱操作，但要看後果云云。可這套操作在製造陳春秀們、苟晶們的時候，也會如此「體貼」嗎？
陳春秀和苟晶都是冒名頂替的受害者，陳春秀的執著與苟晶的堅定是一致的，都是尋求被冒名頂替的真相。她們都出身寒門，都做著「知識改變命運」的夢，卻是為別人苦讀。她們是同一個刀鋒的受害者，數著苟晶的傷說不夠數，這不是一般人能說出口的。
陳春秀與苟晶也不是不能比較，但不該比較誰的傷更完美，而是比較她倆受傷的形式。陳春秀受的傷是大學夢的破滅，苟晶受的傷是不再信任家長的同學、師長等關係，她痛恨那片是非不分的土地。這種決心要做故鄉陌生人的傷痛，在苟晶的講述中充分展現。
冒名頂替帶給苟晶的深刻的精神創傷，它沒法量化，無法顯性地通過具體訴求來彌補；因為這種傷特別個人化，無法被真正地感同身受，所以也無法博取很多共情。在同樣經歷下，苟晶面對那些心知肚明卻沉默的同學，面對所謂練達實質是背叛的人情，這種痛感更深。
但對那些責罵苟晶的人來說，她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要過得好，所以造成一個微妙的局面：對陳春秀可以輕易釋放的同情心，是對低到塵埃里的人的同情，它很容易釋放，並讓同情者獲得道德的虛榮心。而這套自上而下的廉價的同情機制，在苟晶這裡會失效。
有一種觀察也許不那麼全面，在社媒大行其道的認知世界裡，人們變得越來越自私，他們要麼看重從成功者那裡映射生而為人的未來幻象，要麼從被欺負被侮辱的人那裡映射高人一等的道德感。對那些中間的毅行者，反而是詆毀大於尊重，潑污勝過體面。
依據比慘，來分配社會同情，這是非常不堪的人間景象。因為這樣一來，就很難有穩固的是非標準，很難有穩定遵守的原則。這樣的不穩定，所有堅固的東西都粉碎的狀態，也讓一些輿論引導有了「抓手」，有了可以著力的點，不是徐圖而是快速地催化輿論成果。
與上述討論無關的一點是，我們談論了許多被冒名頂替的個案，也不得不接受調查結果的有限指向，但我們似乎不善於討論這樣的問題：即使不被冒名頂推，不曾經受這些，陳春秀們、苟晶們會過得比現在更好嗎？當然這是假設性問題，沒標準答案。
這有點扯遠了，不再是時政的範疇，進入文學的空間了。但還是好奇，當人們在譴責陳春秀被「偷走了一段人生」時，究竟是指什麼？現有的冒名頂替者都有公職，有一份穩定的工資收入，可是，陳春秀他們即使沒被冒名頂替、哪怕上完大學也不一定能拿到。
所以，在冒名頂替事件中，什麼才是那稱得上是「希望」的部分？（沒人會天真到把調查視作希望吧）寒門苦學，冒名頂替，十多年後驚覺……都很打擊人。真正勵志的部分也許閃現在苟晶身上，斷然告別，不懈打拼，借時代浪潮超越厚黑學盛行的地域。
回到主題上，即使以最大善意來理解那些責罵苟晶的人，哪怕他們僅僅發自內心，也不能以「失去某種人生的可能性」來增減受害者權重。這配合的是議題失焦，是狗苟蠅營，是苟且之輩的做法——因為它是新的污染，新的傷害，灌注到惡之花的土壤中，變成惡的一部分。
題圖當代水墨，作者：@禿頭倔人（李曉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