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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頤:決定王朝存亡革命成敗的 是商人的態度

歷史十字路口的「商人與政治」

1911年4月,同盟會在廣州傾全力籌劃的起義,以近百人的犧牲宣告失敗,孫中山等革命派領導一時心灰。沒想到半年後,10月10日武昌槍響,200多年的大清王朝轟然坍塌。

這半年間,究竟發生了什麼,導致這種「戲劇性」的變化?最重要、最根本性的原因是紳商對清王朝與革命黨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們的態度決定了清王朝是存是亡,革命是成是敗。

發動辛亥革命的是革命黨,但決定革命能否成功的卻是紳商。

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開始轉型。在這個過程中,紳商由不關心政治到不得不關心政治;從支持清王朝改革、立憲,反對革命,到最後背棄清王朝,支持激進的革命。這個階層的「心路歷程」,引人深思。

▍富商大賈視官宦如帝天

鴉片戰爭使中國面臨現代性挑戰。創辦大機器生產的現代企業是現代化的主要內容,然而,現代企業在清末的發展卻困難重重,致使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也步履蹣跚。

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國內農民戰爭的衝擊,使統治階級內部的少數開明派開始認識到洋槍洋炮的厲害,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取得一定權力的漢族地方官員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成為「洋務運動」的主要動力。

話又說回來,曾、左、李是官員,辦的是「官企」,「所有權」屬於官家,朝廷可以有否決的權利。但是,民辦企業所有權不屬於官家,按說他們是用傳統方式生產還是用現代機器生產應是他們的自由。

洋務運動

然而官家卻就是有權禁止其用新式機器,甚至將違令者查封。這說明,商人其實只有有限「產權」,禁與否,權力全在官方。因此,沿海某些地區想經辦現代企業的商人,只能給洋人當買辦。

久而久之,這些商人積攢了大量財富,因為不能自立門戶,只能「掛靠」在洋商名下,如美國旗昌洋行其實一大半都是華商股本。政府本就禁止商人興辦新式企業,再加上反對新式機器生產的保守力量十分強大,所以中國商人根本不可能興辦新式工商企業。

為解決此問題,李鴻章想出了「官督商辦」的方法。即「由官總其大綱,查其利病,而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冀為中土開此風氣,漸收利權」。

也就說,在政府的保護下、支持並取得相當壟斷權,官督商辦企業獲利豐厚,並在一些方面開始與外資競爭。洋務運動從「軍工」轉向「民用」、從「求強」深化為「求富」、由「官辦」轉向「官督商辦」,意義非同尋常。

「官督商辦」主要是靠頗為現代的發行股票募集商股方式興辦,剛開始商人大都對此持觀望態度,但隨著幾個企業的成功經營,商人對「官督商辦」企業的信心大增,許多買辦紛紛從洋行撤資,入股利潤更加豐厚的中國「官督商辦」企業。

以官督商辦的方式經營現代企業,促使中國第一批資本主義民用企業後來脫穎而出,中國最早的資本家也是由這些投資者轉化而來。

▍改變中國的兩條路線

甲午戰爭中國慘敗於君主立憲的日本,維新失敗,庚子之亂,日本戰敗君主專制的俄國,這十年的風雲劇變與個人體驗,使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商人,開始認識到中國實行憲政的必要性。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後被迫在《馬關條約》中允許日本在通商口岸設立工廠。外國在華投資設廠取得合法地位,清政府也就沒有理由再禁止本國人民投資建廠,不得不放寬了對民間設廠的限制。

中國興起了一次民間投資實業的熱潮。然而,是由下而上經暴力革命實現憲政還是由上而下經有序改革實現憲政,是中國面臨的兩條道路選擇。商人希望立憲,使自己的財產權獲得根本保障,認為以前的工商不振,是「困厭於專制政體者久矣」。

由於主張立憲,當清政府在1906年秋宣布「預備立憲」時,得到了各地商會的高度讚揚和熱烈響應。或致電中央政府「歡欣鼓舞,翹盼實行」,或發表布告,要本地商家張燈結彩,遊行慶賀。清廷緊接著宣布,為了預備立憲,必須先改官制。政治體制根本改革前,先進行行政體制改革。

「路線圖」並無大錯,然而,由於朝廷內各種既得利益集團都不願官制改革中利益受損,結果是爭鬥激烈、醜聞不斷。最後,清廷不得不宣布了官制改革中的「五不議」:

第一,軍機處之事不議;

第二,內務府事不議;

第三,八旗事不議;

第四,翰林院事不議;

第五,太監事不議。

在此框架內,朝廷最終裁定中央新官制只有少數舊部被裁併,多數未動,軍機處仍舊保留而不設責任內閣,宗人府、翰林院、欽天監、內務府等滿人所掌管的部門全部保留。打破了以前形式上的「滿漢平衡」,滿族官員的權力更大。

官制改革結果一公布,立憲派對清廷是否真準備立憲大起疑心,甚至直斥其為「偽改革」、「襲皮相而竟遺精神」。

參與保皇會之憲政會組建的徐佛蘇當即評論道:「政界之事反動復反動,竭數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來面目。軍機之名亦尚不改動,禮部仍存留並立,可嘆。政界之難望,今可決斷……誠傷心事也。」

▍皇族內閣:清王朝的喪鐘

1911年5月8日,清廷卻利令智昏地出台了一個壟斷權力的「皇族內閣」。

這個內閣由13人組成,9名為滿人(其中7名為皇族成員)。這種「組閣」完全違背了皇族成員不能入閣當國務大臣的基本原則,實際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謂「立憲」只是一個幌子,其實根本不願放棄一丁點權力的真實面目。

皇族內閣

士紳、商人階層憤怒異常,抱有一線希望者也與其迅速疏遠,最終棄它而去。然而,皇族內閣對所有的建議、勸告、反對、警告都充耳不聞,一意孤行。此舉不僅違背了立憲原則,而且也損害了人民、尤其是投資最多的紳商的利益。

投資鐵路較多者,更是商人中的上層,且多是立憲派上層的活躍人物。為了維權湖南湖北廣東和四川的立憲派立即領導群眾開展了保路運動。很多立憲派的著名人物,成為保路運動中的領導人,在後來的辛亥革命中又起了重要作用。

從1910年國會請願運動起到清政府最後拒絕妥協的政策標誌「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的出台,是立憲派迅速走向革命、與革命黨「合流」的最直接原因。

清政府倒行逆施,使自己的統治基礎都離它而去。一個沒有基礎的巨大建築,轟然垮塌只是時間問題了。

▍豈能「袖手旁觀」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平地槍響,大清王朝轟然坍塌。

武昌首義的成功,就在於得到了以士紳、商人為主體的「立憲派」的支持。

10月11日,湖北革命黨人占領了武昌城,由於原先安排好的領導人或傷或逃,一時群龍無首,亟欲找聲望素著的人物充當新政權的領袖。

清軍協統黎元洪被革命黨推舉為湖北軍政府都督。

擔任全國性的各省咨議局聯合會主席的湯化龍是具有全國影響的湖北立憲派領袖,他的表態使湖北其他立憲派人士迅即以實際行動支援革命黨,籌款捐款,維持地方。

這對革命黨解除後顧之憂,專心抗擊清軍的反撲,使新政權獲得相對穩定的環境,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武昌起義的初步勝利、新政權的漸漸鞏固及湯化龍等人的通電,使不少省份咨議局迅速響應革命,反過來又大大鼓舞了更多省份的民眾和立憲派,推動了更多地方響應武昌起義。

張謇在幾十天中也從開始堅決主張鎮壓武昌起義、力勸清廷馬上立憲,轉變為支持共和。他的轉變典型地表明了商人態度的變化。武昌起義發生時,張謇正在武漢

他於1911年10月4日到武昌,參加他承租的大維紗廠正式開工儀式,準備以此為基地在華中大大擴展自己的實業。就社會階層來說,立憲派的主體紳商最有力量,而孫中山以前武裝起義未獲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得到立憲派(紳商)的支持。

立憲派革命化,從根本上說是清政府拒不改革、拒不妥協、拒不放棄利益的結果。連張謇這樣與清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都有密切聯繫、直到革命槍響後仍力主鎮壓的商人,最後都轉而支持共和,足以說明清政府政策的整體性失敗。

中國傳統,商人謹守「在商言商」的原則,確是「富商大賈視官宦如帝天」。

紅頂商人胡雪岩

然而在晚清的最後時刻,他們參與政治的熱情卻空前高漲。正是他們的向背,決定了一個王朝的存亡。

歷史上,中國商人從未擔當過如此重任。根本原因在於,在中國社會現代性轉型中,傳統商人漸漸轉化成為現代新型商人。

新的社會階層的誕生與崛起,必然引起社會結構的改變,自然要求規範既往社會結構的種種制度,包括政治制度。與傳統商業相比,現代商業對法治的要求更為強烈、更為複雜,其中,對政府權力的規範與限制尤為重要。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默存格物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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