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業之發達，必持有完備之法律，以為監督保障。 大陸各種已舉之實業，旋起旋滅，非法律不備，即用法不善，有以蹙其性命。」
這是商業的基本規則，也是晚清商人的切身感受。所以，他們再不甘心「視官宦如帝天」的地位，他們的認識由淺而深，有此認識的人數由少而多，越來越積極地參加立憲運動。
其最終目的，當然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是為了商業的根本利益。要言之，在沒有憲政的語境下，商人「在商言商」必然會要求立憲，而商人要求立憲，也就是「在商言商」。
▍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國學者費正清，一生以中國為研究對象，商人階層當然是他關注的一個群體。在《中國與美國》一書中，他充滿困惑地寫道：「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
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費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
政治權力對工商業階層的打壓，是中國數千年專制社會的典型特徵，歷史學家雷頤認為，市場經濟的中堅力量，商人階層對官場的嚴重依賴，是晚清洋務運動失敗的根本性原因。
其實，無論是鄭觀應，還是南通商人張謇，都對大清朝表達過類似的觀點。然而，大清國不懂反思，不僅亡了自己，也把中國拖入了革命和暴力的深淵。可是現在，我們的反思夠徹底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