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漢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得益於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國共產黨這個體制摸索奮鬥三十年，這三十年並沒有白費。很多人以為中國一九四九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都浪費掉了，是完全黑暗時期。這個認知本身就是錯誤的……反而可以說，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很多人因此而犧牲─去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這個基礎讓其他國家沒有辦法去模仿……另外，中國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它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集體化，不是國有就是集體所有。而這個龐大的集體資產，大部分是國有資產，是中國後來三十年快速發展的資本。」
我們前文已經提到，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這三十年間所推動的土改、鬥爭、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躍進、土法煉鋼、文化大革命，加總起來人民死亡至少六千萬人。以大躍進為例，毛澤東要求農民「密插秧」，聲言「膽量有多大，產量就有多大」，逼著各地只好謊報生產數字。中央以謊報數字抽糧稅，於是人民剩下來的糧食不足，卻又在高壓體制下不敢言語，乃造成至少四千萬人活活餓死。這種天怒人怨的暴政，就是朱雲漢口中的「體制摸索奮鬥」？韓戰大將軍、毛澤東老友彭德懷看不下去大饑荒的慘狀，向毛直言，就被鬥垮下獄。這樣的暴政在毛澤東主政三十年罄竹難書，分明是活生生的昏庸暴戾與權力鬥爭，在朱雲漢眼中也是「體制摸索」？
在鷄皮疙瘩將起未起之際
通常，所謂「犧牲」，是指人為了某個目標而「主動」放棄生命財產。但是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之間的中國，許多人是在暴政之下被鬥爭而死、因飢餓而死、是在文革遊街中被凌辱而死，幾乎每個死者背後都有加害者，這是哪一門子的「犧牲」？難道幾千萬人命都只是工具？都只是「為鄧小平一九七九年的改革開放做基礎」？三十年人民顛沛困苦，都只是為國家發展累積資本？那人民算是什麼？大躍進這樣悽慘的饑荒經驗、文革這樣喪心病狂的社會衝擊，又哪有國家想要「模仿」？
整體而言，朱雲漢的論述與周雪光一樣，都是想為中國共產黨搽脂抹粉。周雪光只是避重就輕，用「僵硬體制」一筆帶過獨裁政權的高壓統治。但是朱雲漢把中共從大躍進到文革的一整掛暴政都描述為「體制摸索」，又把數千萬人慘死扭曲為「犧牲」，這樣的論述，與啟蒙運動以來數百年的人本精神，幾乎是南轅北轍。
在同一篇演講中，朱雲漢把中國在一黨專政下的經濟成長，冠上一個看起來有學理依據的名稱。他說，中國的體制是「民享」而非「民治」；它的政權基礎叫「民心」而非「選票」。民主國家的政治學者有這樣的言論，令人驚駭。既然民不能治，那麼是誰治？是毛澤東？是習近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憑什麼「治」這個動詞的主詞是老毛，而受詞是那苦難不堪的人民？苦難人民能不能選擇不要這樣的狂犬病治理？
而如果沒有選票驗證，又憑什麼確定「民心」為何？如果中國共產黨真的有民心自主判斷的支持，又為什麼要封鎖全球過半的網站資訊？為什麼要血洗西藏？為什麼要把維吾爾族關在集中營？朱雲漢說，中國政治體制的正當性「是有論述基礎的」。但是他的論述蒼白且謬誤百出，幾乎是明白悖離人本精神。搽脂抹粉到這個地步，豈止是令人遺憾。
對中南海而言，民主自由是疾病，而且是法定傳染病。（湯森路透）
對中國共產黨，民主自由才是最可怕的傳染病
二○二○年六月，中國強行通過了香港的「國安法」，正式結束了號稱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香港這個一國兩制下的組織，沒有任何訊息傳遞問題；他們的幾百萬人民上街遊行，訊息非常明確清楚：他們討厭中國共產黨。但中國共產黨不予理會。對中南海而言，民主自由是疾病，而且是法定傳染病。他們處理的邏輯都是一樣的：封鎖、鎮壓、隔離。可惜，香港人民很難擺脫一國一制的束縛。
在一九七九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有不少中國人及其子女有機會到自由民主國家留學、教書、移民。要改變中國共產黨，必須要所有有良知的人同心協力，揭穿它極權獨裁的真面目。尤其是，那些在民主國家享受自由空氣的人，切忌還幫極權體制搽脂抹粉，想要遮掩什麼。中國共產黨在西藏、新疆、香港的所作所為在在顯示，它是一個違逆人本價值的政黨。
※本文摘自作者新書《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印刻文學出版）。
關於作者：
朱敬一
1955年出生於台北市，29歲獲美國密西根大學經濟學博士，1998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為台灣獲選最年輕的院士。2003年渠獲頒總統科學獎，當時也是國內社會科學領域第一位獲獎者。曾任中研院副院長、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我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TO）常任代表等職。2010年獲選第三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2017年復獲選美國國家科學院（NAS）海外院士，是亞洲第一位獲選的社會科學研究者。除學術期刊論文外，通俗著作有《牧羊人讀書筆記》、《給青年知識追求者的十封信》、《朱敬一講社會科學：台灣社會的新世紀挑戰》、《經濟學的新視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