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選自牟宗三先生在第一屆當代新儒學國際研討會主題演講（1990年12月29日台北中央圖書館），由王財貴先生整理，原文標題為《客觀的了解與中國文化之再造》。標題為編者所加。可供參考，不代表本平台觀點。
1.胡適
民國以來，在學術界最出名的是胡適之先生，從其《中國哲學史大綱》看來，他本是一個講中國哲學的人，但其實他對中國哲學一點都不了解，沒有一句相應的話，所以只寫了上卷，後來也寫不下去了，轉去做考證，考證禪宗，也以外行人瞎考證，根本不知道禪宗內部的問題，只去做些外圍的事，如考證版本的真假，這與禪宗有何本質的關係？況且憑什麼你就能斷定《六祖壇經》一定是神會造的呢？照我一看，我不須考證，就知道神會寫不出來，因為神會的思想是另一個思路，神會禪是"如來禪"，《六祖壇經》是"祖師禪"，祖師禪是真正的禪宗之禪，是神會了解不到的。胡適先生連這一點都不清楚，還想跟人辯，難怪被鈴木大拙當面斥為外行，其實他是真的外行。以像他這種人來領導學術界，出大風頭，這當然非國家學術之福。所以他雖以哲學起家，到後來不但不講哲學，並且反哲學。他極力宣傳科學與考據，考據也並非不可以講，不過考據是歷史家的本分，但胡適先生既不讀歷史，亦不讀哲學，亦不讀科學，他只去考紅樓夢。考紅樓夢能考出科學來嗎？—他所有的學問就是這樣—浪費、無成。所以馮友蘭出來寫哲學史就超過他了。
2.馮友蘭
說到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是比胡適進了一步，至少表面上很像個樣子，一直到現在，西方人認為中國哲學史，還是以馮友蘭所作的為最好，余英時也這樣說。但他的討好，其實是表面的，因為他此書有一討巧的地方，平常人看不出來。他用的是選錄方式，西方人寫哲學史大體是用詮釋的方式。選錄方式不是不可以，但馮友蘭作這本書很狡猾，說好聽是很謹慎，所以很能保持一種"學術謹嚴"的氣氛。因為他很少對所引的文獻加以解釋，他儘量少說自己的話，儘量不做判斷，所以讀者實在很難猜透他到底對那些文獻懂呢？還是不懂？到了他該說話時，他就說幾句不痛不癢的話。若有真正下論斷的大關節，則一說便錯，由此，我們便可看出他實在不了解。所以很早我就說他這本哲學史是"膿包哲學"，膿包的特性是外皮明亮精光，但不可挑破，挑破便是一團膿，我是一向不欣賞那種書的。這本哲學史大體上卷還象樣，主要是他用了他那一點邏輯知識整理了名家，有一點成績，其它講儒家、道家都不行。先秦都講不好，後來魏晉道家、隨唐佛學更難講，他根本是門外漢，於宋明理學更是門外的門外。他以為他懂得朱夫子，但他何曾知道朱夫子是理學家，不是西方的新實在論，他以西方的新實在論來解釋朱子，這當然是不相應的。他後來又講"新理學"，以程朱自居，這都是妄人妄作。《中國哲學史》表面上寫得那麼嚴肅，出版時是那麼鄭重其事，他請金岳霖與陳寅恪來作審查報告。其實金岳霖先生是外行，陳寅恪雖是史學家，並不讀哲學，但他的見聞實比馮友蘭博洽得多，所以多少也能看出一些問題，只是馮友蘭不承認罷了。像陳寅恪這個人也了不起，其考證歷史確是當行，但這個人也有其缺點，我稱之為"公子型的史學家"，他為人為學帶有公子氣，公子氣有什麼不好，我們暫時不去詳論它。近代中國史學界頗有成就：例如講殷周史以王國維為最好，講秦漢史，以錢賓四先生為最好，隨唐史以陳寅恪為最好，宋史尚未見有誰最好，明清史則有孟心史，這都是眾所公認的。史學之所以有成，因為他們上了軌道，有當行之客觀的了解。近代中國人對中國哲學的討論就未上軌道，像馮友蘭的哲學史，對中國哲學的發展中歷代各期哲學核心問題根本未接觸到，更遑論有什麼有價值的討論。以如此之書，而不論中西都公認它是一本代表作，這表示這一代的中國人實在太差勁了，不但對不起祖宗，也對不起世界，這真是這一代中國人的恥辱。
又從那個地方可以看出馮友蘭對中國思想沒了解呢？在紀念熊先生的文集中，有一篇馮友蘭的文章，他以九十高齡，平生寫那麼多書，理應有些心得，誰知他卻說：熊十力之新唯識論和老唯識論的爭辯是一個老問題的復活──就是說有關這些問題在古代就有人討論過了，現在他們又拿來討論而己—我一看，這樣說倒是出語驚人！我仔細看他說的是什麼老問題的復活，原來馮友蘭是指南北朝時代神滅不滅的討論，我覺得這簡直是胡說八道了。熊先生的《新唯識論》和玄奘《成唯識論》的不同怎麼會和神滅不滅扯在一起呢？請問熊先生是主張神滅呢？還是神不滅？而《成唯識論》又是神滅還是不滅？我看兩邊都安排不上，這種故作驚人的論調實在太差了！神滅不滅的問題重點在那裡都不能把握，後來佛學的高度發展更不容易契接得上，故其侃侃而談者，大體不可信。
3.梁漱溟
此外如梁漱溟先生、馬一浮先生與我老師熊先生在所謂"客觀的了解"上也都有缺陷。梁先生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敢於對抗毛澤東，對抗江青四人幫，這就了不起。但他終於被毛澤東所籠\罩，所以最後毛澤東死時，梁先生還說："毛澤東晚年雖然荒唐，但不管如何，他畢竟是非凡之人。"我看到梁先生說這種話，一時難過得很。以聖人自期之梁先生，何故竟作此不倫之語？他為何還會心儀於毛澤東？其實梁先生這個人對中國學問知識和文化意識都是很少的，才會有如此的判語。他和熊先生不同，熊先生講學或許有錯誤，但他的民族文化意識縱貫意識很強，而梁先生在這方面很欠缺，梁先生的頭腦是橫剖面的，如他的"鄉村建設"之理論便是在橫剖面下了解中國社會而寫出來的。他並沒有通過中國歷史文化的演變去了解中國社會，只照眼前的風俗習慣而想辦法。他對中國社會的具代表性的了解是在其《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所說的："倫理本位，職業殊途"，他這樣了解並不算錯，但若止於這樣了解，是只了解到現實的社會狀況，若其社會所以形成之文化根據及背後之歷史淵源，則並未接觸到。只在這裡用力，不能對時代問題之解決有相應的了解。在這裡顯出梁先生的不足，所以他開出的救國路線是"鄉村建設"，鄉村建設能解決什麼問題呢？充其量也只能順著太平時節之民風，協助長養一點民生，敦厚一下民情，而不能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結果被毛澤東農民革命之大氣派唬住了。其實鄉村建設並不是不能做，但要了解時代才能配合時代，而這便須要有正確的現代知識，才能做時代的指標，要建設才有建設的依憑。而梁先生對時代的了解到死還是那兩句話："西方的路我們不能走，蘇聯的路我們也不能走。"那麼你走那條路呢？一無所適，碰到*****魔道，抵抗不住，也不必談什麼建設了。說蘇聯的路不能走猶可，說西方的路不能走，可見梁先生活對西方*****之價值不能認識，則你憑什麼建設中國，憑什麼應付*****呢？
以上是說梁先生的文化運動之無所成，至於純學術上的對中國儒、釋、道三家的研究，也是很薄弱的。所以熊先生每次勸他不要再搞鄉村建設了，要出來講學，梁先生兩眼一瞪，說："我有什麼學問可以講呢？"梁先生對西方哲學的認識是得自於張申府先生講的羅素，與張東蓀先生翻譯的博格森的創化論。博格森在西方哲學上的地位並不高，羅素於邏輯有貢獻，於真正的哲學並無多大貢獻。當時中國哲學界對他們兩位推崇備至，也可見學風之淺陋。梁先生對中國的學問則欣賞王學再傳門下的王東崖，對"自然灑脫"一路頗寄其向住，欲由此而了解孔子之"仁"。其實從這一路進去也可略有所得，但畢竟不是了解儒家的正大入手處。梁先生是謂有性情、有智慧、有志氣之人，思考力很強，也有創發力。他寫《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時年紀並不高，全是自己憑空想出來的。但也因如此，其中所造的新名詞都是無根的，所說的文化類型也太簡單，如說西方是前進的，印度是後退的，中國是適中的，這樣講都是一些影子罷了。所以思考力強，性情真，志氣高，也有相當的智慧，可惜無學以實之，結果盡成空華，白白的浪費了一個人才。這種人間大憾，平常人是看不出來亦感受不到的，就連他自己也不自覺。他的這部書實並無多大價值，他本人亦不予以肯定。他最後是相信佛教，而不再做儒者，在中國這樣的亂世，生命人格想要卓然有所樹立是很難的。
4.馬一浮
馬一浮先生對中國歷史文化內部的義理常識最為博雅，但說到客觀而深入的了解則談不上。從那裡看出來呢？熊先生新唯識論剛寫出時，馬先生為他作了一篇序，四六駢文，美得很，其中說到熊先生的著作是"將以昭宣本跡，統貫天人，囊括古今，平章華梵"。這四句話贊得很漂亮，音韻鏗鏘，迴腸盪氣，但馬先生講這四句話時胸中有多少實義則很難說。後三句較易懂，其第一句"昭宣本跡"，我當時（大學生）是看不懂，我看熊先生也未必真切。我現在知道這句話並不簡單，就如我剛才說紀念熊先生的文章寫得最好的朱寶昌也引用了這四句話，但他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