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2016年8月23日發布，作者為程兆奇）去年中秋後《近代史研究》召開了「中國近代史研究三十年——過去的經驗與未來的可能走向」研討會，因為會議的主旨是回顧過去，展望未來，討論的問題不宜太專太細，而我對中國近代史除了南京大屠殺和東京審判兩個邊緣的「點」之外並沒有深入的研究，所以會前我就選題是否合適徵詢了主辦方的徐秀麗先生。徐先生以為兩個「點」都有足夠的重要性；對我所說的在中國以外東京審判大於南京大屠殺，徐先生則以為：比較起來，對中國人來說還是南京大屠殺大於東京審判。當時我和會議的召集人之一謝維先生也通了一個電話，說及會議，謝先生說：主要是想通過回顧找差距。我也覺得作為一個帶有總結性的會議，提出存在的問題比展示成果更有意義。這樣我就從回顧和展望兩個方面擬了個粗綱發給了會議。沒有按會議要求寫成文章，主要是考慮南京大屠殺研究存在的問題在相當程度上來自學術以外的束縛，限於研討會的範圍但言無妨，落筆成文是否相宜則不能不看時機。日前接到會議組來信，表示會議要出論集，再次敦促與會者提交論文。我在寫這篇文章時特別交代一下緣起，是為了說明今天來談這一話題難免求全責備之嫌，因此動筆的理由並不是「適逢其時」，條件已經成熟，而只是外界的促成。
本文在原提綱基礎上增寫，未作結構變動，以存當時所想。
一、研究史的簡要回顧
我向會議提交的提綱中這一節分了三個部分。第二部分談中國研究情況，題目是「沒有『不同』意義上的爭論的中國研究界」。之所以突出沒有爭論，主要是和日本的激烈爭論相對照。這一部分共分三點，一是簡括上世紀八十年代前的寂寞狀況和八十年代中期以後蜂擁而起的著述和資料編輯，二是介紹作為最重要業績的已出版五十五卷仍在續出中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三是略述近年開始的以南京中生代學者為主的反思。國內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情況因不少綜述性文字已有較詳介紹，可為參考，所以此處不另寫。日本的相關情況，近年我在一些專論中多有論及，但沒有做過總體的介紹，本文擬以幾個重要節點作一粗線條的概括。西方學者研究南京大屠殺起步較晚，尚未受到國內學界注意，本文也將略作介紹，限於所知，難免掛一漏萬，算是聊備一格吧。
（一）日本屠殺、虛構、中間三派爭論的由來和現狀
日本南京大屠殺的爭論始於東京審判的法庭之內，以後的重要爭點幾乎都可以在東京審判的庭辯中找到源頭，但因當時日本百廢待興，戰敗國的弱勢立場使日本只能在維持天皇制那樣關係國本的最大關節上與戰勝國一爭，所以南京大屠殺的爭論沒有越出法庭之外。南京大屠殺在日本的爭論起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談到日本的南京大屠殺研究，有一人不能不提，我們就從這位先生開始。
全世界第一位研究者洞富雄
洞富雄，自1931年從早稻田大學史學科畢業至1977年退休，一直在母校任職。洞富雄的學術生命很長，直到1995年九十歲高齡還出版了《幕末維新的異文化交流》。洞富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史方面，但影響最大的工作還是南京大屠殺研究。洞富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文字第一篇發表於1967年（《近代戰史之謎》之一章），這也是全世界第一篇在研究基礎上寫成的南京大屠殺的文字；洞富雄的《南京事件》出版於1972年，是第一本研究性的專書[1]。如果列數洞富雄對南京大屠殺研究的貢獻，「拓荒」無疑是最重要的一點。第二，洞富雄對南京大屠殺的相關問題進行了相當廣泛的探討，從洞富雄的代表作《決定版·南京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的證明》看，洞富雄提出的問題和對日本虛構派的辯駁基本構建了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框架、確立了回應虛構派挑戰的方向。第三，洞富雄早在1973年即編輯出版了第一部迄今仍被日本學者不斷徵引的兩卷本的南京大屠殺資料集《南京事件》（上卷為東京審判「速記錄」中有關「南京事件」的摘錄，下卷為田伯烈、徐淑希、斯邁思、德丁編寫的早期文獻）。所以，雖然隨著南京大屠殺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的推進，洞富雄的一些具體結論已被超越或修正，但從總體上說洞富雄奠立的基本格局並未動搖。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引發爭論的《中國之旅》
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先聲雖由洞富雄所發，但南京大屠殺在日本形成爭論則由一篇報導文字引起。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1971年獲准來華，6至7月份連續四十天，先後訪問了廣州、長沙、北京、瀋陽、撫順、鞍山、唐山、濟南、南京、上海等地，尋訪日軍暴行的舊跡和倖存的受害人。本多勝一將此行的記錄以《中國之旅》之名從1971年8月末起至12月在《朝日新聞》連載發表。文章在《朝日新聞》連載的同時，又在《朝日專刊》《周刊朝日》連載，部分照片還在《朝日畫報》刊載。第二年《中國之旅》單行本由朝日新聞社出版。單行本在原來「平頂山」、「萬人坑」（虎石溝）、「南京」、「三光政策」之外，又增加了「中國人的『軍國日本』像」、「在舊『住友』的工場」、「矯正院」、「人的細菌實驗和活體解剖」、「撫順」、「防疫慘殺事件」、「鞍山和舊『久保田鑄造』」、「蘆溝橋的周邊」、「強制押解的日本之旅」、「上海」、「港」、「『討伐』和『轟炸』的實態」等篇章。從篇題可見，「南京」只是《中國之旅》中的一篇，也就是說《中國之旅》對日軍暴行的批判本來不限於南京大屠殺，但引發爭論的卻只有南京大屠殺。其中原因此處不能細論。由於本多勝一的嚴厲批判，加上《朝日新聞》的特別影響力，「南京大屠殺」成了日本大眾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現實。這個「現實」引起的是反省還是反感，非一言可以輕斷。但它的影響本身使持反對所謂「東京審判史觀」者不能自安，由此為推動力，形成了一波強於一波的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洶湧浪潮。
第一本否定專書《南京大屠殺之謎》
第一個站出來「批駁」本多勝一的是鈴木明。鈴木明曾在民營電台工作，後為自由撰稿人。1972年，他在日本右翼重鎮《諸君！》4月號發表了《「南京大屠殺」之謎》。次年鈴木明的論集也以此為題名。題名「謎」有一個插曲。「謎」的日文是「まぼろし」。因《謎》對南京大屠殺的否定立場，所以《謎》文出後，「まぼろし」即被與日文漢字「虛構」同觀，作為日本「虛構派」的標籤。長期以來國內對鈴木明此書的譯名除了「虛幻」「虛偽」「虛妄」，更多的也是「虛構」。但鈴木明在時隔近三十年後出版的《新「南京大屠殺」之謎》中特地說明舊譯是「明顯的誤譯」：「現在日本人使用的『まぼろし』，除了『虛』『實』『秀』等各種各樣的漢字（指對應的漢字——引者）外，還有想捕捉也無法捕捉的恍惚的意味，這一極其日本化的、『情緒的』題名，以正確的中國語譯出，我想大概是不可能的。」鈴木明舉《文兿春秋》1951年7月號坂口安吾《飛鳥の幻》的「幻」為「難解之歷史之謎」之例，說：「我取『まぼろし』為題名，正是這樣的理由。」[2]對鈴木明的這一解釋我曾批評是「面對鐵的事實的不能不」[3]，其實不夠平允，因為鈴木明雖開虛構派先河，但多為提出疑問，語氣較為平緩，而且從來不提具體數字，也不自認是虛構派。《「南京大屠殺」之謎》涉及第十六師團諸如屍體橋等等的疑問，但主要是對「百人斬」的質疑。在七十年代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爭論全面展開之前，此案是最主要的爭點。雙方的代表性人物一方是洞富雄、本多勝一，一方是鈴木明、山本七平[4]。
八十年代屠殺派的突出成績和主要對手
進入八十年代，南京大屠殺的爭論全面展開。當時教科書事件引起軒然大波，成了激化爭論的外部觸機。1984年屠殺派成立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除了洞富雄和本多勝一，成員還有前輩學者藤原彰，中生代學者吉田裕、笠原十九司等教師、新聞工作者、律師等二十人。這一時期是屠殺派取得最大成績、也是在和虛構派爭論中最占上風的時期。除了前已提及的洞富雄的《決定版·南京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的證明》，當時屠殺派的重要著作還有藤原彰的《南京大屠殺》、吉田裕的《天皇的軍隊和南京事件》、本多勝一的《通往南京之路》、《被審判的南京大屠殺》以及洞、藤原、本多編輯的《思考南京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的現場》等。日本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推進和虛構派的挑戰密不可分，同樣虛構派的愈演愈烈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屠殺派的刺激所致。八十年代屠殺派的最主要論敵是戰時在大東亞協會跟隨過松井石根的田中正明。田中正明對軍國日本的回護並不始於八十年代，早在1963年他就出版過一本後來加印了二十餘次的《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田中正明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南京屠殺」的虛構》和《南京事件的總括》兩部書中。兩書從所謂南京人口、戰後難民的急速增加、進入南京的日本人未見屍體、國際委員會報告的虛與實、難民區的安泰和感謝信、大量屠殺俘虜的虛構、崇善堂埋屍的不實、斯邁思調查可證沒有大規模暴行、事發時中國軍事會議未提及、中共沒有記錄、國聯沒有成為議題、美英法等國沒有抗議、美英媒體幾乎沒有報導、沒有鉗口令、沒有目擊者以及史料都是所謂「傳聞材料」、照片出自偽造等等廣泛方面否定日軍有過大屠殺和其他暴行。如果問田中正明與之前的虛構論者有什麼不同，最大的一點就是從對南京大屠殺的某一點的質疑到對整體的徹底否定。田中正明不僅和屠殺派辯難不已，和「中間派」也勢同水火，有激烈交鋒（中間派情況下節介紹）。雖然從虛構派那裡看到的永遠是勝利宣言[5]，但在這一輪的攻防中至少在聲勢上虛構派是被壓了下去。除了上引著作，這一時期屠殺派的更重要貢獻是通過廣泛搜求，全面建立了支撐以屠殺為代表的日軍暴行為實有的史料基礎。1973年出版的洞富雄編輯的史料集《南京事件》此時以《日中戰爭南京大殘虐事件資料集》之名再次出版，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南京事件資料集》最重要的上卷「美國關係資料編」也成之於這一時期。
中間派的兩面論爭和與虛構派的逐漸合流
日本「中間派」是認為屠殺人數在數萬到一萬的寬泛表述，近年又有人將其中主張被殺一萬左右的稱為「小屠殺派」，被殺四萬的稱為「中屠殺派」[6]。中間派只是對屠殺數的認定介於兩者之間，其「政治」立場則遠為複雜多樣，不像虛構、屠殺兩派那樣單一明了。如在日本有大名的櫻井よしこ在被殺人數的認定上屬於小屠殺派，但長期以來一直是一面反中的旗幟，和虛構派沒有分別；而中屠殺派的秦郁彥的基本看法[7]則接近於屠殺派。中間派長期以來與虛構派、屠殺派兩線作戰，總的來說，在八十年代中間派對虛構派的批駁力度還是更大一些。比如田中正明編輯的《松井石根大將陣中日誌》出版後，小屠殺派的板倉由明經過逐一核對指出田中「改篡」松井原文達九百處[8]。秦郁彥回憶1985年春《諸君！》召集三派代表人物討論南京大屠殺，那天到會的有洞富雄、秦郁彥、鈴木明、田中正明，「在八小時只有咖啡的討論中」，「洞、秦、鈴木不論屠殺規模，在有相當數量被屠殺這一點上看法一致，因此可以感到否定派的田中陷於了孤立。」[9]這天的討論作為八十年代中間派作用的縮影大概雖不中也不太遠。八十年代中間派在資料上也有建樹，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舊軍人團體偕行社編輯出版的《南京戰史資料集》和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南京戰史資料集》Ⅱ。「戰史資料集」，嚴格說不是「大屠殺」或「事件」的資料集，但因戰時文獻多已被焚，即使戰史方面的零散文獻對從更廣泛方面了解日軍的所作所為還是有價值。《南京戰史資料集》對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最大的意義是：殘存的日本軍方文獻仍可證明日軍曾大規模屠殺俘虜[10]。《南京戰史資料集》所收日軍官兵日記的特點是包括最高長官以下的各個層級，與屠殺派所編資料集悉為士兵和下級軍官不同。進入九十年代後，中間派中雖然仍有偏重「技術」的傾向，如防衛研究所研究員原剛通過重新研究幕府山屠殺俘虜等個案，將屠殺數從一萬提高到二到三萬。但大體上說九十年代後中間派整體是在右轉。如小屠殺派的畝本正己自稱他著作的目的就是「洗刷」日軍的「冤罪」[11]，八十年代曾批駁田中正明「改篡」史料的板倉由明的遺著《真相是這樣的南京事件》所附追思篇題名即稱板倉為屠殺派的「天敵」[12]，即使秦郁彥也多次說「正確的數字只有上帝才知道」[13]。在虛構派甚囂塵上的今天，中間派的「中間」意義已十分弱化。
九十年代中期以後虛構派的後來居上
九十年代以後特別是近年虛構派聲勢日益煊赫和冷戰結束後日本保守勢力捲土重來的大背景有很大關係。這一時期虛構派有這樣幾方面的變化。一是右翼「學者」成為主流。九十年代中期前，除了曾從事媒體、出版工作的鈴木明、阿羅健一（畠中秀夫），虛構派主要是戰時的一輩人，如田中正明曾隨從松井石根，山本七平本身就是舊軍人，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的代表性人物無論是「意識形態」味濃厚的東中野修道、藤岡信勝，還是基本算是專業型學者的北村稔，都是長期在大學執教的大學教授。二是「組織」化。和屠殺派八十年代即成立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不同，虛構派九十年代前完全是散兵游勇，近年則頻有聚合，2000還成立了「南京學會」。三是和政界互通聲息。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界人物偶有對歷史問題的「失言」，但並未直接介入虛構派的活動，近年自民黨「日本前途和歷史教育思考會」的「南京問題小委員會」及參眾兩院超黨派「檢證南京事件的真實之會」[14]都與虛構派時相過從，互動密切[15]。四是主流電視台的推波助瀾。長期以來日本主流電視台間或有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議論，如渡部昇一（上智大學名譽教授）主持的東京電視台（十二頻道）的談話節目，但從未以南京大屠殺作為專題，以南京大屠殺為專門節目近年始見。這些節目因屠殺派從不參與[16]（在電視中「拋頭露面」揭日本傷疤的壓力可以想見），而虛構派總是有備而來，這樣的不對等造成了看似有正反兩方的相爭總是虛構派以「證據」獲勝。因此，對虛構派來說，這種節目其實比單方面宣傳更有效果。五是虛構觀點的全面深化。虛構派在鈴木明時期還只是提出幾點疑問的初型，到了田中正明的全盤否定始具規模，這一時期虛構派上窮下索，對以往的主張全面強化。如田中正明在《總括》的結尾說到照片「偽造」，東中野修道等人接過衣缽號稱檢查了全部照片：「對『證據照片』143張首次進行總括的檢證」，證明「作為證據的照片一張也沒有」。[17]鈴木明「發現」田伯烈是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誤書為「情報部」）「顧問」，北村稔以此為線索寫了一本在虛構派中備受推崇、號稱從源頭上抓到了所謂「南京事件」與「國民黨的國際宣傳和對外戰略」有「密切關係」的「把柄」的專書[18]。六是新著連篇累牘的問世。七是第一次拍攝電影《南京的真實》（三部曲，第一部已完成）。八是開始向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輸出[19]。這樣多方面的活動，使虛構觀點的影響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