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在香港。左起：陳小彭、陳寅恪、唐篔、陳美延（前小童）、陳流求。（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圖）
抗戰勝利後，我們一家前途未卜
1945秋至1946年春，父親在倫敦經英國著名眼科專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診治並主刀，做了兩次手術，視力略有改善，但未能復明。就醫期間，父親時常與Duke-Elder大夫交談，相互十分投緣，後來主刀大夫主動提出不收手術費，令父親非常感動。在英國治療期間，邵循正、熊式一等多位友人常來探視並幫助寫信、念報、讀小說及做種種雜事。由於目疾未愈，父親正式辭去牛津大學教職，候船歸國。
1946年春天，父親搭乘Priam輪橫越大西洋繞道美國，是因為當時對美國醫師能否進一步治療自己的眼疾，還抱有一絲希望。本年1月，在紐約的胡適，曾建議父親到紐約哥倫比亞眼科中心診治，並要了Duke——Elder所寫的寅恪在英國治眼的最後意見書，徵詢哥大專家有無挽救之方。哥大眼科中心的Mc.Nic大夫與同院專家研究後答覆說，Duke——Elder尚且無法，我們如何能補救？4月16日，航抵美國東海岸紐約，停泊在卜汝克臨二十六號碼頭。胡適請全漢升帶一信送到船上，告知這個壞消息，左眼復明的最後一線希望破滅，父親很覺悲哀。故船抵紐約，便留在船艙休息，沒有上岸。4月19日，老朋友趙元任夫婦和周一良、楊聯升聽說父親到了紐約，登舟相會。
父親國外遊學十餘年，不只一次航行經過酷熱的蘇伊士運河，而乘海輪通過巴拿馬運河——全球最長的水閘式運河，由大西洋到太平洋，平生唯有此次。由於兩大洋水平面有差異，輪船在運河中需上升三個「台階」，然後再降三級，才到彼洋。父親在感受船身升降「台階」的同時，聽船上人描述過閘，饒有興趣。父親所乘的輪船經美國西海岸，橫渡太平洋，於5月末抵達上海。而此時母親及我們姊妹尚滯留四川，等待交通工具，未能出川。
同年6月，王鍾翰老師與我們家四口人，一同乘敞篷卡車由成都到重慶。將要到達時，卡車與對面來車錯車，一個急剎車，流求的頭部被碰撞，短暫喪失意識。到重慶的醫院急診，診斷為腦震盪，醫囑臥床休息觀察。王老師同路到重慶後，旋即回湖南老家探望母親，不久赴美留學。母親和我們暫住九姑原在重慶觀音岩的家，等候江輪東下南京。復員人數眾多，交通擁擠，船票難求。在等船票的過程中，小彭、美延接連出麻疹，母親又是一番辛苦。此時俞家三舅婆心杏老人、九姑及表兄弟已先行去南京安頓新家，大維姑父因公務有時在渝。八叔登恪一家也從樂山武漢大學來到重慶，候船回武漢。大家好不容易才得到船票，高高興興地擠上一艘首次下水的新木輪，船剛起錨，可能由於嚴重超載，即傾斜進水，不能航行，乘客只得重回碼頭上岸。無奈之下，我們只好去中央研究院駐渝辦事處開具證明，購買飛機票。母親在渝每日頻繁上下山坡，舊病發作。流求天天到售票處問訊，等候購買機票。排了許多天「號」，才買到8月6日、7日分兩天飛的三張全票一張半票，流求送小彭、美延登機時和美延同乘一輛人力車，向珊瑚垻機場行進。下坡途中，突然被一輛同方向行駛的吉普車擦碰了一下，人力車向路邊側翻，拉車及乘車人都甩了出去，摔在長滿亂草的泥地上，嚇得不輕，幸而沒有大礙；次日母親、流求始飛抵南京。這是我們第一次坐飛機，心裡有些緊張，生怕患有心臟病的母親不能適應高空環境，因當時飛機艙內未提供氧氣服務，也無空氣調節設備，聽說患心臟病及高血壓者乘坐飛機有風險。復員途中的磕磕絆絆，是還鄉人群常遇到的情況，多數人的心情比逃難時平和，但我們家因父親療治眼疾徹底失敗，成為盲人的一家之長前途未卜，孩子們皆未成年，家中氣氛並不輕鬆。
在清華校園，父親是一名盲人教授
母親及我們姐妹，在與父親離別一年之後，又在南京薩家灣南祖師庵七號九姑寓所團聚了。此時我們的父輩陳家兄弟姐妹六人中，康晦姑隨新午姑出川至寧不久，父親寅恪剛由英倫返國，七叔方恪早在南京居住，遠在廬山的五伯隆恪、武漢的八叔登恪也都趕來南京相會，這是抗戰勝利後的一次大團圓。每天晚餐後，父親總邀大家到自己暫住之室「煮粥」，即共話家常，這個房間比較僻靜，也不干擾別人。六兄妹商議儘快將祖父靈櫬南運，與祖母合葬杭州。誰也沒有料到，這竟是他們最後一次聚會，此後我們的父輩又天各一方。
到南京後，父親須要決定行止，是留在南京專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還是北上清華任教。最後決定接受清華大學的聘書，重回老朋友眾多且熟悉的清華園。未在南京工作，是否與父親一貫不願生活在政治中心（首都），有些關係？
重返清華園，父親已是一名盲人教授，11月又開始授課，講堂設在家中最西邊的狹長大房間內，校方搬來一塊較大的木製黑板及若干張課桌椅，父親坐在黑板旁一張藤椅上講授。開課前，原「助理教學工作所聘徐高阮君」，因故未能按時到任，父親寫信給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鄭天挺教授，請求支持，「暫請北京大學研究助教王永興君代理至徐君就職時止」。不久，鄭天挺主任又派北大教師汪籛君來幫助工作，清華再派陳慶華君來任助手。三位助手分工大致為：王先生主要負責授課有關工作；汪先生重點在研究方面；陳先生則管涉及外語部分。早上王先生先到，離去後，陳先生來工作，由於工作結束已過食堂開飯時間，所以須在我家午膳後才回去。而汪先生的工作時間只能排在下午和傍晚了，下午汪先生常陪父親散步，邊散步邊討論業務，工作散步兩不誤。由於王、汪二位均非清華教員，不能在清華參加分配住房，後來學校替王先生租賃了離我家較近的校外居所，便於早上趕到（那時由城內到西郊清華的交通極不方便）；汪先生則住我家教室黑板後面，用布簾隔開的小間裡。父親仍繼續擔任燕京大學研究生劉適的導師，劉先生隔兩天下午來一次。另外，父親還指導清華大學研究生王忠，及1947年考入清華的研究生艾天秩。父親仍如既往，要了解世界學術動態，除陳慶華先生要讀西文雜誌外，周一良教授也有時來家敘談並譯讀日文雜誌、論文。
父親備課、上課發給學生的講義主要是講授時援引的史料原文，這些史料都是從常見史書中所摘取，至於如何考證史料真偽，如何層層剖析講解這些材料，而不斷章取義、歪曲武斷，做到水到渠成地提出他的論點，則全裝在自己腦中，未見他寫過講稿。若寫，就是有「引文（數據、論據）」有「寅恪案（本人觀點）」的論文。關於他的著述，石泉（原名劉適）、李涵（原名繆希相）教授在懷念文章中寫道：陳師治學態度十分謹嚴，既有開拓性的學術眼光，又有深邃敏銳的洞察力。他善於從極普通的史料中，發現別人所未發現的問題，而不靠掌握珍稀罕見的材料取勝。考證極精，又絕非煩瑣；所考問題小中見大，牽涉到重大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方面。他厭煩繁複冗長、堆砌材料的文章。陳師雖掌握極豐富材料，但絕不廣徵博引以自炫，只用最必要的材料，因此行文十分簡練。
父親對研究生的學業及論文撰寫，一貫親自指導、嚴格要求，目盲後仍然如此，不假藉助手。父親指導劉適在1948年夏完成了碩士論文《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論文五十年後得以出版，劉適在自序中述及論文寫作的過程：進行每一章之前，皆曾向先師說明自己的初步看法，經首肯，並大致確定範圍後，始著筆。每完成一節、章，則讀與先師聽，詳細討論後定稿。先師對史料之掌握極為嚴格：必須先充分占有史料，凡當時聞悉並能見到者，不容有絲毫遺漏；而選用於論文時，力求精煉。尤注意史料之核實，同一史事，記載有出入者，須認真鑑定，確證為史實者，始得引以為據。在觀點方面，持之尤慎，必以史實為立論之基礎。論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論點提出，先師必從反面加以質詢，要求一一解答，至澄清各種可能的歧見，始同意此部分定稿。
這樣，父親雙目失明後近兩年，在同事、朋友協助下，依靠耳聽（他人讀資料）、口述（由他人記錄）的方式，繼續安排全日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我們常聽父親說，雖然史學目前難以達到數理學科的精確度，他仍盡力提高歷史學的科學性。抗戰勝利後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萬繩楠教授，在他整理的《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前言中也談到：陳老師治學，能將文、史、哲、古今、中外結合起來研究，互相發明，因而能不斷提出新問題、新見解、新發現。每一個新見解、新發現，都有眾多史料作根據，科學性、說服力很強，不斷把史學推向前進。
胡適幫助父親賣書換美金買煤取暖
父親年輕時就喜歡京劇和外國歌劇，失明後全靠耳聽，家中沒有能放唱片的留聲機，但有一台電子管收音機，它成了父親工作之餘的寵兒。無奈收音機的收聽效果不佳，於是請一位工學院的年輕老師來幫助調試，美延已忘記他的姓名，只記得他湖南口音重，將「銅」說成「teng」。他加裝了一條天線，是用長銅線在室內沿壁環繞後再伸向室外，從此聲音清晰許多，父親從中得到不少樂趣。北平的鼠患不如成都猖狂，父親一如既往地寵愛貓咪，成為貓的「保護傘」。每逢將近中午時，陳慶華先生正在念讀外文資料時，貓餓了就吵鬧，父親必定喚家人趕快餵貓，因為父親從來不准虐待家禽家畜，更不允許打貓，於是貓就養成習慣，一餓了就只對著父親喵喵地叫。我們家有隻純白金銀眼的貓也很「有名」，一次母親到離家一里多路的雜貨鋪買東西，店裡人竟對母親說：你們家的貓剛才來過這裡啦。
北平的冬天寒冷，室內需要生煤爐取暖，學校恢復後經費支絀，各家自行籌措解決取暖。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得知我家經濟困窘，而父親又最畏寒，購煤款無從籌措，便想法幫助老友渡此難關，於是商定，父親將自己所有西文關於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方面極為珍貴的書籍，如《聖彼德堡梵德大詞典》「巴利文藏經、蒙古文蒙古圖志、突厥文字典」等「最好的東方語言學書籍，全數賣與北京大學東方語言學系，以買煤取暖」。胡適伯父要北大以美金支付書款，免得我們拿到法幣，瞬間貶值。這筆錢除買煤外，還貼補了家用。母親對我們講過：父親在國外省吃儉用購回的這批珍貴書籍，目盲後無法再閱讀，而父親以前的一位學生，當時已可以自立門戶，就把有關內容的書籍交付給他了。北大復員後新成立東方語言學系，有研究東方語言的青年學者，能讓這些書發揮作用，所以並不計較書款多少，售價是否抵值。
丙戌年除夕（1947年1月21日），讓美延很開心的是除夕團年飯吃了一頓白米飯！在北平日常每頓都吃粗糧做的絲糕、小米粥、窩頭，當然按現今營養觀點，皆屬佳品。這是抗戰勝利後重返故園的第一個舊曆年，對父母而言，心中憂多於喜，可是美延當時並不體會父母的心情。父親曾用東坡韻記這年的上元節：
丁亥元夕用東坡韻
萬里烽煙慘澹天，照人明月為誰妍。
觀兵已抉城門目，求藥空回海國船。
階上魚龍迷戲舞，詞中梅柳泣華年。
光緒庚子元夕，先母授以姜白石詞「柳慳梅小未教知」之句。
舊京節物承平夢，未忍匆匆過上元。
1948年的上元節（1948年2月24日），母親特地買了幾筒煙花在前院門口燃放，增加了不少傳統節日氣氛。還叫上鄰近小朋友、美延同學一起來觀看助興，小孩子都很開心。父親用東坡韻作詩紀念這個上元節：
戊子元夕放焰火呼鄰舍兒童聚觀用東坡韻作詩紀之
火樹銀花映碧天，可憐只博片時妍。群兒正賭長安社，舉國如乘下瀨船。
坡老詩篇懷舊俗，杜陵鼙鼓厭衰年。新春不在人間世，夢覓殘梅作上元。
交通部長俞大維帶口信要陳寅恪一家隨機離開北平
1948年12月，戰火逼近北平。13日星期一上午，清華大學及附屬成志小學各年級的師生正在上課，流求、美延分別在自己教室里聽課。大約10點到11點鐘時，隆隆炮聲，由遠而近，越來越清晰，老師宣布停課，叫小學生們回家去別亂跑。流求騎車回家，見母親、美延正忙著收撿幾件隨身換洗內衣，以及父親的文稿箱等。父母告知，聽說傅作義軍隊將要在清華駐防，這裡難免有炮火，父親是盲人，不像正常人行動靈便，我們得趕快進城，到大伯母家暫避。母親找來一輛汽車，匆忙吃點東西，汪籛原住在我們家中未離開，父親在他攙扶下上了車，並托他暫時照看幾天這個家，待時局穩定，我們就馬上回來，汪先生目送我們的車子開走。雖然父親不久前有去南方的想法，但在這一天如此倉促地離開清華園，純屬臨時決定。前一天12日是星期天，流求、美延都在家，全家沒有說起也未作任何離開的準備，這次也只是打算去城裡大伯母家暫住幾天，所以每人只有身上穿的一套冬衣，其他衣物都沒有帶。車快到舊校門，遇上陳慶華，他正騎著自行車往我家來，於是告訴他，我們現在進城避幾天炮火。此次，汪籛、陳慶華兩位先生看見我們離開。當日在大伯母家過夜。
第二天，胡適伯父請鄧廣銘先生尋找我們。鄧先生通過俞大縝表姑才問到大伯母家地址，找到我們，告知國民政府由南京派飛機來接胡適等，交通部長俞大維帶口信要陳寅恪一家隨此機離開戰火中的北平。父母與新午姑、大維姑父向來關係至為密切，相知篤深，聽聞鄧先生此話，稍作考慮後便隨鄧先生往胡適寓所，願與胡先生同機飛離。據說飛機已降落南苑軍用機場，遂驅車至宣武門，守軍不讓出城，於是仍折回胡宅。胡伯母招待我們吃晚飯並住下，胡伯父則忙得不可開交，不是電話便是有人來找或是安排事情。這時，流求表示不願離開北平，同學們都留校迎接解放，而且考上清華不容易，走了恐怕很難再回清華讀書，非常可惜。母親對她說：現在是烽煙四起的緊急時刻，父親失明、母親有心臟病，美延年齡還小又瘦弱，如果你不和我們在一起走，連個提文稿箱、攙扶父親的人都沒有，何況這次是大維姑父傳話來接我們離開北平，也是親人的一番好意。流求本來執意不走，後經母親反覆勸說，覺得母親的話確是道出家中實際困難，很有道理，自己有責任替母親分憂，九姑和姑父一貫待自己如同親生，想到這些，決定和父母一起登機。這天夜裡，父親與鄭天挺、鄧廣銘兩位伯父徹夜長談，幾乎沒有睡覺。
15日上午，胡伯父、伯母與我們再往南苑機場，上了一架機艙兩側各有一排座位的飛機，我們的行李很少，僅有倉促離開清華時帶的那一點點。同機還有一些不相識的乘客，傍晚時分，飛機降落南京明故宮機場。父親匆匆離平，自忖將與故都永訣，心緒萬千，有詩記此次變故：
戊子陽曆十二月十五日於北平中南海公園勤政殿門前登車至南苑乘飛機途中作並寄親友
臨老三回值亂離，北平蘆溝橋事變、香港太平洋戰爭及此次蔡威淚盡血猶垂。
眾生顛倒誠何說，殘命維持轉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訣，銷魂巷陌記當時。
北歸一夢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最後二十年，父親定居廣州
1949年1月16日，父母帶著小彭、美延登上招商局海輪秋瑾號出吳淞口，海上航行三天，19日先暫泊珠江口虎門附近，海中錯落點綴著蒼翠小島，成群白色海鷗低飛鳴叫，開闊的江口與大海融為一體。秋瑾號最後駛入珠江口黃埔港靠岸。溫暖如春的氣候，令人忘卻三天前離開上海時的嚴寒。嶺南大學陳序經校長派辦公室的盧華煥先生，坐學校的小輪船（那時廣州話稱「電船」）到海輪邊來接，因盧先生曾見過父親，故而相識。與盧先生同來的陳津師傅身材高大，年輕力壯，將父親從秋瑾號背到電船上，溯江至嶺南大學北門碼頭。一上岸，但見路旁濃綠枝葉襯托的大紅花迎風怒放，使我們幾個離別香港七年的北客驚詫不已。再往前行，頭頂榕樹密蔭遮陽，景色猶如北方的夏天。走到校內西南區52號，即「九家村仰光屋」樓下，安頓下來。父親有詩賦記此行，題為：《丙戌春旅居英倫療治目疾無效取海道東歸戊子冬復由上海乘輪至廣州感賦陽曆一月十六日由滬發十九日抵穗》。
1949年1月29日，抵達廣州十天後，於嶺南過了第一個舊曆新年，父親無限感慨賦詩紀念：
己丑元旦作時居廣州康樂九家村
無端來作嶺南人，朱菊黃蕉鬭歲新。食蛤那知今日事，買花追惜少年春。
一生心苦誰同喻，數卷書存任更貧。獨臥荒村驚節物，可憐空負病殘身。
舊曆年剛過，九姑夫婦從上海飛往廣州，流求到機場送別。在廣州，父親與姑父母經常見面、深談。這是他們兄妹、表兄弟一生最後的聚會。姑父決定離開大陸，而父親留在廣州的心意已定，兩人在穗也曾多次分析局勢，詳談各人行止、今後考慮。那年春季姑父姑母到香港，與我們家偶爾還有聯繫。他們在美國呆了一段時間，後往台灣，從此音訊阻隔。
父親中年後目盲體衰，尤其在逃難期間貧病交加，遇到「大難」時，新午姑、大維姑父就會主動伸出援手，儘量幫助。這固然是因由於親情，更是出於他們夫婦對中華數千年歷史文明的愛戴，認為父親的學術研究對於傳承發揚我國悠久文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應該給予支持。1969年10月父親在廣州去世，消息傳到台灣，1970年3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行悼念活動，李濟所長邀請姑父參加，會上他作了感人至深的發言（詳見俞大維《懷念陳寅恪先生》）。據小濟相告，姑父在台上講述時泣不成聲，台下父親的老友也淚流滿面。我們姊妹感到，新午姑、大維姑父在大家庭同輩中，與父親最為知心。新午姑1981年10月9日病逝，大維姑父1993年7月8日亦病逝於台北。我們的心願是今生能去金門俞大維先生紀念館拜祭，謹表一份感恩之情。
雙親寓居嶺南二十載，這是他們生命的最後年月，父親依舊教學、撰文，直至被迫停止講課。父親已經適應了目盲的生活和工作，不幸剛過古稀之後，又遭股骨頸骨折的厄運，目盲、體殘後仍堅持著述，並在學術上繼續有所貢獻。在兩老年事益高，身體愈衰的垂暮之歲，父親能做到傷殘老人難以達到的境界，母親的功勞絕不可沒，尤其在晚年更為突出。隨著日月流逝，我們姐妹對母親的作為，有了進一步認識和理解，對母親更加崇敬。
選自《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篔》。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即將出版。文章標題、小標題均為編者所加，有部分刪節。應作者要求，文中凡涉及陳寅恪著作篇名及引文的部分均用繁體字。
2010-0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