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合影於北京西山，1920年3月14日
說到北大，蔣夢麟是繞不過去的名字。他是北京大學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與蔡元培先生對於北大的貢獻，同樣功不可沒。
他是1886年生人。出生那晚蔣父夢見一隻熊來到蔣家，然後他就呱呱墜地，遂為兒子起名夢熊。
這名字一直用到16歲時，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學堂，因鬧學潮被列入黑名單中，才改名夢麟。
新名字伴隨著他一路求學，從國內讀到國外，最終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與胡適師出同門，指導教師都是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杜威。
1919年初，蔣夢麟受聘為北大教育系教授。五四運動爆發，受蔡元培委託，代理北大校長。同年9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聘他為教育學教授兼總務長。這一年，開啟了蔣夢麟登陸北大舞台的序幕。
北大人才濟濟，教授雲集。初上台的蔣夢麟十分低調，也很謙虛。一次出席教職員會議時，他稱自己只是蔡先生派來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
1930年12月，受蔣介石之聘，蔣夢麟辭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職務，正式出任北大校長。此後直到抗戰勝利，15年間，他始終是北大的行政負責人，也是北大歷史上掌校時間最長的一位校長。針對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所產生的「紀律弛，群治弛」現象，蔣夢麟致力於開展「整飭紀律，發展群治」，以彌補學校管理的不足。
他前後用了7年的時間，終使一度曾是革命活動和學生運動漩渦的北大，逐漸變為了學術中心。
蔣夢麟歷來不主張學生參加政治運動，認為這是「中國的成年人和老人不肯出來負責任的必然結果」，而「未成年的一代人應該有安心求學的權力」。在蔣夢麟擔任校長的7年裡，北大隻發生過一次值得記載的學生運動。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夢麟與清華的梅貽琦等大學校長聯名發表《告同學書》、《第二次告同學書》，提出「赤手空拳的群眾活動只有荒廢學業，絕非有效的救國方法」，希望同學們「馬上複課吧！先盡我們的責任。」
這是有血的教訓的。此前，還在蔣夢麟代理校長時，北京1926年發生過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北大學生犧牲數人。3月24日，全校教職員及學生在三院大禮堂開會追悼張仲超、黃克仁、李家珍三烈士，由蔣夢麟主祭。蔣夢麟在大會上痛心地說：「學生之培植，由小學而大學，殊不易易……我任校長，使人家之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說到這裡「汪然淚下」。轉而，對北洋軍閥政府暴行猛烈抨擊，直斥「處此人權旁落，豺狼當道之時，民眾與政府相搏，不啻與虎狼相鬥，終必為虎狼所噬。古人謂苛政猛於虎，有慨乎其言矣！」話未說完，不禁放聲大哭。
充滿悲憫情懷的蔣夢麟，委實不願看見自己的學生，踏上不歸路，以血肉之軀，對抗虎狼之師，作無謂的犧牲。在他，是把千萬父母交他手上的學子，都看作了自己的兒女。
1937年教育南遷，在長沙臨時大學時，蔣夢麟、張伯苓、梅貽琦三位校長巡視學生宿舍，看見房屋破敗，蔣校長認為不宜居住；張校長卻認為學生應該接受鍛鍊，有這樣的宿舍也該滿意了。對此，蔣夢麟不能苟同，說：「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張卻針鋒相對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這宿舍里！」忠厚的梅貽琦沒有表態。
蔣夢麟晚年在《新潮》一書中回憶道：「著者大半光陰，在北京大學度過，在職之年，但知謹守蔡校長餘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
但其實呢，在制度方面，蔣夢麟並非完全蕭規曹隨，他也是有改革的。
上任之初，蔣夢麟即叮囑文、法、理三學院的院長：「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目的是「向全國挑選教授與研究的人才」。蔣夢麟後來回憶說：「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胡適）和孟真（傅斯年）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表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這樣做的結果，自然也得罪了一批舊教授。
蔣夢麟還落實了「選科制」的改革——允許學生在規定範圍內自由選擇，修夠學分即可畢業，不拘年限。到西南聯大時，「選科制」已經十分完善。像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的何兆武，在聯大七年一共讀過四個院系。當時轉系很容易，本人寫申請，經系主任同意就可以。西南聯大學生當年轉系十分普遍，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楊振寧，進聯大時報考的是化學系，後來才改讀的物理。
30年代的北大，教授享有極高禮遇。錢穆回憶說：「在北大任教，有與燕京一特異之點。各學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辦公。一助教常駐室中。系中各教師，上堂前後，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熱毛巾擦臉，又泡熱茶一杯。上堂時，有人持粉筆盒送上講堂。下課後，熱毛巾熱茶依舊，使人有中國傳統導師之感。」
蔣夢麟認為：「師資不尊，不足以言重學術；待遇不豐，不足以言志；故崇教授之座位，而厚其俸給，二要也。」這其中，還須有一個最根本的制度保障，那就是「研究學術而有所顧忌，則真理不明；故保障學術自由，三要也」。
「五四」運動中，學生的表現日益激進，胡適和蔣夢麟曾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文中寫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子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對「五四」這一段歷史，蔣夢麟說過這樣總結性的話：「五四」以來的文學革命，增強了人民對於社會與政府的不滿，為國民革命軍鋪了一條勝利之路……其後之革命文學，因為「共產黨善於利用，也為共產黨的策略和主義鋪了一條成功之路」。
從以上見解，可知蔣夢麟識見超群，也因識見超群而胸懷非同一般，凡事懂得顧全大局。
西南聯大時期，北大與清華難免發生利益之爭，每臨此，蔣夢麟總是選擇退讓。錢穆在《回憶西南聯大蒙自分校》中敘述了一段故事：一日，蔣夢麟從昆明去蒙自，北大師生集會歡迎。多位教授在聚會上抱怨聯大的種種不公平，如文學院院長常由清華馮友蘭連任而不輪及北大。錢穆發言表示，日後勝利復原，各校仍是獨立的，今日危難時期不要相爭。蔣夢麟聽後立即說：「今夕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可弗在此題上爭議，當另商他事。」各教授便都無言。
「蔣夢麟在西南聯大的不爭，成就了西南聯大。如果爭的話，就成西北聯大了」，馬勇這樣評價蔣的「無為」。西北聯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離析。蔣夢麟的不爭，成就了西南聯大，創造了一段教育史上的輝煌。
蔣夢麟的不爭，還表現對人處事上。
1916年陳獨秀擔任北大文學院長，極力推動文學革命。蔣夢麟與陳獨秀政治主張不同，但相處也還不錯。兩人都是前清的秀才。秀才有兩種：一種是考八股時進的秀才，稱為八股秀才；八股廢掉後改考策論，稱為策論秀才，好象也沒有八股秀才值錢了。蔣夢麟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有一次陳獨秀問我：「唉！你這個秀才是什麼秀才？」「我這個秀才是策論秀才。」他說：「那你這個秀才不值錢，我是考八股時進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個揖，說：「失敬，失敬。你是前輩老先生，的確你這個八股秀才比我這個策論秀才值錢。」
在蔣夢麟看來，大他7歲的陳獨秀「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這一點很對蔣夢麟的脾氣：「我們兩個人，有一個相似的習慣，在參加筵席宴會的時候，一坐下來，我們總愛把冷盤或第一、二道菜儘量地吃，等到好菜來時，我們已經吃飽了。所以大家說笑話，稱我們這兩個急性子，同病相憐。」
儘管陳獨秀和蔣夢麟是「同病相憐」的朋友，後來在政治道路上南轅北轍越走越遠，但當陳獨秀遇到危險時，蔣夢麟還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有一天，蔣夢麟接到警察廳一位朋友的電話，說：「我們要捉你的朋友（指陳獨秀）了，你通知他一聲，早點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蔣夢麟便趕緊和一個學生跑到陳住的地方，叫他馬上逃走。於是由李大釗陪他坐了騾車從小路逃到天津。為什麼要李大釗陪去呢？因為李大釗是河北人，會說河北話，路徑又熟。他們逃到山中一個古廟，李大釗寫了一封信給蔣，說：「夜寂人靜，青燈如豆。」
「文革」結束後首都博物館展出了一張清單，是李大釗死後六年為其營葬的捐款名單。李大釗去世後停靈六年無法安葬，遺孀趙紉蘭攜子女從故鄉返回北平，哀告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適、蔣夢麟、沈尹默、周作人等，希望代為辦理安葬事宜。時任校長的蔣夢麟慨然允諾。當時的葬禮分為三種：國葬、公葬和民葬，國民黨統治的時代對李大釗的葬事當然談不到給予「國葬」，而民葬李家又無力承擔，只得公葬（又分為厚葬和薄葬兩種）。北大同事感於李大釗之事跡，相與發起厚葬，這發起者的13人中，有蔣夢麟、胡適、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劉半農、錢玄同、馬裕藻、馬衡、沈兼士、何基鴻、王烈、樊際昌等，每人捐20元；後梁漱溟等各捐50元、馬敘倫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10元；外地故友聞訊捐助者，上海如魯迅，捐了50元，國民黨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錢捐助，如汪精衛一人就捐了1000元，陳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們或與李大釗生前系「同志」（陳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則曾參與了中共的創建），或曾是「盟友」（汪精衛乃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左派」領袖），這些善款都由北大會計科代收。李大釗後來安葬在北京的萬安公墓，是蔣夢麟出面購置的墓地（並為李大釗夫人預購了穴地），墓碑則由劉半農撰寫。
葉公超說：「我的朋友中，脾氣好的人也不少，但對於僕役等最客氣，而且從來不發脾氣的，我想只有孟鄰（蔣夢麟）一個人。記得我們初到長沙去組織臨時大學的時候，我們合用一個寶慶的老兵，因為語言關係，往往詞不達意，我是一個性急的人，孟鄰先生看見那位寶慶的同胞做錯了事，或者是所做的剛好與我們的意願相反的時候，他的反應總是發笑，我卻在著急。純厚，同情，寬容是他的本性。」
1933年蔣夢麟以「不交學費」為由，開除了九名「左」傾學生。奇怪的是這些被開除的學生後來都收到了一封匿名同情信，信中還附有一張三百大洋的支票。千家駒後來回憶說，「我至今不明白這錢是誰送的。」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學生們分析，共產黨想送，沒錢；社會上好義之人想送，也不知被開除學生的姓名和地址。這信、款應該是蔣夢麟送的。九名學生得了錢後，有的東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國，各奔前程去了。
許德珩、侯外廬和馬哲民三位當年是北大的左派教授，在對待學生運動問題上與蔣夢麟尖銳對立，有怨在前。但「七七」事變後他們被國民黨政府逮捕，蔣夢麟毅然與胡適聯手，多方奔走，終將他們營救出獄。
日本投降後，周作人被捕，1946年7月19日，南京政府首都高院對周作人第一次公審。周作人在辯訴狀中稱：「學校南遷，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關係不能隨行者，有已故之孟森、馮祖荀、馬裕藻及被告四人，由校長蔣夢麟特別承認為北大留平教授，委託保管校產。」當時周作人被稱為「巨奸」，「國人皆曰可殺」。胡適為周作人作證，社會輿論就譴責他為漢奸洗刷罪名；為周作人辯護的律師王龍也一度被控漢奸嫌疑，但蔣夢麟專門為此事出具了證明。
8月13日，首都高等法院院長趙琛致函蔣夢麟，函云：因蔣夢麟出具證明文書未填年次，「是否即為台端手筆，無從懸揣。茲為慎重起見，相應函請查照，即希據實見復，以憑核辦。」次日，蔣夢麟復趙琛函，再次確認上述事實。
蔣夢麟在晚年所寫的《談中國新文藝運動》中這樣回憶道：「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有一天，李守常（李大釗）跑到校長室來說，毛澤東沒有飯吃，怎麼辦？我說，為什麼不讓他仍舊辦合作社？他說不行，都破了產。我說那麼圖書館有沒有事？給他一個職位好啦。他說圖書館倒可以給他一個書記的職位。於是我拿起筆來寫了一張條子：派毛澤東為圖書館書記，月薪十七元。」
關於這件事，蔣夢麟還說過：有一次，英國一位議員來華，他聽了這個我不甚願意講的故事，就說：「那時候你給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總之只是十幾元，如果你那時候多給他一點錢，也許毛澤東就不會變成共產黨了。」我說那也難說，好多有錢的人不是也變成了共產黨嗎？
1936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舉辦婚禮，邀請胡適做證婚人。可是胡適的妻子江冬秀因為蔣夢麟為娶陶曾谷遺棄原配，不贊成胡適為兩人證婚，把大門一鎖，就是不讓胡適出去。在江冬秀看來，蔣夢麟道德上是有虧的。結果胡適只能逾窗而走，偷偷趕往婚禮現場。
這樁婚姻延續了22年，直到1958年陶曾谷因病去世。陶臥床時，曾對常來照應她的一位表親說：「孟鄰（蔣夢麟）的身體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後，他一定會受不住的；而且，我也不忍心他受長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夠幫他找一個合適的對象，陪伴他……」
這位盡責的表親，在陶女士逝世一年後，就開始為蔣夢麟提親說媒，但都沒有使他動心。直到1960年在圓山飯店的一次宴會上，表親介紹他認識了徐賢樂，穩重了一輩子的蔣夢麟立刻就崩潰了。
蔣夢麟與徐賢樂
說起來，徐賢樂也是名門出身，曾祖父徐壽是晚清著名的科學家，父親徐家保晚清時受聘於兩湖書院，民國時期擔任北洋政府陸軍部技士。徐賢樂少女時期受過良好的教育，考入上海光華大學經濟系。她的三位兄姐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徐賢樂是徐家么女，長得非常漂亮，讀大學時是校花，後來在外交部上班，又成了部花。
她和一個叫沈道明的青年有過一次戀愛，兩人糾結許久後以分手告終，原因是徐賢樂覺得沈道明財力不夠。
徐賢樂後來在上海認識了楊傑。楊傑是雲南大理人，官至陸軍中將，加上將銜。1938年，楊傑被外派擔任駐蘇大使，兩年後回國，蔣介石給了他一個軍事委員會的閒差。不久，與徐賢樂在重慶結婚。但婚姻僅維持了半年多，兩人就因金錢問題不歡而散。
徐賢樂成了那個時代少有的鑽石單身女性，她交往過無數男友，但都選擇同居而絕不輕易結婚。她篩選男人的條件是非錢莫要，非名莫屬。
徐賢樂認識蔣夢麟時，雖已年過半百，但風韻猶存。蔣夢麟對於徐賢樂可以說是一見鍾情，他覺得徐女士的家庭身世很好，而且品貌雙全，千里挑一，於是身陷不能自拔。在寫給徐賢樂的第一封情書中深情表白：「在我見過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動的人……」認識三四個月之後，蔣夢麟對徐賢樂已是難捨難分，有次為了一點事鬧了個小彆扭，兩人數日不見，蔣夢麟就寢食難安，非娶之而不能自已。
聽說蔣夢麟鐵了心要和徐賢樂結婚，北大的老師們幾乎都持反對態度，這次就連胡適都明確站隊了。當時胡適因病住院，還在調養身體之際，仍提筆給好友蔣夢麟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胡適表達了自己的意見，說徐賢樂愛財，她向你要二十萬，你雖給了八萬，也最好懸崖勒馬。又以五十年的友誼和為蔣與陶證婚人的身份對其進行勸說，要他與陳誠（當時陳誠也是持反對意見者）鄭重的談一談。
陳誠明確告訴蔣夢麟說：「我太太接到蔣夫人宋美齡的電話，她堅決反對你跟這位徐小姐結婚，我的太太也反對，都要我轉告於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結婚，那麼我們以後不能見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們是不能見面了。」
最終，蔣夢麟仍不顧各方反對，堅持要與徐賢樂再婚。他在七月間給陳誠寫了一封長信，除申述自己「非立即結婚不可」的理由外，還極力為徐賢樂辯護。
因反對者人多勢眾，蔣夢麟不便舉行公開婚禮，而改為家庭式秘密婚禮，於1961年7月18日在台北市臨沂街陳能家中舉行。陳能的太太是徐賢樂的親侄女。婚禮極為簡單，由端木愷律師證婚，鄭曼青、居浩然分任雙方介紹人，雙方在結婚證書上用了印，婚禮就算完成了。時年蔣夢麟75歲，徐賢樂53歲。由於婚禮倉促，以致於很多人都來不及準備禮物。
後來的結局證明眾人的反對是正確的。
一年多後，蔣夢麟不慎失足骨折入院，徐賢樂趁蔣生病住院之際，將蔣之財物悄悄移歸自己名下……待蔣發現，欲與離婚，徐又百般糾纏，令蔣夢麟不得安寧。
直到吵吵鬧鬧約一年後，雙方才達成協議離婚，贍養費為徐賢樂主張的五十萬元，但徐賢樂已經提走的二十多萬現金則不予計較。儘管已身無長物，但蔣夢麟只求籤字止訟，還是由友人代簽支票照付，前後總計花費七十七萬元（1960年台灣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僅新台幣5666元，有存款百萬即被喻為富翁），這才終於結束了兩年六個月的夫妻關係。
這是蔣夢麟一生中，辦得最失敗的一件事情，讓他愧對老友。可惜胡適已經過世，聽不到好友懺悔的告白了。
深受折磨的蔣夢麟最後接受記者採訪時，緩緩說道：「食少事繁，豈能久乎？」5個月後，蔣夢麟因肝癌逝世。而離婚後的徐賢樂一直保持單身，活到了98歲。
2020-0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