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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發:毛澤東之「夢」:復活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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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2017年年尾至2018年年首的數月里,如果閣下有機會到中國內地週遊一圈,與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私下交流,便會有一個沉重的話題不斷被提及:眼下的大陸越來越有一些文化大革命時代的氣味,文革是不是真的要再回潮一次?

筆者自從1993年夏時隔十年第一次返回內地以來,已經有過三次聽到人們議論文革是否會再來的憂慮,比如1999年下令發動全國各地掃蕩法輪功的高峰階段,更記憶猶新的是薄熙來任職重慶搞得紅紅火火的那段時期里。可是,像眼下有那麼多不同背景的人都在作此議論,而且舉出好幾條頗有分量的證據,卻不能不令筆者嚴肅對待,不敢一笑置之。畢竟,這些人舉例的內容是眾人目睹的鮮活事件,不僅規模可觀,同時蘊涵深厚。

幾大事例隔代呼應

北京市政府從2017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驅趕外地「低端人口」的舉措,就非常類似於1968年發起的驅趕城鎮居民下鄉的運動。該年9月底,兼任《甘肅日報》軍管會組長的一位部隊高官組織採訪的報導里引用了會寧縣老農王秀蘭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說的一句話:「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突出這句豪言壯語的報導隨後在《甘肅日報》頭版發表,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該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轉登了這篇報導,題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裡吃閒飯!》,並加了編者按。據說「城」字後面的「市」字,是毛親自修改時加上去的(參閱《老年生活報》2006年11月27日張友琴短文)。於是,全國城鎮馬上把千百萬無常規職業的居民,連同紅衛兵一道,驅趕至鄉下種田。時隔49年的兩大清理運動的原因都是政府把城市的包袱一腳踢走,拒絕承受對「低端人口」的就業和福利負擔——北京市政府表示,全市2170萬居民中有810萬外來人口,造成了巨大壓力——但都是借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運用強制手段剝奪民眾的基本人權(張淑伶:「回顧半世紀前中國人口大移動」,中央社駐上海特派員專稿,2017年12月27日)。

也是在去年年尾,內地黨組織和很多機關特別是學校,發通知告誡黨政幹部乃至嚴詞命令學生群體不要歡慶聖誕節,「不參與宗教活動、抵制腐朽文化」。剛好時逢「毛誕」即毛澤東生日,於是乎是「崇洋」還是「崇毛」,是慶「聖誕」還是慶「毛誕」,上綱成政治態度和文化認同的選擇。這又使內地知識界回想起文革中「破舊立新、過革命化春節」的紅色風潮。

更敏感的比較,涉關「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的變遷。毛從1960年代初開始,日益表現出對於「中央一線(劉少奇鄧小平)和二線(毛)領導」安排的不滿,最後演變成文革的翻盤鬥爭,一舉廢棄了高層權力相對分工的體制,全力鍛造「一元化」的極端集權架構。用林彪最生動的語言表達,就是:「以主席為軸心,我們做磨盤,一切按主席指示辦事,要一元化。……我們對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8月13日」,《林副主席講話》,無出版機構,第50-51頁)。鄧小平自1978年開始,反覆批評這種體制,然後才有了黨政分工、政企分家等一系列的重要革新。可是,近來北京越來越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包括日常的經濟事務管理。內地知識界如今人人耳熟的一句毛語錄是:「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細考毛澤東之「夢」

因此之故,無論諸位的觀點如何,都不能不正視內地知識界的沉重提問:「文革再來一次的氣氛日濃,這意味著什麼?」此一提問對香港同樣含義沉重,因為如今的香港和1966-1976年間的香港大不一樣了,與內地之間不再有政治上「井水不犯河水」的截然分隔。筆者基於對文革的教學研究(在香港就教研了十幾年),外加親身經歷的感受,從兩組要素及其延續和演變來試圖回應上述提問。

第一組要素是中國最高層領導的願景,也就是大家常說的「夢」——既關乎中國本身應該怎樣,也關乎中國和世界的關係應該怎樣。這組要素的延續和演變是把毛時代的夢對比於本時代的夢。明白了二者的深層異同,也就明白了「文革再來一次」問題的大半。眾所周知,毛這位超級革命家平生最後的夢和他排除萬難大搞文革一脈相承,筆者整理了毛的文革夢內容,包含以下的關鍵點。

第一點,毛髮動文革的真實動機究竟是哪些?這個問題旨在讓大家儘可能把毛的個人權力至上考慮、個性里的偏執狂和被謀害恐懼心理這類動機,與那些看起來更合理的動機作綜合平衡的分析,諸如: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的憂心重重,因為蘇聯共產黨已經「背叛革命」了;對中國社會裡的商品經濟元素和市場力量增生(即毛所謂的「資產階級法權」,譯自bourgeois rights)的高度警戒等。

第二點,毛文革中號召群眾批鬥黨政幹部、「吐故納新」即大規模整黨,顯示出他對執政黨的革命意志日益衰退極度不滿。

和商業都市成反比的藍圖

第三點,毛心目中理想的中國社會是怎樣的?這個問題一直是國內外學術界反覆探索的意義豐富的社會科學和倫理學大課題,至今不衰,尤其是在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和社會改革家群體裡面。中國的文革研究者都知道毛1966年5月7日「給林彪同志的信」即簡稱的「五七指示」,裡面毛對他所期望在中國建成的好社會有比較明白的表述(詳見《人民日報》刊載的文本,1966年8月1日第1版)。毛的兼職秘書李銳在多篇評論和回憶錄里,對毛的鄉土版軍事共產主義的社會理想有生動描述。筆者在明太祖的治軍治國措施里,也看到諸多極可能被毛借用了的要素(參閱聶作平:「安順屯堡:在這裡,發現明朝」,廣州:《同舟共進》,2017年第9期第72-76頁)。人們皆知毛平生以秦始皇為樣板,其實毛對朱元璋的學習和繼承也是多面且深入的。

毛「五七指示」描畫的社會藍圖經常被海內外華人研究者回溯到中國傳統中的「五斗米道」、「大同書」、太平天國之類的農民社會主義願景。正如R.A.Stein的歷史性考察所顯示的,自從漢朝以降,中國歷代的「政治宗教運動,都曾試圖依據『太平』的原則,在新的世界秩序之中實現往古的理想社會」(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795-796頁)。毛的文革當然不例外,文革結束後內地知識界一再把毛的社會藍圖貶稱為「小農社會主義」,以區別於「科學社會主義」,毛派理論家對此異常惱火。

(二)

整理毛澤東通過文化大革命呈現出的他本人之「夢」的內容,需要關注的第四個問題是,毛的「五七指示」里有他的「未來社會願景」,但並沒有講到新型政治權力的詳細安排。有很多的文革經歷者和毛主義分子一直聲稱,毛髮動文革是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實行巴黎公社一樣的勞動階級自己管理自己的普遍民權,較為接近於香港最著名的民主主義者之一「長毛」梁國雄所提倡的那種徹底擺脫官僚統治的草根直接自治類型。最核心的證明毛確實具有「民權初衷」的文獻,就是1966年8月8日毛親自主持通過的中共中央指導文革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十六條》,明確規定:文革中的新型政治權力機關「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然而,當上海市於1967年「一月革命」中創建按照毛設想的新型權力機關「上海公社」的時刻,宣言草案中重複以上的規則,卻被毛指令直接負責控制上海文革進程的張春橋統統刪去,隨後毛拍板允准改過的宣言裡,巴黎公社的普選原則頓時煙消雲散(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上卷第809-812頁)。所以,普選制在當代中國,從來就是海市蜃樓。如果我們以毛親自指導下成立的上海革命委員會作為他「夢」里的新型政權模式,那就不得不基本上接受當時蘇聯共產黨中央(其意識形態主導是Mikhail A.Suslov蘇斯洛夫)為之選定的標籤——「軍事官僚專政」。

第五個問題,毛澤東究竟想選擇誰作為他的接班人?這件大事在所有文革研究里,都是頭等眩惑的疑問,因為毛搞文革的首要目的,便是廢除集體領導制,把個人拍板制推向頂峰。理解這個問題,必須把個人獨裁體制中最高權力交替的超級難度和風險,放在比較政治社會學的寬廣視野里考察。從史達林和他挑選接班人的警示開始(即毛文革前和文革中反覆告誡的「赫魯雪夫教訓」),繼而把目光集中到毛和劉少奇、高崗的關係上——這些是文革的序曲——然後是林彪、王洪文、鄧小平、華國鋒,甚至延伸到江青毛遠新(Minnie Chan,「Shock Waves from Lin Biao Plane Crash Still Echo in Lead-up t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Reshuffle」,SCMP,12 September2016)。因為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可輕視的解釋:毛晚年的安排是為了一步一步地、曲曲折折地鋪墊到毛自己家的成員最終接自己的班。這在東亞是屢見不鮮的操作,不論是右派還是左派還是中間派的政權體系。

第六個問題,文革是否開闢了一條在中國整治貪腐的有效途徑?這個問題自從1990年代後期以來每年——至少直到兩三年之前為止——都激起公眾的濃烈興趣,因為內地的貪污腐敗與時俱進,表現形態和涉案金額都是日新月異。大家必須把文革之前和文革式的反貪腐做法,和20世紀中期以後其它方式的整治貪污腐敗作對比,包括議會民主制度下、軍事獨裁制度下、政教合一制度下、傳統君主制度下,殖民主義制度下,等等,看看各種方式的成本代價及其短時段和中長期的效果。憑藉這個背景,我們才可能對當今中國內地的其它反貪腐方式,有冷靜的觀察和鑑別。

第七個問題,中共文獻以前一直用「十年浩劫」來界定文革,時過境遷,站在目前的高度上回顧反思加展望,人們是不是認為文革在造成巨大災難的過程中,也有其正面的影響和後果?如果有,是哪些?筆者提出這個問題,並非和1968年法國學生造反運動的一位觀念導師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的反思出於同一個邏輯。也是被稱為「文化革命」的法國學生運動結束11年之後,馬爾庫塞大聲對媒體說:「把1968年事件說成一場失敗是愚蠢的」,因為在他看來這場法國事件是一場真正的文化革命(採訪發表於刊物Match,23 March1979)。而筆者提出此一問題是基於很多研究者和文革的積極參與者一再爭辯:文革的發動者領導者有其主觀的目標,但是一旦全民被發動起來以後,文革的進程就往往不是完全掌控在最高領袖的手裡,於是有些元素就發揮了「鑽漏洞」、「打著紅旗反紅旗」,或「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行」這類歪打正著的非預設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經常被提及的政治領域裡歸功於文革的正面元素和後果包括:青年人的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大增,民眾的自組織和自動員能力提升,民眾的民主意識和按照民主原則做事的經驗提升;還有經濟和社會層面的(這些更具爭議性),比如上山下鄉帶來的偏遠農村地區教育的改善,農民醫療得益於赤腳醫生,鄉鎮開始發展初級加工業,等等。這些元素和人們當今焦慮的「文革再來一次?」內在密切相關。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信報月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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