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知識分子從19世紀下半葉以來，既狂熱又焦躁，過分熱衷於政治、過分崇尚黨派之爭，對他們來說，政治活動的目標與其說是將一種有益的改革引入生活，不如說是消滅一種信仰的敵人，將世界強行納入自己的理念。
對《路標文集》，我們過去持簡單否定的態度，說它是一些「革命逃兵」在宣布「他們與解放運動決裂」。但實際上它的內涵是很豐富的，反映了俄國現代化過程的兩次大轉折（1917、1991）中傳統文化的時代性尷尬，突顯出俄國文化保守主義的深邃與自我反省等特點。
正因為如此，該文集在劇變後的俄羅斯多次再版，被認為是從思想上和傳統文化根源上探討蘇聯體制形成的最權威的著作，甚至被譽為「俄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最經典的代表作。
事實上，遠在1905年革命以後，別爾嘉耶夫等人就開始反思政治激進主義。總體而言他們認為，「革命」會造成人類的退步，防止革命、用改良把社會震盪減到最小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是上策。
對於二十世紀三次俄國革命的反思，他們認為僅僅從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的「狹義的社會學」層面分析是不夠的，只有從俄國知識分子整體發展史進行梳理，上升到靈魂深處挖掘，才能找到俄國問題的根源。
▌極端主義是俄國的文化傳統
別爾嘉耶夫等人認為，在俄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上，文化激進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有著密切聯繫。由於專制國家的農奴制壓迫形成的社會鴻溝，導致俄國知識分子中的「社會責任感」和「力求極端」內在衝動的特點十分突出。
17世紀宗教「分裂運動」後，民間出現了一批不認同官方思想的人，他們認為沙皇代表的俄國不是真正的東正教國家，而是一股玩弄權勢假宗教之名控制國家的惡勢力，因此作為分裂運動的傳人，「他們把不認同現存制度、質疑官方教義作為終身目標，就註定了必然是悲劇命運的承擔者」。
他們特有的「分裂」氣質與周圍的環境和人群格格不入，他們往往持一種極端偏執的行為方式，在文學創作中流行極端的表達方式，激情既是創作的原動力，也是極端化的催化劑，當然也只有依賴於思想的狂熱和自我沉醉，他們才能經受住迫害，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生存下來。
這種絕對形式是產生無政府主義的歷史根源和社會背景。由於俄國的分裂運動和國家的專制主義壓迫，急躁、激進的情緒一直存在於文化階層的大多數人之中。
19世紀40年代以文學批評為主導的整個過程都過於政治化了，與沙皇政府相對立而產生的革命思想、唯物主義、無神論，充滿了絕對化的血腥和虛無主義的無根基性，他們把文化這種民族的精神支撐物，隨意地和統治階級話語霸權綁在一起，以批判否定作為武器。
文化激進主義典型的口號是「不要調和！」它與社會激進主義遙相呼應，爭相與溫和、中庸對立，從否定國家到否定一切秩序。於是俄國思想史上興起了「旋風效應」，向激進主義每邁出一步，就伴隨著更加嚴厲的批判與否定，否定過程導致文化連續性的中斷、裂變和不斷重組，使俄國的傳統文化缺乏穩定的連續性，進而導致思想界視野的縮小。
統治階級對知識階層打壓和禁錮，賦予了思想家蒙難者聖徒般的光環與榮耀，進一步促使青年人對激進主義產生更大興趣，促成了革命黨情結。沙皇出於維護自己利益和對革命的懼怕，嚴酷鎮壓革命者，進一步導致革命情緒和行動的高漲，於是形成緊張對立的惡性循環。
正是這種極端化的思維模式，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專制管理形式，世俗化資產階級社會的難以獨立，以及自由資產階級軟弱無力等特點。因此，俄國歷史上西化與反西化、革命與反革命、改革與反改革，都是用激進方式進行的，對立雙方一直處於劍拔弩張的狀態。
雖說處於統治地位的沙皇政府要負主要責任，但文化激進主義無疑是民間的社會矛盾導火線。從此，妥協、讓步、協商、秩序、保守、溫和、法律這些原來的褒義詞，都成了罵人的話，使對立兩極再沒有迴旋餘地。
民主化的優良品格：光明磊落、相互信任、善於妥協、寬容大度等等越發沒有用武之地，這些人類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智慧特徵為社會所不容，經常遭到左、右兩端夾擊，陷入「兩頭茫茫不到岸」的境地。
激情導致的衝動可以產生很大力量，但是激情消退後又會造成蔓延社會的失望與頹廢。所以至今有人斷定由於極端主義傳統所致，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在俄國一開始就是烏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