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知識階層政治觀中特有的、對於國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導致了他們道德上的墮落和政治上的激進。即便在馬克思那裡，宗教也被稱為「無情世界中的感情」，是它護衛著俄國人的心靈。
宗教除了是世界觀的基礎以外，還有舒緩社會矛盾、協調社會關係、慰藉心靈、約束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的作用，在天氣寒冷、地廣人稀，一直具有村社集體主義、平均主義的傳統的俄國，宗教更是不可替代的，政府調控只能約束社會外部表徵，真正在人們心中制約魔鬼般貪婪的是宗教。
同時宗教也是轉型期社會中精神文明的最重要環節，搬去彼岸世界這塊石頭，「世界觀的整個建築就被破壞掉了」。這種非宗教的叛逆是「缺乏心靈之根」和「價值危機」的原因所在。
1861年大改革以後，民粹派倡導的道德虛無主義的宣傳是俄國精神面貌中最基本的也是最深刻的特徵，從對客觀價值的否定中推導出來的對民眾的主觀利益一面倒的呼聲，並對它加以神化，得出唯一的結論是：人的最高任務是服務於民眾。它的最大誤區在於：把生活定義為沒有任何客觀、內在的意義，它的唯一幸福就是對物質的保證，對主觀需求的滿足，因此俄國知識分子被要求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貢獻給改善大多數人命運的事業，與此相反的一切都是罪惡，理應被清除。
這種思潮指導著俄國知識分子的全部行為和價值評價。涅恰耶夫的一句著名格言是：革命者是註定要死亡的人，他們沒有一切個人的利益、沒有個人的事業、情感、私有財產、甚至沒有名字，他們所擁有的只有一種事業、一種思想、一種狂熱：革命。
革命者與文明世界的公民秩序絕交，與這個世界的道德情感絕交，他們厭惡這個世界的一切創造，一切科學，認為世界上只存在著一種科學，那就是——摧毀。一切道德都是為革命服務的。
民粹主義的整體利益說教、道德虛無主義、政治狂熱、形而上方面的無原則等等，要求實質上最為苛刻的認真態度，表面上看都是相互對立的，其實具有強大的心理兼容性。導致的結果是俄國知識分子與嚴格的創造性的準確意義上的「文化」概念格格不入。
如果要說總結的話，整個俄國的思想發展史被塗上了一層「道德功利」的色彩，思想家們在思想體系中尋找的並非科學的真理，而是對於生活的裨益以及所謂表面上世俗的「成功」。
他們對文化的理解僅僅基於特別實用的層面，對民眾的教育僅僅作為改造他們生活的福利手段，在這個過程中，俄國知識分子的社會道德思想逐漸枯竭乾涸，他們道德之源匯入了社會主義和革命性的河道，在「一切道德都是為革命服務」的口號下，革命者要消滅妨礙它達到目的一切人。
涅恰耶夫的《革命教義問答》就把人類積累數千年的道德標準作了顛倒的揚棄，「革命者唾棄當前社會道德的任何動機和反映」，凡是有益革命的都是道德的，凡是阻礙革命的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惡的。
涅恰耶夫道德判斷被後人繼承，例如托洛茨基就認為，爭奪權力就如同博弈，根本不存在道德問題。為了崇高事業，可以做一切惡行，可以聯合強盜、可以深入到秘密警察中、可以通過告密剪除異己、可以拿敵對國家的資金、可以搶銀行、可以販毒、可以印偽鈔，同時賦予它拯救世界使命感的耀眼光環。
《革命教義》首先不但違背了基督教精神，基督教在《教義問答》中規定：既是為了實現崇高的目的，也不能使用任何卑劣的手段。而且就是從做人最底線的角度說，什麼東西能保證一個把惡事做絕濫殺無辜的人同時又是擔當著拯救世界使命的人？
道德虛無主義的結果是犬儒主義大泛濫，人人以爭當「小人」為榮，在這種價值觀的主導下，與其革命地打爛舊世界，不如直面個人的靈魂，從宗教和倫理學的意義上自我完善。早期的高爾基也曾認為：「政治就像壞天氣一樣是不可避免的，要使政治變得高尚，就必須有文化工作，早就應當往兇惡的政治情感方面投入仁慈善良的情感了」。
▌反文化、反財富
俄國文化中重體驗不重理論的特點，使他們具有「實踐的世界觀」。既然現實是「醜惡」的，「真理」來自底層，反叛在現實中的表達順序為：首先對舊世界的「恨」先要表現為「自責」、「懺悔」與「贖罪」，其次表現為「人民崇拜」、「苦難崇拜」，最後達到走向破壞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