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式的，在很多情況下它只是一種形似而質異的假象。
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只能是知識分子的小團體，而「俄國的群眾運動永遠都不會成為社會民主運動，哪怕是『帶有俄國特色的』。俄國左派若想成為有影響的力量，他們肯定是激進的。」
▌文化激進與「革命崇拜」
由於社會變革時期改革的「不公正性」，知識分子的政治激進主義、文化激進主義與民眾本能的社會激進主義以驚人速度完成了嫁接，這是因為知識階層在上層改革需要糾偏的情況下缺位，以及民粹大潮湧起時草率的引導，促成了民眾的政治情緒和社會革命化。
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社會情緒「激進化」和「雅各賓化」，政治緊張、民族緊張和社會緊張極大加劇，它像膿瘡一樣在俄國社會積存了數十年，等待著瘡口破裂的一天，給民粹主義化的激進黨派提供了趁亂而起的機會，因為他們懂得抽象的民主原則不具備感染民眾的能力，「在革命風暴中，採用溫和的、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原則的人是永遠無法獲勝的」，民主原則對動盪的革命時代不適用，民主本來就是妥協的產物。
俄國卻以「革命崇拜」來辦一切事情，把「妥協」地相互退讓看作是最缺乏「革命性」的表現，在充滿不可調和的二元對抗中，寧肯同歸於盡也不求「雙贏」。鬥爭時代總是那些採取極端手段的人、熱衷於鐵腕的人可以獲勝，只有專制才能結束混亂和無政府狀態。
所有這一切，促使擁護激進變革的人紛紛走上街頭。戰爭失敗又加劇了社會結構的瓦解，動搖了政權的權威，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把同舊時代有關的規則當作嬉笑怒罵的對象，各種積怨都可以公開發泄。
由於歷史色盲症的互相傳染，人們改變了對暴力的態度，通常認為刑事犯罪的事情現在都成了讚揚的對象，恐怖活動被賦予贖罪祭祀的職能。復仇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社會已不再區分死亡和謀殺的界限。在「不能戴著白手套幹革命」的口號下，可怕的無政府主義的普加喬夫效應全部被釋放出來。在這一系列鏈條當中，初始的文化激進主義負有一定的責任，因為它的先導宣傳與後來的社會動盪是具有邏輯一致性的一個鏈條過程。
產生後來的巨變的歷史背景與理論支撐是複雜的，不能說它是文化激進主義的直接產物，但有一點很清楚，沒有19世紀後半葉起在所謂的「革命民主主義」知識分子中間培植起來的精神氛圍，政治激進主義就不能出現。
正是在政治激進派中間，普遍讚賞法國大革命的最血腥的思想，認為群眾對「壓迫者」和「革命的敵人」實行政治上的極刑是人民神聖的權利……國家的落後和拒絕改良在政治激進派那裡都變成了優勢，只要有助於社會矛盾的激發都是他們樂於看到的，甚至駭人聽聞的災禍——世界大戰都被看作天賜良機，政治激進主義是這些情緒的集大成者並成了毀壞過程的催化劑。
▌廣場式的譁眾取寵最能得到群眾
批判「道德虛無主義」是俄國文化保守主義要完成的第二個任務。他們發現長期以來的歷史總是教人學壞，在反對美學「暴動」的主宰下，在世俗化、物質化的文化背景下，俄羅斯傳統的聖徒精神被拋棄，不擇手段的「小人」總能戰勝善良的「君子」，惡行能大行其道，良知與善的聲音總是那麼膽怯、那麼低啞、那麼不自信，愛遠遠退位於恨，誰要是熱愛上帝，即便他沒有妨礙任何人，他也會被認為是民眾的公敵，宗教成了反動勢力的必然延伸。
誰要是熱衷真與愛，他就會被懷疑對民眾的幸福漠不關心，誰要是致力於創造性的純粹文化研究，他便會被歸類於不齒於人類的「反動學者」與「養尊處優者」，有教養、有文化則被譏諷為「脫離了人民」，以至於像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大文豪都認為，「俄國上層文化的主要錯誤在於脫離了人民」。
他們一生都具有被底層拋棄的負罪感和孤獨感，竭力表現自己的親民形象。知識階層在「拜民主義」的社會氛圍內，第一步先退去了「真和善」，其次放棄了做人的底線。究其原因何在呢？可以說從絕對主義中衍生出來的「道德虛無主義」在俄國造成的影響，這種人格的變異和心靈扭曲一直沒有得到系統清理。
從民粹派開始一直在宣傳這樣一種理念：社會進步高於個人的自我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