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對「人民的愛」可以轉換成對「個人的恨」；建立天堂可以轉換成破壞現實；利他精神可以轉換成戰鬥激情；禁慾的個人實踐可以轉換成普遍價值；大公無私的獻身和不擇手段的馬基亞維利行為都可以是相通的。這種轉換還有一種崇高感，還有俄國特有的思想性和道德性的外衣包裹。這是俄國知識分子行為的推理鏈條，它可能在邏輯上缺乏根據，在心理上卻是緊緊銜接的。
巴枯寧的格言是：「破壞是創造的手段之一，甚至不要求創造和建設，只要求破壞」，「破壞欲就是創造欲」。破壞不僅被視為一種創造手段，而且整體上與創造等同起來，或者說破壞已完全占據了創造的地位。在此我們仿佛聽到了盧梭主義的回音，法國雅各賓專政為這種思想提供了實踐的樣板，只要無情地消滅祖國的敵人，理想王國便得以建立，政治激進派中充斥著這種信念。
為了建立這種理想制度，需要「剝奪剝奪者」，為此需要消滅各種政治的、總體上可以說是外在的障礙，革命性可以理解為僅僅是破壞價值形而上的絕對反映。俄國知識分子不但崇尚文化激進主義，同時堅持政治的、社會的激進主義，他們認為政治鬥爭以及這一斗爭所採取的最為激烈的手段，陰謀、起義、政變和恐怖活動……是實現民眾幸福最為切近、最為重要的途徑，這一切都源於一種信念，以暴力專政消滅敵人，以強制、機械的方式消滅舊的社會形式，就可以自然而然的保證社會理想的實現。
為了大多數人的幸福，給他們建立「天堂」，把「群氓」領出黑暗，拒絕做這一點的任何人和事都是「惡」，都應當無情消滅。「破壞」現實就是以「惡」除「惡」。建立天堂的激情和破壞現實的衝動在俄國人看來是一種和諧的連接。
經過幾個世紀以來的奮鬥，知識分子在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下變得焦慮、急迫和不計後果。新的社會制度當然要有物質保證，但它是通過破壞來達到的，只要從少數占有財富的人手中剝奪這些財富，還給另一部分人，自然就獲得了物質保證。
對這一點，後來的「民意黨」及其他政治激進派領會最深刻。這個過程又具有反文化和反財富的傾向。19世紀俄國宮廷的「法國化」和下層知識分子的「草根化」漸行漸遠以後，民間便對「文化」有一種心理的疏離和對形而上思維的敵視，摒棄文化、厭惡財富，理想狀態是所有人都成為「純樸的窮人」。他們認為，富人都是惡棍，財富是腐蝕人靈魂的東西。他們從心底里嚮往一種貧窮和樸實無華的社會模式。
破壞的心理動機始終是仇恨，革命民粹主義的激情就在於激起民眾對敵人的仇恨。應當承認，當仇恨在精神生活中得以加深時、當它吞沒「愛」的感情時，在道德個性中就發生了有害的蛻變。當「沉溺於相互折磨和殺戮的事業」時，「相互咬住對方的咽喉時便有一種虐待狂式的快意」。而仇恨與破壞相適應，它是破壞的動力。
▌只重視分配正義而輕視創造
革命的道德哲學主要錯誤就在於將鬥爭法則絕對化，把分配置於創造之上。它的最終目標是剝奪一部分人的財產，將它交給另一部分人，也就是說革命的道德激情集中在公正分配的著眼點上，總體上無須創造幸福的條件，而只需從那些非法占有它的人那裡奪走並使之平均化便天下太平。在這個過程中，惡的行為是為了達到善，便會縱容一切以「崇高目的」為藉口的「惡」的釋放，19世紀下半葉以來「分配至上」這種偏見占據著俄國知識階層的整個世界觀，所以對財富生產的評價始終低於財富的分配過程。
正如對待物質生產一樣，俄國的知識階層幾乎很少關心精神生產和理想價值的積累，他們把「文化活動」歸結為「文化財富的分配」，而並不在意它的創造。所以發明家、哲學家、神學家、純學者的地位始終遜於搞宣傳工作、文化普及的人，更不用說官僚階層了。毋容置疑，分配在社會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公正的分配則是合法的、必須遵守的道德原則，但對分配的絕對化、簡單化同時忽略生產和創造，是哲學的迷失和道德的過失，文化價值最終的存在並非藉助交換形式。
為了分配的正義，政治激進派始終輕視文化的創造活動，耗費大量的精力致力於政治鬥爭這一非生產活動，以強制手段「行善」，最後極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與自己夢寐以求的最具價值的理想背道而馳，引領這一潮流的人從反對舊制度的官僚主義出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