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卻可能很快蛻變為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在民眾之上過著寄生生活。
俄國知識分子從19世紀下半葉以來，既狂熱又焦躁，過分熱衷於政治、過分崇尚黨派之爭，對他們來說，政治活動的目標與其說是將一種有益的改革引入生活，不如說是消滅一種信仰的敵人，將世界強行納入自己的理念。這種信仰的內容是對宗教的摧毀，對權力、塵世物質幸福的崇拜。
沉迷在過於世俗的政治活動中，就會把具有超驗的、彼岸的、真正宗教信仰的內容都視為是可憎的敵人，對與之觀點相左的人便以宗派的異端審判而剪除，總是以絕對正確凌駕於他人之上。表面上純粹、無私、具有犧牲精神、社會信仰的服務者，其實在精神上與強盜、流氓、謀私的兇手、放縱淫亂的愛好者具有親緣關係，它們之間包含著內在的邏輯性。
知識分子信仰中的虛無主義，仿佛不自覺地對犯罪的流氓行徑加以讚許，並幫他們披上思想和進步的外衣。它們是在俄國知識分子的傳統道德已經分崩離析背景下大行其道，這種道德虛無主義勢必轉化為道德腐敗的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