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一大群人看來，陳丹青那番話雖然贏得了學生掌聲，但究竟不過是年輕人初嘗禁果的快感，就和鬧劇演員當眾大談黃色笑話一樣，是廉價的逾越，廉價的表演。他們可能自忖，六四不是不能談，但「現實」遠比你們這群孩子所知的複雜，所以他們才不願意輕易開口。他們更可能會想，六四自有是非可言，只不過小不忍則亂大謀，比起你陳丹青的輕率，我們現在默默乾的才是腳踏實地的工夫。
對了，絕大部分學懂與恥辱「和解」的人其實都不會輕易否定六四，也不會認為屠殺是對的（即便他們之中有人又相信這是政府的無奈舉措）。只是比起公開悼念或者聲討，他們認為還有些更重要的事情得做，一些細水長流的工夫；還有些更要緊的東西必須顧慮，一些非常現實的情況。於是我們都學懂了接受恥辱。例如我，就在另一個場合裡頭遇過學生站起來問我關於六四的事情，一時全場譁然。我對他說，我怕你們學校會被追究，我怕這個論壇以後會辦不下去，我怕你會被人記住名字惹上麻煩。所以我建議活動之後再私下和他交流。意外就這麼過去了，邀我來的朋友們抹了一把冷汗，事後誇我應對得體，救了他們一把，的確這些朋友都是認真的學者，而且開明，不只教出一群好學生，還常常在最大限度內秉筆直言，議論國是，乃至於被人看作是「漢奸」自由派。但我自己明白，我已經羞辱了自己，整個晚上無法入睡。二十五年過去了，政府或許真如他們所說，「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同樣地，我們也把恥辱紋在了自己的身上。
現實
活在這個我們被迫閉嘴與失憶的恥辱現實之中，不去與現實和解，也不去委屈自己，反而很不現實地保存自我，難道不是一樁意義非凡的事件嗎？
（二之二/本文發布於2014年6月15日）
那些倖存下來，並且要學會和恥辱共存的人，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呢？中大學長林亦子經歷過六四屠殺現場，在他的〈北京紀行〉（收錄於《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裡頭，有這麼一段見證：
「在X大學附近一個飯店門口兜乘一輛三輪板車，每人四十元去火車站，如果能報銷的話還得四十五。師傅說所有汽車都不走了，而且長安街被封鎖了。去北京站必須經過長安街，師傅說他熟悉小胡同繞過去。師傅一路問他的同行去北京站的路怎走，又跟我們談話，講的都是近似昨晚街上市民的那些話，不過他還講了昨晚的親身經歷。……最激烈的戰鬥在建國門橋，……有幾十個老百姓向軍車衝去，軍人向他們掃射，他們倒下了。接著又有一批向前衝去，又被射倒了。……他說死去的有幾百人」。
重點在林亦子對師傅那段描述的感想：「師傅跟我們說這些語氣並不憤怒，就像小時候大人講戰爭故事那樣。這時才知道我以前只不過是將那些戰爭故事當成神話來讀，當神話變成現實的時候，我是多麼驚慌，我要逃離現實，使之重新成為神話。然而，師傅講的是現實生活中的東西，他無法逃避，或許沒有想到逃避，他講的是生活中熟悉的事情，大屠殺以後他依然要工作，要生活，他不會像我那樣驚慌，他不會像我一樣回到自己的地方尋回自己的生活。」
就是這樣的人，一個三輪車伕，一個小公務員，一個白領，一個主婦，一個清潔工人，以及所有見證過那年六月的北京市民和普通中國老百姓。他們不能驚慌，日子還是得照樣的過。他們無處可逃，因為那是他們的地方。甚至就在六月四日的上午，他們還要出來工作，甚至還要記得和客人講價。歷史，對他們而言，只能變成神話般的傳說，猶如嘉定三屠，猶如揚州十日；昨夜已是前朝。因為這是生存下去的辦法。否則，你該如何面對這個每逢六四，「今天」二字都要在網絡上消失的奇詭現實呢？
我從不敢輕易判斷這些沉默的倖存者，正如我從來不敢接受內地朋友對我們的誇讚──「你們香港人真了不起，真是勇敢，每年這時候都還記得站出來」。因為我永遠不能徹底體會他們的處境，因為沒有經過考驗的勇氣算不上是真正的勇氣；而他們的每一天都在接受考驗，並且已經持續了二十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