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變成大多數人眼中的瘋狂先知，並且一個個老去，一個個凋零，所有記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為了起到什麼實際作用，而是單單因為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
（本文發於2009年6月5日）
我寫六四，而且重複地寫，再也沒有什麼新鮮的角度，也不會有出人意表的觀點。這也許顯得有些無趣，就像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幾乎一模一樣的程式、口號與歌曲，年年重演。它使得我們就像患上了偏執狂的精神病人，惹人煩厭；他們不只討厭我們所說的內容，也討厭我們說話的方式與態度。他們批評我們不懂得向前看，老是困在一場歷史的謎團裡頭；而那個謎團實在有太多的解讀可能，我們怎能自以為是，以為自己一定是對的？難道我們毫不自覺，這種義正詞嚴的腔調很讓人厭惡嗎？
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
《聖經》裡的先知其實不該被譯成先知，因為先知預言未來的時候少，談起過去的時候多，與其說是先知，倒不如說他們是守護記憶的人。總是在以色列人樂不思蜀忘乎所以的時候提醒他們﹕你們已經忘記了自己是怎麼離開埃及的，你們也忘了上主當初和我們訂下的契約。這些話老是來得不合時宜，乃至於很多人覺得先知其實是種瘋子，最好把他們放逐出去，不要再讓他們擾亂自己的尋常日子。更何況他們憑什麼教訓人？他們以為自己是誰！他們是誰？他們是上主的「代言人」（navi），神的喉舌，正如神說過的﹕「我把我的話放進他的口中，他要向他們宣講我的訓令」。
我們當然不是先知。在這個時代裡頭有誰會想當先知呢？任何自以為是真理化身的精英都是可恥可笑的自大狂。我們不想做先知，我們這群香港人只是被迫扮演傳說中的先知形象，因為我們的確相信一個簡單的道理﹕政府不應該用真槍實彈鎮壓和平示威的群眾。有人而且人數越來（越多）卻認為這個道理並非自明，甚至可能是錯的。既然如此，你們就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吧。
誰掌握話語權誰擁有真相？
2009年5月28日的《信報》訪問了一位正在香港中文大學念歷史的「內地尖子」，他說﹕「以個人角度看，它（六四）跟我生活沒有什麼關係了……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上無足輕重，歷史上太多類似事情。天天拿來說，只是發生時間比較靠近我們而已」。記者再問他六四到底是場屠殺，還是為了維護國家穩定的正確行動。他的答案竟是兩者皆對，他認為雙方都同樣有理同樣正確，因為大家都只不過是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罷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應防止道德綁架……老一輩或經歷過事件的人或許強烈希望我們了解事件真相，但並不代表我就要作出一樣的評價。年輕一輩只是作為歷史的旁觀者，不能強迫我要跟你有相同的反應」。
這是近年愈來愈流行的一種論調，它不否定我們相信的那條簡單道理，它只是不認為那是唯一正確的道理，它認為任何立場都是可取的，它把一切立場相對化。我們香港人對這種說理方法絕不陌生，因為它就是許多人口中的「理性」和「客觀」。對於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與角度」，所以用不著取捨判斷，反正那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這種港式的犬儒主義與內地流行的「唯策略論」不盡相同，但又很有親和關係。所謂「唯策略論」，其表表者可見於毛澤東那些影響深遠的文稿。我當年讀「毛選」，最感困惑的地方是他總在談敵我鬥爭的策略，卻永遠說不清敵人到底是誰。「敵人」的定義不斷浮動游移，因時地而變；今天是敵，明天可以是友；今天是朋友，明天忽然又成了敵人。台灣評論家楊照在台版《毛澤東語錄》的導讀里說得好，毛思想的精要就在於不談對錯只論勝敗；勝者自然是對的，失敗者則必然是錯的。所以一個人千萬不能輸，因為輸了鬥爭也就得輸掉是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