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想來，我與現實世界的種種衝突，從十幾年前，就已經註定了。
2013年，我中考發揮失常，以全校排名第八百的成績，考入了無錫市的一所重點高中，至於那一屆的錄取學生數，恰恰好，也是八百。就這樣，頂著倒數第一的名頭，我花了一年時間奮起直追，爬到了班級前十。
成績進步，父母露出笑容，只是在我的內心深處，只覺得壓抑。
這種感覺從入學伊始便誕生了。為了方便管理，學校強制要求所有學生必須住校，每兩個禮拜，休息一天半。每天從早上六點開始，鬧鐘如同衝鋒號，每個人從床上彈了起來，洗漱十分鐘，早飯十分鐘，然後抱著課本一路疾步，說笑也顧不得，只為了趕在早上六點半，在教室坐好。
早自習向來安靜，聽不到半點喧譁，每一張桌子上面，全堆著小山一般的教輔材料，學生們埋在教輔里，垂著頭，專心致志地在習題冊上畫下一個又一個公式和化學符號。連綿不絕的，只有筆尖划過紙張的動靜，細小的，尖利的，像鋼鋸，又像是白蟻無休無止地啃食著木頭。
來來回回刷題，來來回回尋找著正確答案，機械地熬著光陰，讓人沒有時間思辨。
日日忙到晚上十點，迎著明月返回宿舍，黑暗中，每個人舉著手電筒，追著光，默背著老師們畫下的一段一段重點。斑斑點點的光芒在夜色中，仿佛是一枚一枚明亮的蠟燭；可是這些蠟燭再明亮，也沒有溫度，在我心裏面，就什麼也溫暖不了。
那時候我覺得我們不像是讀書，更像是一個又一個囚徒。老師們也只會談論著考試成績和排名，仿佛人都成了不需要感情的機器，除了分數，個體的存在價值變得毫無價值。
我感到迷茫，無法像大多數人那般對此安之若素，整日懷疑自己生存的意義所在，後來，便開始讀小說，試圖通過文學著作，去找到問題的答案。起初是加繆和存在主義，後來又迷上了日本文學，讀太宰治、林芙美子，還有永井荷風和谷崎潤一郎。獨特的美學和細膩的心理描述讓人迷戀，他們不像是遠在天邊的作家，更像是久未謀面的朋友，在通過文字，小心地朝我陳述著自己的際遇和苦惱。有了這些作家的陪伴，那段灰暗且孤獨的日子，也因此變得多了一絲明亮的色彩。
就這樣，三年裡，
當身邊每個人都只顧著把自己逼成一台考試機器時，我偷偷地讀完了上百本日本小說。漸漸，世界觀變得清晰——如果未來只是一份體面工作，為了金錢暗無天日，那還不如死了算了；我更希望像他們一樣，和文字一起，自由地存在於世間。
可作家始終是一個高危行業。太宰治自殺了，川端康成自殺了，三島由紀夫也自殺了，好像「自殺」是作家的宿命，如果不「自殺」，那就不是「好作家」。我不想死，更不想自殺而死，便想到了如果自己去研究文學，成為一個文學評論家，在大學裡任教，安安全全，不失為另一種選擇。
然而成為文學評論家卻並不容易。首當其衝，便是來自於家人的反對。父親說你學文有什麼用，你要學金融，學了金融以後才能賺大錢。我不願屈服於世俗觀念，討厭他的虛榮，可最後不得不屈服，因為衣食住行離不開父母。我需要錢，離不開父母的錢。
十幾歲的年紀，總是人微言輕的。
面對父母的否定，那時我只能絕望地讀著波德萊爾的詩句，「一旦墮入笑罵由人的塵世，威猛有力的羽翼卻寸步難行。」心中渴望逃離到最遠的遠方去，找一個書齋，過著近乎出家的生活。
命運最終還是以一種近乎玩笑的方式垂青於我。高考時，我再一次發揮失常，面對著不甚理想的分數，父母心目中的南京大學成了泡影，學金融的夢想也隨之幻滅。我讓母親隨便給我報一個大學，只求早日解脫，但這種近乎自暴自棄的行徑，卻換來意想不到的結局：我被一所北京的知名大學錄取了，專業是日語，與我朝思暮想去研究日本小說的念頭不謀而合。
對於這個成績班主任自然十分惋惜，他覺得我沒有全力以赴，在學業上，只拿出了60%的精力。我始終沒有告訴她，
我並不會後悔，雖然那40%他無法認同，可在我心中，那卻是我感到自己存在的唯一方式。
幻滅
2016年夏天，我離開了多雨的家鄉，來到了乾燥的北方。大學裡沒有圍困人的高牆，生活上是自由的，輕鬆的。不過，很快，我就發現，自己似乎依然無法擺脫那種與世俗觀念格格不入的感覺。
大學是一所文科院校，然而並沒有多少人文氣息。聊起未來的出路，同學們要麼想要從政，要麼想要經商，學習日語的目的，也只是為了讓自己可以在這兩條道路上，獲得一個更好的前程。
一聽到我說自己想要研究日本文學，很多人馬上投來詫異的目光，不約而同地發出疑問：為什麼，文學很賺錢嗎？
我意識到，原來在本質上，大學與高中並沒有任何不同。學習只是一個工具，是用來換取物質的籌碼，既不純粹，也沒人熱愛。
結果，莫名其妙地，我就成了班上最刻苦學生。別人忙著社交，忙著為前途鋪路，我卻像個離群索居的隱士，一個人抱著書，靜靜地，對著日語所構建出來的世界，一坐一整天。與其說是自己不想清閒，倒不如說那時的自己不知道如何清閒。對於高中，雖然心中怨恨，可是身體上卻始終擺脫不了曾經的生活慣性。
這種矛盾感貫穿了整個大學時代。
大三時，因為要去早稻田大學做交換生學習日語和日本文化，我迎來了去往日本的機會。飛機漸漸遠離地面，腳下的土地變成了遙遠的存在，八千英尺高空之上，厚厚的雲層在視野里，好像川端康成筆下那個一塵不染的雪國。我仿佛正踏著雪，一步一步，走向那些文豪們的故土，形如朝聖。
可是這段朝聖之旅，一樣被現實的矛盾所糾葛。誠然，早稻田大學的人文氣息要濃厚不少，但與此同時，壓抑的氛圍卻比國內更甚。
有個嚴肅的日本老太婆，時時刻刻板著臉，一副深仇大恨的樣子，見到學生就罵。一次課上，我和同學一起做了關於川上未映子的作品分析，她不由分說，立馬發火：「你們怎麼可以這麼解讀，你們知不知道，要是川上未映子本人在，一定要被你們的話活活笑死！」
心情頓時跌到谷底。我想起了莎士比亞的名言，一部作品，一經完成，就不再屬於作者，而是另外一種存在。作者怎麼看待並不重要，畢竟文學是自由的，又不是數學題，為什麼不能有不同的答案呢？尤其在很多年後，這部害我被痛罵的小說被改編成了電影，在耶魯的日本電影課上被提及。偏偏導演的解讀方式，與我的看法一模一樣，真是讓人想罵娘！
那一天，這個日本老太婆就像條瘋狗，將所有小組全給罵了個遍。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心中積攢了無數的怨氣，只知道如果自己到日本讀書，落在了這麼一個導師手上，將必死無疑。
這個想法得到了一個學長的印證。那時他正在東京大學讀博，見到我，立馬說：「你千萬不要來日本讀書。」
「為什麼？」我問。
「你不知道麼？日本就這樣，導師跟皇帝一樣，跟著他們讀博，還不如做奴隸。」
他告訴我，認識的一個女學生被導師性騷擾，因為不願意就範，最後沒有辦法，不得不退學；還有一個人，天天被導師辱罵，就算什麼錯誤沒有，也要被罵做「廢物」，忍氣吞聲了七八年，最後還是不得不中斷學業。
「就不能舉報嗎？」我傻傻地問。
他搖了搖頭：「日本就這樣，舉報有什麼用。而且，就算你能忍，忍到博士畢業，做博士後，有什麼用？學問再大，學校不請你，也只能做『非常勤』講師，也就是臨時工，拿著低廉的收入，被學校當使喚丫頭。」
我一下子就聯想到了早稻田大學裡，那些白髮蒼蒼的老師們，他們做了半輩子文學研究，卻換不來一份終身教職，只能拿著微薄的薪資，做著非全職工作，還要在正職教授面前忍氣吞聲，甘願被剝削。
一剎那間，我對日本的好感全部幻滅了。我理解了那些日本作家們——他們選擇寫作，是因為心向自由，可是主流社會容不下他們的自由，他們便只能淪為社會的邊緣人。難怪那些文字總是綺麗中透著絕望，難怪他們要自殺。
一年的交換生結束了，我回到國內，心情沉重。
我依然愛日本文學，可連日本社會都容不下日本文學。
回歸現實，或許按照父母的期許，考研，換一個多金的專業，才是人生的不二選擇。但文學就在那裡，仿佛毛姆筆下的那輪明月，總是讓我固執地仰望，無法順從地低下頭顱。
既然東方解決不了我的困惑，那就去西方吧。我想，或許我一直在尋找的答案，就在那個更為遙遠的地方。
成為耶魯女孩
父母對我去美國留學的想法感到震驚。他們威逼利誘，說：「你要是出了國，可就沒嫁妝了。」見我不為所動，又說：「只要不去美國，就給你買保時捷。」可惜費盡了口舌，他們也不會明白，自己口中的這些理由，卻是我一直想要逃離的。
我們不停爭吵，激烈的博弈，不分勝負，換來的結果，只好相互妥協。父母同意我去國外，我則接受了所有附加條件：
他們說，你必須讀名校，最差也必須是常春藤院校。否則，不要指望我們出一分錢。
他們還說，不光要讀名校，還要拿全額獎學金。因為你讀文學，賺不到錢，那麼高的學費打水漂，永遠回不了本！
我明白話中的意圖，在現實世界裡，投資關係著回報，商品標有價格。我想起過去，母親經常帶著我，孜孜不倦地去見一些久未謀面的富豪朋友，然後自然而然地套近乎：「忘了麼，我女兒還在你家尿床了呢！」她樂此不疲，並為自己處在這個小小的社交圈裡沾沾自喜，也努力地試圖將我推入其中。
然而我不願成為一個商品，更討厭這樣的生活方式。但文學的清高，卻依舊擺脫不了銅臭的侵擾，聽了父母的話，我就只能寄希望於虛無縹緲的彼岸，把獎學金和錄取函當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每天掙扎在壓力下，像是推著巨石的西西弗斯，疲憊，無可奈何。
後來，我病了，病得很嚴重。整夜蜷縮在被窩，翻來覆去，無法入夢，睜眼也不是，閉眼也不是，瞧著窗外的世界從安寧到喧鬧，從昏沉變得光明。接下來的幾日，日日如此，直到醫院下了診斷書——抑鬱症，中度。
美國大部分高校的申請截止日期在年底，因為抑鬱症，我錯過了2019年年底的碩士申請。好在，芝加哥大學允許學生在次年四五月再次申請，2020年4月，我向芝加哥大學遞交了申請材料，最終等來了錄取函。芝加哥大學是名校，有獎學金，可也只有三分之一。
父母不願鬆口，我去不了美國，只能企盼著來年。彼時外面病毒肆虐，壞消息像塵埃四下浮動，出不去門，乾脆將自己放逐到了書卷之中，小小的房間便如同一個封閉的港口，我變成一艘靜泊的舟，沉迷於網絡，與許多的人一起，讀米歇爾·福柯的《性經驗史》和柏拉圖的《會飲篇》，聊人類性觀念的形成以及古希臘的愛情。
一年時間，這場文化沙龍從十幾人的密會，變成了數百人的盛宴。我也發現了自己原來並不是一個孤獨的個體，就算世上充滿了世俗，可文學自有它存在的意義。像一朵遠離人煙的花，就算無法吸引到大多人的目光，依然有人在探尋著它的香氣。
也正是那段時間裡，我完成了耶魯碩士的申請。在文書中，我提到了太宰治為魯迅作的傳記《惜別》。雖然無數人用太宰治的名言「生而為人，我很抱歉」裝逼，也雖然這本書以「自我意識過剩」為由被評論家批評得一無是處，但我卻對太宰治極其共情：
在高考工廠和無聊的大學裡，我所堅守的，那一點小小的「自我」彌足珍貴。
這一次，我拿到了耶魯的錄取函，也拿到了全額獎學金。父母無話可說，我則像是完成了一場漫長的戰鬥，臉上的喜悅關乎勝利，但更多的是解脫。
我一定要離開，如果不離開，我知道，自己遲早會變得平庸，餘下的人生陷落在物質的陰溝裡面，猶如自己曾鄙視的人那樣，不停盤算著自己的階層，一邊求上不得，一邊朝著下方面露虛偽的笑。
2021年夏天，坐在飛往美國的航班。我想，我就這樣離開，再也不要回來了。
妥協
耶魯畢業後，接連被十幾家公司拒絕，終於有一家日本公司，給我發來了錄用函。三輪面試，讓人精疲力竭，不過至少，容身的地方有了。
不過現實很像一部拙劣的戲劇，2023年9月，正當我準備搬往紐約時，這家公司卻忽然把錄用函撤回了。
原因在於簽證。
外國人要在美國工作，離不開H1B工作簽證。這個簽證由僱主辦理，幾千美金的律師費，換來一年抽籤一次的機會，中籤機率只有25%。換而言之，就算僱傭了我，最後我能不能工作，依然是聽天由命的玄學，而且很大概率還是要滾蛋。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選擇。德國男友在美國讀博，如果我們結婚了，就能拿到五年的J2簽證。一切問題迎刃而解。
HR開始不厭其煩地追問著我到底要什麼時候才能結婚，話里話外，巴不得我立馬原地登記拉倒。我明白，明智的選擇，當然是乖乖就範；然而在心裏面，愛情始終是愛情，如果只為了工作，那不等於被現實強姦了嗎？
不願意妥協的結果，便是無業。陌生的國度，只有男友的安慰帶來了一陣暖意，他說：「小林，沒有工作，這一年我可以養你。」
但我在美國是待不了一年的。半年OPT簽證期限臨近，時間一到，人就必須要離開。面對著困境，再不甘心，也只能選擇與現實妥協。
十月份，我們登記成為夫妻。
一個禮拜後，OPT簽證到期，我和他在機場離別，獨自登上了回國的客機。
不過人回到了國內，心依然在美國飄著。我放不下文學的夢，沒有著急準備J2簽證，先忙著去申請讀博。這一次父母倒是對我聽之任之，任我隨便申請。於是我把全美有日本文學和日本電影專業的大部分大學全申了一遍，從哈佛，到全球排名500的普通學校。不求名分，只求生存。
自信滿滿，迎來的卻只是一記耳光。每一次教授都說歡迎申請，到最後卻只發來了回絕信，告訴我很遺憾，今年不招學生。
不招學生，那還讓我申請幹嘛？我氣得直罵人。
一個朋友給出了答案。原來在美國大學，只要有人申請做自己的博士生，教授們就能得到一筆不菲的申請費，申得人越多，錢自然也越多。所以什麼時候問，什麼時候都歡迎。沒有誠意，只有套路。
我徹底失望了。搞了半天，原來我的熱愛，在別人眼裡的最大價值，也只是拿來換取鈔票而已。無論是東方和西方，都不需要文學。研究文學註定死路一條。
到了2024年過年結束，我徹底放棄了和日本文學死磕一生的念頭，那些曾經視若珍寶的小說被束之高閣。我沒有那些作家們的勇氣，就只能收起羽翼吧，變成塵世的一部分吧。
第二次申博失敗後，我開始參加國內的春招。我連難過的時間都沒有，就投入了春招的大軍，只求簡歷上的gap時間短一點，讓我看起來不那麼像個「廢物」。
因為不是應屆生，網際網路的實習機會與我無緣。加之未來充滿了不確定，
我又不願遠離家鄉。後來找了數日，只有一家外包企業願意給我面試。
幾個人，身著正裝，像審訊犯人一樣，神情嚴肅，一絲不苟，就算我故意活躍氣氛，也巍然不動。過程還是老一套，我聊著市場前景、個人能力，最後發誓會「好好工作」。
不過其中也有插曲。
聽到我曾經創辦讀書沙龍，幾個人便輪番問起了細節。我老老實實複述完畢，有人忽然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你既然曾經創業過，而且還成功了，會不會忍受不了給別人打工？」
我說不會。
可他還是說：「我覺得你太優秀了。」
我愣了一下，忽然意識到，原來創業在對方眼中，並非優勢，而是污點。
面試最終失敗。不久後，在小紅書上，我刷到了HR發出的面試筆記。其中一句話讓人印象格外深刻——這個人太隨性。
想一想也是可笑，我竭盡全力，去讓自己符合世俗的眼光，結果再怎麼努力，還是被人一眼看穿。
自我
到頭來，能夠容納這種隨性的，只有一家塔羅牌店的老闆。
電話中，她神神秘秘地告訴我：恭喜，你被錄用了，明天就可以來上班。好處：包吃包住。壞處：月薪三千。
月薪三千，我也干。接連不斷的打擊下來，人已經麻木了，什麼耶魯，什麼狗屁職業規劃，管他呢。
工作地點在上海，只有三個人。兩個人做客服，一個人做老闆，兼職算命。來諮詢的客人大多在夜間出沒，被感情所困，糾結於「他到底愛不愛我」和「我們能不能在一起」這些永恆的話題中。我一邊看聊天記錄，一邊從隻言片語里，尋找蛛絲馬跡，分析著愛恨情仇的本源，並提出建議。從這個角度上看，這倒很像是在研究文學作品，自己一身學問，也算有了用武的地方。
但天天聊宿命，人也不免會陷入到宿命論的觀念。尤其夜深人靜，各種情緒爆發，聊著聊著客戶，最後就聊到自己的人生際遇上。
老闆四十幾歲，她說自己早年間曾在日企裡面做高管，不過做高管也沒什麼意思，後來便毅然放棄了高薪，做起了塔羅牌。
我就想，自己就算找一份體面工作，也許也會和她一樣，熬到了三四十歲，在企業里混個一官半職，可然後依然覺得上班不怎麼樣，乾脆利落地辭職拉倒。
不同的是，她掌握了「算命」這項核心技能，可以開工作室。我的核心技能換不來金錢，最多陪人聊天解悶。
我告訴她我很迷茫，因為就算回到美國，覺得自己的人生也就是這樣了，為了錢，不情不願。
然而她卻有不同的見解。她告訴我，小林，你一定要回到美國。
「如果你沒有被挫折打倒，你現在就應該在美國，而不是在我這裡躺著。失敗了，可以休息，但絕不能躺在原地等死。
「我知道，你覺得打工受氣還不如在家收租。但你要明白，工作並不是為了錢，是為了健全你的人格。失敗了，那就反擊唄。跟中年後還要被爸媽養活的巨嬰相比，你更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這些話像「轟隆隆」地火車，碾壓著我的思維。我承認，我一直在試圖構建出一個巨大的肥皂泡，讓自己永遠的生活在裡面，逃避開外界的血雨腥風。隨著這個肥皂泡的破滅，我的身心也碎了，因為害怕傷害，所以一直在逃避傷害。
但我終歸還是我，是那個十幾歲時，偷偷捧著日本小說，研究著存在主義，試圖對抗著束縛，要展開翅膀，不停尋找著自我價值的女孩。
在塔羅牌店待了一個禮拜後，我離開上海，回到家中，不再糾結於工作，一邊開始認真準備起了J2簽證，一邊在小紅書上寫下了一段一段文字，正如四年前，自己禁閉在房間裡，孤獨地創辦讀書沙龍。
我也開始認真規划起了去往美國後的生活。
我不打算沉寂在無聊的辦公室里，準備跑到加利福尼亞去，到洛杉磯，在好萊塢做一個平凡的群眾演員，就算薪水微薄，就算要到餐廳端盤子維持生計也無所謂。
人生即文學。這麼多的跌宕起伏，我意識到文學不光在學院內，也在學院之外，在生活處處，不知不覺，無聲無息。也許我已經放棄了文學，可是文學從沒有放棄過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