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夜
迷迷糊糊之中，我被人推醒了，一個低低的聲音在耳邊響起：「哎，起床起床，該你們了。」我「騰」地坐起來，霎時間腦子裡一片空白，過了好一會兒才明白過來，趕緊穿衣服，一面就小聲叫起了身邊的小毛小沈小閻幾個女孩，悄沒聲地，幾分鐘以後我們已經全副武裝：棉褲里套上了毛褲，棉鞋棉襪里再塞上雙毛襪，圓圓滾滾地站好，然後笨重地挪動著雙腳，走到冰天雪地中去。輪到我們查夜了。
好像是1971年初，珍寶島硝煙瀰漫，林彪的一號命令下達後，全兵團都進入了戰備狀態。雖然都是兵團戰士，雖然離珍寶島只有400里，但除了打野豬的幾桿槍外，我們連真槍的模樣都沒見過。我們這生產連隊的「戰備」就是由青年排執行的夜間巡查。
這一夜格外寧靜，風停了，沒有月亮，滿天星星閃爍，好像伸手就能夠摘下來。不過多數人都沒有這個興致，半夜睡得正酣被驟然叫醒，胃裡熱熱的好難受，頭也脹脹的，小沈她們困得滴里搭拉的，走出門半天了眼睛都沒睜開。我們是今夜第三崗了，一崗4人，兩小時一換，200多知青輪班來。
查夜除了看牛棚馬號機庫糧倉外，最重要的任務是到各家各戶去巡查，以防蘇修特務什麼的隱藏到誰家裡去。我們打著手電，從村東口路北老李家開始，一戶一戶查下來，直到村子大西頭老宋家；再翻到後排，從西頭查到東頭。全連幾十戶人家，無論反革命還是貧下中農，無一例外。
到每家程序都是一樣的：推門（家家睡覺都不插門，是貨真價實的「夜不閉戶」），進入堂屋兼灶房，拉門，進裡屋，用手電逐一掃過炕上的男女老幼，證實沒有問題，退出，帶上門，奔下一家。全過程中，只有我們撲嚕撲嚕的腳步聲，踩積雪的咯吱咯吱聲，輕輕的喘氣聲，忍不住的咳嗽聲；老職工家裡很少有什麼動靜，有的人家連呼嚕聲都沒有。迎接我們的，只有幾聲懶洋洋的狗叫，開始那些天狗咬得好兇，後來大概狗也見怪不怪了，見人來了，哼哼幾聲了事。
兩小時到了，一遍也查完了，還是和往次一樣，沒什麼情況。於是走回宿舍，叫起下一崗的人，趕緊倒頭睡下，又困又乏，明天還得幹活呢。
查了多久我忘了，怎麼結束的也忘了，無非是生產任務呀，新的運動呀什麼的一衝，自然讓路了吧。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既沒有發現任何可疑情況，也沒有遇見任何不愉快。每一家都睡得那麼熟，每雙眼睛都閉得緊緊的，無論是孩子還是大人，男人還是女人，東屋還是西屋，家家如此，次次如此。
說實話，剛下達查夜任務時，反帝反修的激情，抓蘇修特務的刺激，燒得我們好幾天就睡不好覺了。可是漸漸的，也不知怎麼搞的，就變成例行公事了。我們只是以那個時代青年人特有的認真與服從，努力完成著這個不知為什麼要執行的任務。
那些青年中我算大的，那會兒都快23周歲了。可是我卻從來沒想過，半夜闖到別人家巡查，這有什麼不妥。在我的心裡，這就跟馬玉濤唱的《老房東查鋪》似的，和巡查軍營沒什麼不同。我也根本沒想過，夜裡，每個家裡，會有些什麼事情：每天夜裡撲嚕撲嚕地來這麼幾撥人，人家心裡會有什麼感受。
直到20多年後的有一天，我才突然醒過悶兒來問自己：我們每次進入老職工家，難道他們真的都是睡得那麼熟嗎？為什麼從來沒聽誰說過夢話、咬過牙、起個夜什麼的？為什麼每一雙眼睛都閉得那麼緊？
於是我不禁毛骨悚然——在那些緊閉的眼皮後面，有多少灼人的眸子盯著我們，有多少戒備的心對抗著我們！怪不得當時下達這個任務時，老職工中沒一個人應承，從老連長就把它推給了青年排；青年排中老職工的子女也不參加，一股腦推給了這幫傻乎乎的知青。
並沒有人提出過「以誰為敵」的質問，全連恐怕也沒一個人懂得什麼叫「侵犯隱私權」，但是，就和古往今來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一樣，當人的尊嚴一旦被傷害，人的權利一旦被侵犯時，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反抗，儘管有時是無聲的，就如同那些緊閉的灼人的眼睛一般。
唉，那時候，我們這幫傻知青！
「把×××揪出來！」
這個記憶一直固執地活在我意識的深處，就像要露出水面的岩頭，薄薄地迫近，等著把它喚起。怎麼喚起的？記得好像是近二十年前，偶然看了權延赤的《陶鑄與曾志》，看到陶鑄被突然「揪出來」，於是，噴薄而出，「把×××揪出來！」的記憶就一連串流水般湧出來。
1968年6月我們來到北大荒，正值兵團組建，爾後，各種政治運動接踵而來，記憶中有什麼「清理階級隊伍」「割資本主義尾巴」「一打三反」……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把×××揪出來！」的喊聲。情況總是這樣的：全連男女老幼聚在文化室按部就班坐好，先共同背誦毛主席語錄，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宣布開會，工作組領導先作講話，然後依次發言，開頭都是諸如「紅旗飛，戰鼓擂」，內容多是「階級敵人心不死」之類，開著開著會，發著發著言，突然一聲炸雷：「把階級敵人×××揪出來！」頓時整個會場死一般寂靜，隨即就有幾個人沖入人群中，拉拉拽拽揪出一個人，胳膊往後一擰，頭一按，開始批判。此時口號聲響成一片。
後來我看出來了，發言揪人帶領喊口號的都是事先布置好的，是運動「積極分子」。那氣氛，真挺有震懾力的，別說被揪出來的「牛鬼蛇神」了，就連我們這些沒一點瓜葛、被視為依靠力量的知青，坐在會場上，一聽炸雷般的「把×××揪出來！」都禁不住頭皮發麻，心裡頭真有點驚驚的；再想想，與自己無關，驚魂才漸漸定下來。記得「牛鬼蛇神」中最先被揪出來的是貴××、李××，據說分別是日偽時期的警官、地主；後來逐步升級，揪「現行反革命」，連大人帶孩子帶知青接連揪了一大串。然後「牛鬼蛇神」們就被關進了勞改隊。每次吃飯都能看見看守人押著這隊老老小小的進來，先向毛主席像彎腰請罪，然後依次自報家門交代罪行，然後領一份飯，躲到角落裡匆匆地吃，乾的自然是最髒最累的活，永遠是低著頭，好像隨時準備被揪出隊列批鬥，而每次開會，一定是先把他們揪來批鬥一頓。
勞改隊裡有一男一女兩個小孩，好像都只有12歲，據說都是「喊反動口號」被揪進勞改隊的。那兩年小學校也不知道是怎麼的了，層出不窮地出現喊「反動口號」、寫「反動標語」的現象。那男孩的爹據說是地主，就在勞改隊裡，一老一少，父子同行；要說男孩因父親被「專政」喊喊口號發泄發泄倒也還說得過去，那女孩「根紅苗正」，不光她家、連同叔叔大爺村里一連串的親戚全是貧下中農，她自己又是紅小兵的什麼幹部、「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隊長，經常在台上跳跳蹦蹦的，卻也不知為什麼喊了，被揪出來了。男孩有時還顯得有點不大在乎破罐破摔的樣子，女孩則永遠是低著頭，腿彎著羅圈樣的跟著這隊被押著的勞改隊後面，據說女孩在勞改隊裡還差點被欺負了。每天看著倆小孩像小尾巴一樣跟在勞改隊後面，心裡真不是滋味。
在那個畸形的年代，就出這種畸形的事。「牛鬼蛇神」中還有一個是我們北京知青，還是第一批自願來支邊的，我在懷念老顧的文章中寫過他，就是自恃出身好，有點調皮搗蛋，可能是牢騷怪話或者日記什麼的有點出圈，結果成了「現行反革命」……
被「揪出來」的人中讓我最難忘的是拖拉機手廖家昌，他老家可能在四川，復轉軍人。我們剛到連隊時，他宰了狗烹得香香的，把我們十幾個人都請到家去吃。這是我活到二十多歲唯一的一次吃狗肉，好香啊！他被揪出來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他的小兒子上小學二年級，說是喊反動口號，學校追問，據說孩子說是他爸教的，於是廖家昌就被揪了出來，扣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關進勞改隊。勞改隊裡免不了挨打，加上無休止的批鬥、精神體力諸多折磨，據說腎臟壞了。
1972年中我離開連隊時，這個三十歲出頭的壯漢，已然是皮包骨頭，臉色青黑，一雙大眼睛瞘瞘著，黑洞洞的好嚇人。直到幾十年後，一看到甚或聽到人們吃狗肉，我腦子裡立刻就浮現出老廖那副皮包骨頭的模樣、那雙深瞘的嚇人的黑洞。聽說文革後，落實政策，他什麼問題都沒有。那小兒子長大了，對自己瞎說害了父親痛悔不已，異常懂事，體恤父母，勤奮刻苦讀書，終於考上了外面的學校。事情終於有了好的結局，可是人一生最好的時光卻永與廖家昌無緣了。
1998年回訪農場在連隊見到了他，想不到的是他滿面紅光，除了頭髮白了點好像和1968年我們初見到他時一樣！我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只是說：「真對不起，當年我們批判你……」他呵呵笑著，說：「沒什麼，這不怪你們，都過去了！」
我見識了一個真正的北大荒人，胸懷像大荒原一樣寬廣坦蕩的北大荒人。
運動——「砸爛資產階級糖罐子！」
這題目聽起來實在荒唐，可事實上就確曾有過這麼回事。那是1972年春天，4、5月份吧，連里掀起了一場氣勢逼人的轟轟烈烈的運動，名曰「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腐蝕運動」。自從1968年我們來到建設兵團，運動就沒斷過，「割資本主義尾巴」呀，「清理階級隊伍」呀，「一打三反」呀什麼什麼的，我們無非是跟著喊喊口號，舉舉胳膊而已。可這一次讓我刻骨銘心，因為它特別：矛頭對準的是我們知青——運動一起，就先抓了兩個上海知青當典型，展開了猛烈的批判，然後橫掃青年男女排的「資產階級腐蝕」現象，層層動員，人人觸及靈魂，不當革命的動力就是革命對象。
運動來得真猛，發展得真迅速，先黨員再排、班幹部再團員，中間穿插著各種骨幹會，一層一層地動員、布置。開會回來的，個個臉上抑制不住的嚴肅與興奮，沒開會的，自然個個心中惴惴的，拼命睜大了眼睛張開耳朵伸長鼻子，想捕捉點信息，一旦得到了要自己去開會的通知時，頓時興奮難抑。及至指導員大會動員前，青年排多數人都已經被動員過了，所以大會一動員，青年排立刻全面開花，運動一下就轟轟烈烈地起來了：人人寫決心書，全連搞誓師會，「革命輿論造得濃濃的」，大標語不僅貼滿了大街小巷、會場內外，連宿舍的床柱子都糊嚴實了。然後「大批判開路」，班、排、連，各種形式、各種規模的批判會一個接一個，人人都寫批判稿，個個會上都發言，口誅筆伐，上綱上線，火藥味濃到了極點。那倆倒霉蛋典型——一個不遵守紀律不服從領導，比如早晨竟敢不起床上工，另一個打架鬥毆——別看平時又蠻又橫一副誰也管不了的勁頭，三下兩下的批判，就乖乖地低了頭，大會檢查小會認罪，痛心疾首地自我批判。
初戰告捷，迅速擴大戰果——橫掃青年男女排的資產階級腐蝕現象。說起來，兵團知青和插隊知青最大的不同恐怕就是更老實聽話守紀律更正統，因為我們過的是半軍事化的生活；也更封閉：我們連離最近的連隊也有十來里路，沒時間也沒條件去串聯；1971年探親假後，我帶回來全連唯一的一台收音機，短波還被焊上，電池用完了都沒處去配，要不是自己訂份解放軍報、平時學學毛選的話，精神食糧的唯一來源就只有全連大會聽指導員連長傳達文件念報紙訓話了。我們女孩子當然更老實更乖更守紀律也更純潔了，我們的「資產階級腐蝕」表現在哪裡呢？指導員為此專門在動員大會上指出女排問題：女排「有人出工不出力」，扭扭捏捏，簡直是「給鋤把子號脈」；有些人講吃講穿，看看宿舍里那些糖罐子，一張嘴就是吃呀穿呀；更有些人，留戀大城市，探親假回來，或情緒低落，或津津樂道城市的生活方式，紮根思想不牢，革命意志衰退，還有……談情說愛！
「砸爛資產階級糖罐子！」這個口號，就是在那時候，不知是誰綜合、發揮了指導員的話，想出來寫出來貼出來喊出來的。「革資產階級糖罐子的命」，在女排也搞得最熱鬧。我們先是鬧鬧哄哄地貼標語，自己把自己的窗戶、門上、雙層床鋪的木柱子上都貼上紅紅綠綠的標語。後來，不知是誰倡的議開的頭，開始還是三三兩兩的，後來就呼啦啦涌到連部，手裡捧著、懷裡抱著平時藏藏掖掖捨不得吃的小零食、白糖之類，上交了。
我從來沒有過這些東西，來兵團四年了，不知小灶為何物。但是這次我也沾了邊：這年冬天我得了一場類似出血熱的重感冒，高燒十幾天不退。我的好朋友朱小瑩在團宣傳股工作，聞訊趕了三十多里路來看我，帶給我一個糖水罐頭，我把它擺在床鋪上，兩三個月沒捨得吃。趕上這場運動，我也把它上交了。
為什麼糖罐子鬧得那麼熱鬧？現在想想，大概首先這東西比較普遍，那些上海「阿拉」們，吃不慣苞米餷子窩窩頭，剛來時一開飯就哭，這二年有了探親假，她們帶回點白糖之類是必然的。不過我想這只是表面原因，深一層的原因恐怕在於這個「罪狀」最明顯但性質最輕，而其他幾條呢，哪一條攤上也夠你一嗆！誰不願當革命動力而去當那「對象」呢？何況那時的青年哪個不要求進步、不想入黨入團得到組織信任呢？
說不太清楚那時的心境了，但那鬧鬧哄哄的氛圍卻難以在記憶中抹滅，每個人都有點咋咋呼呼的，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既緊張畏懼又充滿了興奮乃至亢奮的氣息，很有點「咸與維新」的味道。
我從小就懂得唱「下雨潑街假積極，颳風掃地假積極，監獄裡捉特務假積極！」對假積極深惡痛絕，文革中因為不肯違心很吃了些苦頭。可是這一回，我真真切切地體會到了自己積極舉動後面的做作，自己的鬧哄，咋呼。因為我心裡「有鬼」。
在抓了倆破壞紀律的典型後，又抓了個談情說愛的典型批判，作為運動發展的新階段的標誌。這是個哈爾濱女孩，有21、22歲了，圓圓的臉，圓圓的眼睛，整天嗬嗬嗬地笑，又爽氣又熱情。她和一個天津知青在宿舍下面的磚窯里「談情說愛」，被燒窯的看見匯報了。於是她也是大會批判小會檢查，一次次認識、過關，天天痛哭流涕的。當時的具體情況，我記憶中的，就只是她站在會場前，深埋著頭，念手裡的那份檢查，一邊念，一邊抹眼淚。說實在的，虧了她那男孩兒似的性格，否則……
再回頭說我。那陣子，只要一聽「資產階級談情說愛」我就心跳，看著她在台上檢查，我就抬不起頭來：遠在千里外的故鄉也有一個人，儘管是根本不可能成為現實的，但心中那份情感，卻是刻骨銘心的。雖然除了心裡萌動的那份情感外，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以我那清教徒似的道德界限，也不可能發生什麼），但是我卻無論如何也無法坦然地面對這樣的批判會，更張不開嘴去評判她。在我心裡，真的也認為談戀愛這種事不光彩，起碼是革命意志不堅定，理想不遠大。所以我心虛。可是，形勢咄咄逼人，我又是班長、團員、「骨幹」，上頭逼著我，下面看著我，又加上「探親假歸來情緒低落」、「講究（吃）穿」，我不積極就要引火燒身，怎麼辦？我那跟著鬧哄，咋咋呼呼地貼標語交罐頭之類舉動，是一種自覺不自覺的假積極。我一生中頭一次體會到了「矇混過關」的境界。
寫到這兒我想起巴金先生《一顆桃核的喜劇》中寫他文革中挨鬥，蹶在台上被逼著喊「我有罪！」心裡卻覺得這批鬥會是在演戲，那些批判的發言的又何嘗不在演戲呢！？又想起林語堂先生30年代在《吾土吾民》一書中說到的中國人的幽默：「極富鬧劇性質的葬禮儀仗是中國式的幽默的象徵，其實質是只求外部形式而全然不顧其實質內容。能夠欣賞中國式幽默的人勢必也能正確理解中國的政治方案。政治方案和官方宣言也只是一種形式，大多由那些精通模稜兩可而言過其實的術語的書記們起草，正如有專門的商店出租葬禮儀仗用行頭一樣，沒有一個聰明的中國人會一本正經地對待它們。」
當初看這段話時，新奇是新奇，但怎麼也體會不出來。今天坐在這裡寫這篇小文，我突然悟到了個中真味，不禁由衷讚嘆林語堂概括之精妙深刻。
運動後小瑩聽了挺生氣：「噢，還把我辛辛苦苦帶給你的罐頭當資產階級交了！」我沒法解釋，說也說不清楚。倒是她的話使我心裡泛起了絲絲狐疑：「她怎麼會這麼不理解運動？不都是你們團部機關搞下來的嗎？」
《記憶》2015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