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方面，當時民運群體內部也存在分歧。王軍濤說，"89年六四事件後，有很多人為了說明自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以此證明共產黨的殘忍無道，就都想跟所謂的'兩亂分子'作切割，也就是共產黨說的參與暴亂和動亂的人。"他強調，這種心理使得那批參加抗暴而受到迫害的市民的遭遇沒有受到太多的關注。
目前擔任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執行主任的周鋒鎖告訴記者，"中國人權"從90年代開始就在收集中國良心犯的信息；對於八九這一批人，李海提供的名單就是他們重要的信息來源，但他們也並沒有對這批人的全面性統計，"大部分地區不可能去作一個系統的調查，比如說這個省、這個市、這個縣究竟有多少人受到影響？"
周鋒鎖對此有個估算，"我想整體上這個受政治迫害的群體十萬人是完全有可能的。"這些年常駐紐約的周鋒鎖每年都能遇到一些屬於這個群體的人，"前兩天在溫哥華碰到一個朋友，當時（89年）是一個中專教師，當時被剝奪城市戶口，發回原籍。這種情況是非常非常多的，對這些人的一生影響是非常大的。也有人熬出來了，也有熬不出來的，一直生活在困苦當中。"
職業就是受迫害
李海2004年從獄中被釋放後，就一直處於無業的狀態，他有些戲謔地說，他的職業就是受迫害，"就是不斷地躲避警察的上門騷擾，有一年他們就上門16次，一會兒走一會兒留，就是你不可能擁有一個正常的生活，有一年他們在門前一看就是半年多。"同時，李海還隨時可能被警察綁架，甚至都不需要緣由。
李海無法找到正常的工作，所以在很多年中，他都是靠朋友的幫助勉強度日，"非常隨機的，總是有一些朋友幫一些，大家知道了，就湊點錢給我，正好夠我維持生活的，就是這種來自不確定來源的幫助。"
雖然這點有限的幫助在李海看來應付生活已經足夠了，但他坦言，總體上大家對這個群體的人幫助還是很少，"06、07年的時候，大家呼籲幫助某個特別困難的朋友，湊到最後也才兩三千，還為此吵得一塌糊塗。"
記者從了解八九一代遭遇的人士中，聽到的大多數是生活窘迫的各種案例。現居紐約的原1989年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成員呂京花對記者提到了今年初在貧病中過世的齊志勇、生活困苦但從不要外界援助的董盛坤；周鋒鎖則提及了去年在病榻上死於火災的何家維，"外界根本不知道的，服了重刑、終身生活在困苦中的這些人非常多。"
從2007年開始，周鋒鎖和幾位朋友通過其創立的非盈利組織"人道中國"為這些在國內的八九難友持續提供經濟上的援助，"我們每年都會資助這種因為89受迫害的人，其中不少人已經離世。"他強調這些資助都是小額的，"就看是否是緊急需要，一般至少五千人民幣，需要更多的可以再多一點。"他算了一筆帳："人道中國"為資助這個群體每年要支出約四萬美元，覆蓋的人員範圍約三十位左右。
周鋒鎖也提到，比"人道中國"更早的，八九受迫害者孫立勇2005年在澳大利亞創辦"中國政治及宗教受難者後援會"，常年為國內的這個群體提供經濟援助。身在紐約的呂京花也通過自己的渠道為她認識的受難人士提供資助。但這些來自不同渠道的民間資助對於這個群體的龐大人數來說，顯得是杯水車薪。
長期在底層生活，也給這個受迫害群體中的很多人帶來了精神上的損害。記者採訪的多位人士都提到，這個群體中的不少人患有抑鬱症或有其他行為上的問題。
也有部分因為89年受到清算，但此後遠離政治的受難者又"成功"融入了中國社會。六四後曾被關入秦城監獄的當時清華大學的大四學生李恆青已身處美國多年，他告訴記者，"現在我還保持聯絡的這些人中，有些做企業做得很成功，比較活躍，要麼就是在清華留校做教授的。"但他也承認，這些人在八九受難群體中仍然屬於少數。
被迫去國
一方面政治迫害無休無止，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生活日益逼仄，這個群體中的一些人想到了離開中國。
工人劉濟濰1989年因為在山東濰坊參與民運，在街上書寫民主標語，被當地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八年有期徒刑，實際坐牢六年。但從1995年出獄，到2017年離開中國，劉濟濰說自己一直生活在恐懼中，"我在中國這二十多年，我就覺得像是待宰的羔羊，被捆在台子上，那刀子隨時可能落下來，而你又無能為力。"
這二十多年，劉濟濰主要忙著生計，並沒有參與政治活動，但他發現自己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劉濟濰是不能去北京的，一旦被發現去北京，他就會被當地警方強行帶回濰坊。尤其是在中國政府建立其覆蓋全國的數字監控體系後，劉濟濰更是覺得自己毫無自由，"你無時無刻不在他的掌控中。"
劉濟濰（左，約1994年）在山東第三監獄中。（劉濟濰提供）
鄔萍暉比劉濟濰早一年來美國。他說那個時候，他已經是非走不可了，"再不走我就覺得可能發生不可預料的事件，正因為如此，在整個過程中我都惴惴不安，從深圳機場轉北京機場，直到飛機在舊金山落地，我才有一種徹底自由、徹底釋放、徹底放飛的感覺。"
鄔萍暉1989年時讀大四，因為在運動中書寫反對鄧小平的標語，以"誹謗罪"被判一年半有期徒刑。出獄後，鄔萍暉與民主人士圈長期保持著聯繫，並參與到他們的一些行動中。2010年代，鄔萍暉參與廣州的新公民運動，這給他帶來了危險，"我出國之前一年多的時間，經常聚會的人中就有好幾個人被抓。"鄔萍暉慶幸地說，幸虧他在2016年離開了中國，不然也已經再次淪為階下囚。
心跳繼續停留在那個時代
像鄔萍暉這樣在六四後，繼續冒著巨大風險，在國內從事與推動民主相關活動的八九受難者只是鳳毛麟角。不少人轉換了思路，開始重新審視中國民主化的前景和個人的作用。
鄔萍暉在2016年。（鄔萍暉提供）
朱利全在1989年時是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曾短暫擔任過南京高自聯主席，六四事件後，他同樣遭到關押。出獄後，朱利全回到學校完成了學業。但由於他絕不承認自己在民運中有錯，朱利全此後的人生發展處處受壓。朱利全告訴記者，"你心懷天下，但天下不關心你，這個政黨也不可能給你施展才華的機會了。"
出於對中國政局和生活的失望，朱利全於2010年移民加拿大。朱利全說多年來，他仍然以"火熱的心"關注著中國，"我偶爾會給朋友講，我們的心還很年輕，還停留在1989年那個時代跳動。"
朱利全（右）與郭羅基2012年在美國奧馬哈。（朱利全提供）
但朱利全說他是謹慎的，如何推動中國的變化仍然取決於人民的態度，"時代和命運需要你站出來的時候，你一定要站出來；但不需要你站出來的時候，你可以站出來，但我認為你站出來是沒有意義的，所以你沒有必要站出來。"他暗示，中國當下還沒有足夠多的人表現出要改變命運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