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爆發時，農村最早的響應行動是除四舊。筆者當年25歲，也參加過一次除四舊行動。在大隊黨團支部聯席會議上，共青團支部書記顏慶洲發言說：「人家外地到處都在掃除四舊，搞得轟轟烈烈，難道我們大隊就沒有四舊？我們為什麼不去除？我們還要不要緊跟毛主席鬧革命？」他這麼一說，立即有人掏出《毛主席語錄》，念起「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於是會上20幾個青年人一哄而起，會也不開了，就去除四舊。
走出大隊部沒多遠，有人問：「我們到哪家去除？」七嘴八舌一番議論，有人說，五隊程鶴松家有海外關係，他家肯定會有四舊。於是20幾個人到程家翻箱倒櫃，把人家舊時用的捎馬子、錫燙壺、銅火爐、小腳女人穿的釘鞋等統統翻了出來，特別是程家每年端午節都拿出來供奉的判官老爺畫像（當地人稱「老判」）和放在壽材里的兩個不倒翁等也搜走了。
在回大隊部的路上，老判被放在四岔路口地上，幾個男青年一邊喊著「你們幾個女的臉掉過去」，一邊扯下褲子就往老判臉上撒尿，嘴裡還說著「給您洗洗臉，送您上西天」。那幾件值錢的銅錫器，作為廢銅爛錫賣給了供銷社的收購站，並當場從供銷社門市部買了一套鑼鼓，交大隊文藝宣傳隊使用。
文革一開始，我還是真心擁護的，後來造反派們打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大幅標語，作為祖輩種田出身的我這時才在心底悄悄產生動搖。1967年過年前借一次送信的機會，我到程家向程家二位老人認錯、道歉。程家二老十分通情達理，原諒了我。幾十年過去了，我仍對自己跟別人一起去程家抄家感到痛悔（雖然我不是主謀）。程家二位老人已去世幾十年了，我還感到對不起人家。那也是我在文革中唯一做錯的事。他們的墓和我哥哥的墓在一起，每當我躑躅到他們的墓前，心中愧悔之意便油然而生。回顧以往，只能說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
淮安縣席橋鎮秦莊村社員陳友成是個老實巴交的種田人。因家窮，前半生未娶上老婆，40多歲了才與一寡婦同居生活。他不識字，輩分也不高，50多歲了，人們見他還是叫他小名「小成兒」。與人談話中，他也常以「成兒」自稱。
1968年是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深挖階級敵人」最厲害的一年，挖出的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和壞分子比比皆是，一時人心惶惶。
1945年淮安從日偽手中解放之後，成立了共產黨蘇皖邊區政府，進行土地改革。1946年9月，國民黨軍隊又打回蘇皖邊區，勒令在邊區政府當過一官半職的人統統要到國民黨區公所集結自首。陳友成在邊區民主政權期間曾做過幾個月的農民互助組組長，也被要求去自首，否則就得去坐大牢。農民互助組本是由政府基層幹部組織起來的農民互助組織，比如有牛的幫沒有牛的，有勞動力的幫沒勞動力的，還可以以人工換牛工，互相取長補短，根本不是政治組織。但是保長告訴他，自首就是拿一石五斗（約合75公斤）糧食到區公所畫個押，然後就沒事了。實際上這是國民黨基層政權的一次刮地皮行為。陳友成是一個窮人，既怕事，又拿不出一石五斗糧，託了熟人，用小毛驢馱五斗玉米到國民黨淮安縣十一區區公所所在地（蔣家大樓），交了糧食，捺了手印，算是自首了。
1948年，共產黨再次解放淮安，此後的幾次肅反、鎮反都沒有牽扯到陳友成。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陳友成自首一事竟在檔案中被發現。那天下午，生產隊布置在蘿蔔地里拔草，做到3點多鐘工休時，陳友成一邊悶頭吸旱菸，一邊悄悄對身邊的人說：「成兒一輩子沒丟過人，這回不得了了。」別人不知底細，就說他：「你怕什麼？你又沒做過壞事。」「你沒幹過國民黨，也沒幹過共產黨，投敵自首更靠不上邊！」不說還可，一說他更加膽戰心驚，乘人不備，悄然回家。
工休結束之後，記工員發現陳友成不在，便大聲呼喊，可是左喊不應，右喊還不應。他家就在蘿蔔田邊，記工員就去他家找，發現他已上吊自殺。有人忙跑到大隊部報告。當時我正在大隊部辦公室，立即用大隊的手搖電話通知席橋醫院，請派醫生搶救。隨後我騎車趕到現場，一摸陳友成，身體仍然溫熱。上吊的現場，那拴繩子的橫樑只及我的肩頭高。陳友成個子雖比我小一些，但那個高度也無法使他懸空致死。他完全是倉皇之間尋死，自己收縮自己的身體讓自己氣絕身亡的。這一年他56歲。
劉從明醫生趕來用聽診器一聽，心跳已無，陳友成的臉色也完全變了。後來我常想，如果農民中有人會一點急救的技巧，或許還能把他搶救過來呢！
有一年過年，幾個生產隊的男勞力集中到一起搞水利，五隊的張洪樞也拖著一把鐵鍬隨著墮胎來勞動。張出身地主家庭，1949年在上海讀高中時隨解放軍南下服務團到廈門，先後任廈門市共青團市委秘書、市工業局代理局長等職，1957年因在整風會上提意見被錯劃右派，遣回原籍監督勞動。文革期間極左盛行，作為右派分子的張洪樞自然更是低人一等。
那些革命小將們看見張洪樞就紛紛議論：「戴著眼鏡挑河工，淨出洋相！」「可不是，貧下中農哪個戴眼鏡？」「狗改不了吃屎！」「資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就是右派分子！」小將們越說越來氣，有一位竟停下手中的活，一個箭步跨到張洪樞面前，以命令的口氣說：「把眼鏡拿下來！你這是資產階級思想！」張洪樞稍一遲延，小將一棍子把眼鏡敲了下來，險些把張的眼睛打瞎。
張洪樞的二哥叫張洪濤，戴有反革命的帽子。1975年底，全國農業學大寨工作會議後，上邊給我們大隊派來了學大寨工作組。工作組權力很大，稍不如意就可以把某個幹部掛起來甚至撤職。工作組負責人在公社三級幹部會上公開講：「我們來領導你們學大寨，沒帶錢來，也沒帶農藥和化肥來，只有逮捕幾個人方便些！」真是無法無天。果不其然，筆者僅因向工作組提出「請你們多搞些調查研究，然後再發言」的建議，就被指為矛頭膽敢對準工作組，勒令我交出大隊公章，被掛到一邊。
轉眼就到了1976年春天。工作組從外地搞來一頭良種約克夏母豬，給我們大隊的第五生產隊。飼養不多久，這頭母豬發情了。生產隊長派兩個貧農社員和反革命分子張洪濤趕母豬到附近的淮安原種場配種。那頭母豬有五六百斤重，力氣很大，加之發情，根本不聽人使喚。3個人無法趕它走，於是經生產隊長陳友高同意，由五六個壯漢將母豬捆起來，抬上平板車，3人輪流拉車去配種。
到了配種處時，老母豬不知是因為捆綁難受，還是因為見到種豬使性子，兩條前腿繩子還未解開就拼命掙扎，結果從車上重重摔到地上。由於它在離圈時吃得太飽，加之身體太重，結果腸子被摔斷，外部雖沒傷，可是經不住體內流血，不一會就死了。
這下禍闖大了。工作組的劉隊長斷言：「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這一新動向的矛頭是直接對著學大寨工作組的，也就是對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這個階級敵人就是張洪濤。趕快搞一下材料，把他抓起來！」
能搞專案材料的人不多，於是我這個被掛起來的幹部就又用上了。他們讓我和大隊團支部書記居正興調查張洪濤的反革命罪行。經過兩個多星期的調查，做了十幾份筆錄，我發現這頭老母豬從出圈直到摔死，張洪濤沒碰它一指頭，怎麼也不能說這頭老母豬是張洪濤有意弄死的。
我和居正興如實匯報，那位工作隊隊長竟衝著我拍桌子發脾氣：「思想太右了，這麼明顯的階級鬥爭新動向也查不出來，怪不得你們這兒這麼落後！」然後向我們揮了揮手。我當即知趣地起身離去，但身後的話我聽得清清楚楚：「永不重用！」我知道這四個字是沖我說的。
張洪濤後來雖未被抓進監，但還是在全大隊社員大會上挨了一頓惡鬥，被一些革命小將狠狠踢打了一頓。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一期，2010-0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