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2021年，國家開發銀行為技術創新和基礎研究設立了專項貸款。截至2024年5月，這家銀行已發放了超過380億美元的貸款，用於支持關鍵的尖端行業，如半導體、清潔能源技術、生物科技和製藥。今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與幾個政府部委共同推出了690億美元的再融資基金，以刺激中國各銀行為科技創新項目提供新一輪大規模貸款。在該項目啟動僅兩個月後，全國約有421處工業設施被認定為「智能製造」示範工廠，這是賦予計劃將人工智慧融入製造過程的工廠的一個模糊頭銜。該項目還宣布，要投資於一萬多個省級數字優秀場景和4500多家專注於人工智慧的公司。
但除了成為頭條新聞的投資數字，這場運動幾乎沒有衡量實際成功的標準。諷刺的是，新項目的公開目標是為致力於創新的中小企業填補資金缺口，這道出了北京經濟管理中的一個更重大缺陷。多年來，中國的產業政策傾向於將資源輸送給已經成熟的公司;相比之下，政府在人工智慧和其他先進技術開發方面投入大量資金，以匹配美國的風險投資方式。但哪怕是在這方面，中國的經濟規劃者也沒有意識到，創新的真正驅動力是顛覆。要真正培養這種創造力，企業家必須能不受限制地進入國內資本市場並獲得私人資本，但這一情況將削弱北京對中國商業精英的控制。
假如沒有可能造成市場動盪，這些巨額投資就只會加劇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資金被注入那些可以最快登頂的產品，這將迫使製造商過度生產，然後依靠向國際市場傾銷所能獲得的微薄利潤生存。
過度生產之苦
在一個又一個行業中，中國長期的產能過剩正在為美國和西方國家製造一個複雜的困境。
最近幾個月，西方官員升級了對北京經濟政策的批評力度。5月，拜登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任萊爾·布雷納德(Lael Brainard)在一次演講中警告稱，中國「政策驅動的產能過剩」——這是反市場行為的委婉說法——正在損害全球經濟。她表示，通過執行「不公平地壓低資本、勞動力和能源成本」的政策，允許中國公司以「低於成本」的價格銷售產品，中國眼下在電動汽車、電池、半導體和其他領域占據了相當大比例的全球產能。因此，北京正在阻礙全球市場的創新和競爭，威脅美國和其他地方的就業機會，並限制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打造供應鏈韌性的能力。
4月，在義大利卡普里（Capri）舉行的會議上，七國集團成員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警告稱，「中國的非市場政策和做法」導致了「有害的產能過剩」。大量廉價中國製造產品的流入升級了貿易緊張局勢。自2023年以來，包括越南和巴西在內的幾個國家的政府對中國展開了反傾銷或反補貼調查，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美國和歐盟對從中國進口的包括但不限於電動汽車的各種商品徵收關稅。
面對巨大的國際壓力，習近平、黨的主要期刊和中共官方媒體始終否認中國存在產能過剩問題。他們堅持認為，那些批評源自美國毫無根據的「焦慮」，中國的成本優勢不是補貼的產物，而是「受到全面市場競爭影響」的「企業努力」的結果。實際上，中國外交官堅稱，在許多新興技術領域，全球經濟飽受嚴重的產能短缺，而非過度供應之苦。5月，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指責美國以有關產能過剩的誇張說法為藉口，設置有害的貿易壁壘，意在遏制中國，抑制中國戰略產業的發展。
但中國決策者和經濟分析師早就承認了問題的存在。早在2005年12月，時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就警告稱，包括鋼鐵和汽車在內的七個產業部門已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他將問題歸咎於「盲目投資和低水平擴張」。自那以來的將近二十年裡，北京發布了十多項行政指導方針，解決各個領域的問題，但成效有限。2024年3月，北京大學教授盧鋒分析發現，新能源汽車、電動汽車電池和傳統微晶片領域存在產能過剩問題。彭博新能源財經（Bloomberg NEF）估計，僅2023年，中國的電池產量就相當於全球總需求。隨著西方國家擴大生產能力，且中國電池製造商繼續擴大投資和生產，未來幾年，全球過度供應問題可能惡化。
盧鋒警告說，中國對這些產業的過度開發將迫使中國公司在國際市場上傾銷產品，並加劇中國與西方之間本已令人擔憂的貿易關係。為因應難題，他提出了中國政府已嘗試過的一系列措施，比如刺激國內支出（投資和家庭消費），以及許多經濟學家長期以來主張但北京沒有推行的一些措施，包括政企分開，改革再分配機制以造福家庭。但這些擬議中的方案並沒有直面困擾中國經濟的根本性協調問題:地方政府在國家指定的優先領域重複投資。
降低圍欄，收緊韁繩
到目前為止，美國因應中國產能過剩的挑戰辦法，是對包括太陽能電池板、電動汽車和電池在內的中國的清潔能源產品徵收高額關稅。與此同時，拜登政府通過2022年的《降低通貨膨脹法案》，投入了數十億美元，在美國國內建設許多相同行業的產能。但美國理當警惕，不要試圖單純通過建立貿易壁壘和夯實自己的工業基礎來孤立中國。
華盛頓若向投資於美國關鍵領域的公司提供大量激勵措施，就可能複製一些困擾中國經濟的問題:依賴債務驅動型投資；資源配置缺乏收益；技術公司股票中可能出現的投機泡沫，假如股市突然崩盤，這些股票可能破壞市場穩定。假如目標是超越北京，華盛頓理當專注於美國的體制已經擅長的事情:創新、市場顛覆和密集使用私人資本，同時由投資者選擇最有前途的領域提供支持，並在獲得回報時承擔風險。美國若專注於限制中國經濟優勢的戰略，就可能忽視自身的優勢。
2023年4月，伊斯坦堡附近的博斯普魯斯海峽航道上，一艘運輸中國電動汽車的船隻。圖源：Yoruk Isik/ Reuters
美國決策者還必須意識到，北京謀求自給自足的努力加劇了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這一努力近年來得到了重點關注，反映出習近平的不安全感，以及他在與美國和西方的經濟和地緣政治關係日益緊張的情形下降低中國戰略脆弱性的迫切願望。事實上，習近平動員該國的民眾和資源圍繞中國建造一道技術和金融牆，這一嘗試本身會有重大後果。一個日漸與西方市場隔離的中國，在可能與西方發生對抗時的損失會更小，因此，也就更少有降低局面升級的動機。只要中國與美國和歐洲通過不易替代的高價值商品貿易被緊密捆綁在一起，西方阻止中國採取破壞穩定的行動時就會變得高效許多。中國和美國是戰略競爭對手，而非敵對國家;儘管如此，論及美中貿易關係時，老話當中仍有大智慧:「親近你的朋友，並更親近你的敵人。」
美國政府理當勸阻北京，不要建造一堵可以防範中國經濟受制裁的牆。為此，下一屆美國政府理當締造聯盟，恢復受損的多邊機構，形成新的相互依存的結構，使孤立和自給自足不僅對中國沒有吸引力，而且也無法實現。一個好的開端是在談判桌上擬定更多政策，而不僅僅是徵收關稅。在緊張的地緣政治氛圍下發動貿易戰，將提升人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赤字，並導致人民幣貶值，這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關稅的影響。
中國的貿易政策或許也可以比看上去的更加靈活。自2018年美中貿易戰升級以來，中國學者和官員探討了若干政策選項，包括實施自願出口限制、人民幣升值、拉動國內消費、擴大外國直接投資，以及投資於研發。中國學者還研究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與美國的貿易關係，指出貿易緊張局勢如何迫使汽車製造等日本成熟的產業升級，並提高與西方對手的競爭力，這種做法可以為中國的電動汽車產業提供經驗教訓。
除了自願實施出口限制，北京已在一定程度上嘗試其中幾種選項。假如政府也實施自願出口管制，它可能一舉多得：此舉將減少貿易，甚至可能弱化與美國的政治緊張關係；迫使成熟產業進行整合，並變得更可持續;有助於將製造能力轉移到海外，直接服務於目標市場。
到目前為止，拜登政府對中國採取的是一種分割的方式，一次解決一件事，將談判重點放在單一議題上。相比之下，中國政府傾向於不同的方式，即不排除任何事情，在一個領域的讓步可能換取在另一個領域的收益，哪怕那些事情毫不相關。因此，儘管北京在孤立的談判中可能顯得頑固，但它可能願意接受一個更全面，同時處置美中關係多方面事情的協議。華盛頓理當以開放態度看待達成這樣一項大型交易的可能性，並認識到，假如激勵發生變化，中國領導層可能突然轉變策略，就像它突然結束新冠清零政策時那樣。
華盛頓還應考慮，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機構推動與北京的談判。例如，中國可能同意自願放棄其在世貿組織中的開發中國家地位，在一些貿易爭端中，這一地位賦予了被認定的國家以優惠待遇。中國也可能被說服，支持世界貿易組織修訂其確定一個國家非市場經濟地位的框架：美國和歐盟正是依據逐個產業而非經濟整體的狀況，利用這一地位對中國徵收了更高的反傾銷關稅。這些舉動將承認中國的經濟成功，同時要求中國遵守發達工業化國家的更高貿易標準。
習近平自視為改天換地式的領袖，這招致人們將他與毛主席相提並論。2023年7月，在他正式接待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時，這一點顯而易見，那時距離基辛格去世僅僅四個月。基辛格是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為數不多的廣受尊敬的美國人士之一。習近平認為，作為一個大國，中國不應受到談判或外部壓力的約束，但對自願在貿易問題上調整，作為更廣泛協議的一部分，他可能持開放態度。
中國許多專業人士和商界精英對中美關係的現狀感到絕望。他們明白，中國融入西方領導的全球體系比被排斥在外獲益更多。但假如華盛頓堅持目前的路線，並繼續走向貿易戰，華盛頓就可能在無意中導致北京加碼推行產業政策，而正是這些政策首先導致了產能過剩。從長遠來看，這對西方國家和中國一樣不利。
[作者是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高級研究員。本文原題「China’s Real Economic Crisis」，原載美國《外交事務》2024年9/10月號，8月6日上線。除了截圖之外的所有圖片均為原文所有。譯者聽橋，對原文有多分段。]
原文連結：China’s Real Economic Crisis| Foreign Affai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