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我任直隸總督時，我們那裡發生了鼠疫，死了數萬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寫奏章時，一直都稱我們這裡太平無事。當有人問我，你們那裡有沒有什麼疾病？我回答說，沒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狀況良好。
人類可以說與各種疫病相伴而生。從先民的燒香拜神、祈康祛病到科學日益昌明、醫學不斷進步的今天，人類為了戰勝疫病的不懈努力片刻未停。在與疫病激烈而持久的爭戰中，人類取得了一場場勝利，但同時，疫病也影響、改變了人類的歷史。
歷史上，疫病對戰爭結局、甚至王朝更迭、政權滅亡的影響數不勝數。
在古希臘決定雅典命運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瘟疫」對雅典人口的殺傷力遠遠大於戰爭本身，實力受損的雅典人認為這是上蒼對自己的懲罰士氣更加衰落，這是雅典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公元6世紀的「查士丁尼鼠疫」幾乎摧毀君士坦丁堡，加速了東羅馬帝國的衰亡；
18世紀末拿破崙率大軍遠征埃及和敘利亞，鼠疫使其部隊損失慘重，對他遠征非洲計劃的破產發生重大影響……
人類社會對疫病的態度與征服，不僅反映了科學技術的發展，還反映了社會時代的特點。人類抗擊和防治疫病的歷史，經歷了一個從個體或群體的本能的非理性防範到政府和社會的有組織的理性防範、最終實現科學抗疫的進步歷程。
正是在與疫病鬥爭的過程中，醫學不斷進步，尤其是公共衛生事業不斷進步，社會性醫療保健制度不斷發展、完善，有時還促進了某些重要的社會性體制變革。
甲午中日戰爭中，李鴻章苦心經營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而後他又代表中國政府無奈地與日本簽下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一時間為千夫所指。
為了開脫自己、平息民憤，清廷免去了李鴻章大權在握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重要職務，僅僅保留了沒有實權的文華殿大學士頭銜，他只得失意地散居京城。但1896年5月李鴻章又時來運轉，作為清廷「欽差頭等出使大臣」來到俄國，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
尼古拉二世素喜鋪張排場，所以此時俄國各地都舉行了各種大小集會，慶賀沙皇加冕。
然而由於組織不周，在莫斯科的霍登廣場舉行的群眾遊藝會由於來人過多，混亂不堪，發生嚴重擁擠，造成近二千人死亡，史稱「霍登慘案」。
當時的俄國總理大臣維特伯爵在《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一書中回憶說，李鴻章見到他後，仔細向他打聽有關消息，並問維特「是否準備把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詳情稟奏皇上？」
維特回答說皇上已經知道，這件事情的詳情已經呈報皇上。
哪知，李鴻章聽後竟連連搖頭對維特說：
「唉，你們這些當大臣的沒有經驗。譬如我任直隸總督時，我們那裡發生了鼠疫，死了數萬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寫奏章時，一直都稱我們這裡太平無事。當有人問我，你們那裡有沒有什麼疾病？我回答說，沒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狀況良好。」
然後他又自問自答道：「您說，我幹嗎要告訴皇上說我們那裡死了人，使他苦惱呢？要是我擔任你們皇上的官員，當然我要把一切都瞞著他，何必使可憐的皇帝苦惱？」
對此，維特這樣寫道：「在這次談話以後我想，我們畢竟走在中國前頭了。」的確，他有理由為此驕傲。
平心而論，在同時代官員中，李鴻章相較而言還是少有的開明有識、敢於任事之人，而且從談話中可以看出，他不僅不認為隱瞞疫情不好，因此不僅沒有極力掩蓋這種謊報瞞報行為，反將此作為一種值得誇耀的經驗對外人宣揚。
連李鴻章尚且如此識見如此行為，遑論他人！
這足以說明不管出於什麼動機，無論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還是真心怕「聖上」心憂，隱瞞危情，已是當時官場普遍風氣，實際是一種被認可、甚至是被肯定的行為方式。
這種「官風」在中國早已相沿成習，儼然成為中國官場的一種「文化」或曰一種「特殊知識」，如果不掌握這種「特殊知識」當官的可能就「玩不轉」。
十幾年前「非典」的教訓，使人們「痛定思痛」，認識到信息的公開、透明、披露和發布的重要，最終在促進政府信息資源的公開和自由流動的制度建設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希望這種改變能久而久之，成為一種「新文化」「新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