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孩子們還被捲入了成年人的關係之中，甚至包括代際之間的衝突。「我的爸爸媽媽總吵架，」一個7歲男孩告訴醫生，「我爺爺和媽媽也總吵」。
一位媽媽曾向我描述她和丈夫帶著13歲孩子去看醫生的片段。醫生問夫妻倆，「你們覺得孩子在哪些情況下會情緒低落？」
母親說，「可能是我和爸爸一直給太多否定和批評，我們有的時候也沒控制好自己的情緒。孩子學習已經很難了，還要面對這些批評。」
丈夫顯然並不適應這種自我檢討，「那我也很難啊，生意越來越不好做，她怎麼就不能體貼體貼我呢？」
她拽了一下丈夫，「大人管大人的問題，你好意思讓孩子來擔（你的問題）。」
過去的許多報導中，展現過許多家庭衝突里艱難求存的孩子，有人提出一個觀點，「孩子是替家庭生病」。
「但這個觀點還是有些片面」，黎景希望對這一觀點進行適當修正和補充，「如果一直強調，孩子的問題是父母的問題，那麼父母的問題是誰的問題，這樣往上追溯十八代沒有意義。我們可以理解為是整個家庭系統（祖輩、父母輩、子女）出現了不平衡，而我們需要找到新的平衡點，這樣的話每個成員的壓力都會更小一些」。
「不然只會出現甩鍋的情況，爸爸指責媽媽太過寵溺孩子，媽媽說，你平時不管孩子，這樣不利於問題的解決」。
在給出診斷結果的同時，醫生們還會適當幫助調整家庭的溝通方式，當然，這需要家長的配合。
最常見的囑咐是，「不要再打孩子了，打得越狠，藥吃得越多。」
一個父親在門診喋喋不休講述孩子的問題，一再表達自己對孩子前途的擔憂，「明年就中考了，我是不是說過很多次，這個對你來說，對我們來說，都非常重要。」
醫生打斷了他，「你說得太多了。讓孩子自己說。」
一個十幾歲的女孩被媽媽帶來複查，她已經休學了一段時間，整天躺在床上，除了打遊戲，對其他事情沒有任何興趣。上一次，醫生除了開藥之外，告訴母親，「多陪伴，找一些非學習的事情讓她做。」
這次再來門診，媽媽的不滿穿插在問診過程，「一天到晚關著門拿著手機。我看她都沒問題了，天天都挺開心的，吃飯睡覺都沒問題，叫她運動也不去。」
醫生說，「你如果不想讓她玩手機，先把自己的手機收起來，可以做到嗎？嘗試跟她一起玩遊戲，不然你們兩個聊天都不知道聊什麼，先試著走進孩子心裡。」
黎景也會遇到很多因為孩子生病而負疚的家長，「媽媽會更多一些。因為很多家庭中，媽媽照管孩子比較多，所以當孩子出現問題的時候，媽媽又自責又愧疚。」
一位媽媽問醫生，「是不是我做錯了哪些事情」，快要哭出聲。
「不是你的錯，」黎景告訴她。這位母親似乎鬆了一口氣。
「這種情況下，母親是需要支持的，可能在原本的家庭系統里，母親就沒有得到應有的支持。在問診中，哪怕是這麼短短一刻，跟母親稍微共情，她的情緒都會得到釋放。這也能更輕鬆推動相關治療，更好幫助孩子和家庭。」
孩子們為什麼會得抑鬱症？
從確診那一刻，家長們試圖向醫生討要答案，這樣小的孩子為什麼會得抑鬱症？但這個問題太過複雜，直到現在，大多數精神障礙的確切原因都不夠清楚，醫生們只能提供與之相關的因素。
「可以分為內因和外因。」黎景說，「一個孩子出現問題，一定不是某個單一因素作用，而是諸多因素作用。」
「比如說，早期成長中的一些經歷，父母的衝突，代際之間的衝突；或者父親在教育中的缺失；還有一些在不同年齡段動態出現的問題，都可能導致發病。」
「在小學高年級和初中階段，人際關係的衝突比較突出。這個階段孩子們開始三五成群，一些孩子可能會被邊緣化，融入不了其中，人際衝突的壓力陡增。」
一個女孩坐在醫生對面，講述自己「想變得更漂亮一些」，想拍很好看的照片放在社交平台，「這樣就會有人給我點讚」。
醫生告訴我，這是孩子渴望「被看見」。
不只一個孩子為成績苦惱。一個女孩告訴醫生，她這次「考得不好」，只考了第七名。在她看來，考得好意味著「很多人喜歡」——在當下成績為單一評價標準的系統里，對許多孩子來說，成績好是一種社交名片，也是一種身份。成績一旦下滑或失守，他們似乎也失去了身份的錨點，惶惶不安。
這一階段的孩子大多10\~15歲，由於生物、心理和社會因素交互作用，他們正在逐步建立自我的認知，「我是誰」「我是什麼樣的人」，而這一過程並非一條坦途，充斥著懷疑、混亂和衝動，和外部的世界發生尖銳的碰撞。這期間，也是校園暴力和霸凌的高發階段。（見舊文：陷入心理危機的農村青少年群體：隱秘而龐大｜精神？精神！）
而長期生活在壓力下的孩子，他們的大腦功能也出現了變化。
從神經科學的角度，相比成年人，青少年的大腦更容易受到壓力的影響。受長期壓力影響的三個重要腦區分別是海馬、前額葉皮層和杏仁核，它們分別是記憶、執行功能和管理情緒的中樞，在青春期階段，這些區域還未發育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