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人遭遇壓力源時，會激活兩種激素系統。第一種激素系統由交感神經系統的快速活動介導，這種即時反應介導了對壓力的短暫「戰鬥或逃跑」反應。第二種激素系統則是一種較慢、更持久的激素反應。由下丘腦-垂體-腎上腺(HPA)軸介導，在這一反應鏈路中，產生了一個關鍵物質——糖皮質激素。它負責許多適應性生理和行為對壓力源的反應，例如調動能量儲備、增強免疫反應以及提高學習和記憶能力。但是，長期或更長時間地接觸這些激素會導致許多適應不良的結果，包括代謝紊亂以及免疫和認知功能受損。
而對於青少年來說，他們的大腦對於糖皮質激素的反應性比成人大腦更強，時間也更持久。
諸多研究也報告了壓力之下，青少年大腦功能的變化。比如長期處於慢性壓力，青少年的前額葉皮層和海馬的神經元結構發生改變，情緒功能、認知功能和記憶力都有所損傷。年齡越小，經歷高水平的壓力和疲勞，也會越來越容易感到持續焦慮，大腦反覆受到抑鬱情緒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壓力對於成年人大腦的影響是可逆的，動物從壓力源中恢復至少10天，參數會恢復到壓力前水平。但是一些研究發現，即使青少年從慢性壓力中恢復一個月後，一些結構和功能的變化依然存在。這意味著，即便同樣可逆，與成人相比，壓力對青少年大腦的影響也將持續更長的時間。
需要注意的是，青少年之所以會成為抑鬱症易感人群，與其生長發育中的可塑性有關。但也正是因此，「治療的價值和意義其實更大，越早介入有效性越好，」黎景告訴《知識分子》。
過去三四十多年，關於抑鬱診斷的年齡標準不斷降低。抑鬱症最早被當做成年人的問題，一些精神分析學認為兒童並不具備出現抑鬱的心理能力。
上個世紀80年代之前，人們還在討論青少年到底是否會出現重度抑鬱症。90年代，研究者們逐漸意識到，抑鬱症狀可能出現在8-10歲的兒童身上，「一些慢性心理疾病自我們幼年時開始萌發，在兒童時代產生影響，這種影響往往相當顯著，並塑造著我們成年後的模樣，」美國國家精神衛生研究院情緒與焦慮障礙症項目情緒與發展辦公室的主任丹尼爾·派因（Daniel Pine）這樣總結。
2000年以後，更多的討論在於學齡前的孩子是否會得抑鬱症。一些兒童精神病學家發現，抑鬱症最早可在兩到三歲的幼兒身上顯現——這一點，中國媒體報導了一些個案，2013年出現了3歲的抑鬱症患者。
診室之外，如何拯救這些孩子？
不但青春期的大腦應對壓力的工具很少，青春期的孩子應對壓力的手段也越來越貧乏。
很多家長向黎景抱怨，孩子們刷手機毫無節制。在黎景看來，（過度）使用電子產品可能是孩子對抗現在情況的一種手段，因為他們能對抗壓力的工具已經不多。
「我們應該問家長的是，孩子不玩電子產品，他還可以幹嘛？一個8歲的孩子寫完作業，有三個小時自己安排，他想去找爸爸媽媽，他們似乎都有各自的事情，他也沒有其他可以替代的有趣的事情，只能回歸電子產品。」
「當然，在普及化很高的情況下，接觸電子產品是必然的過程，家長們需要掌握的是如何教會孩子有限地使用。」
《三聯生活周刊》曾引用過美國國家兒童醫療中心成員、臨床神經心理學家威廉·斯蒂克斯魯德（William Stixrud）的一個猜測：新時代的生活削弱了孩子原本具備的壓力應對機制。斯蒂克斯魯德還進一步指出，製造這種慢性壓力的並不是多麼重大的危機，而是持續的失控感。
「今天的孩子們對自己的生活全方位地感到無力。研究顯示，就算孩子在一個領域中沒有控制感，只要他們在另一個領域中能實打實地有控制感，他們就能更好地應對挑戰。但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問題——孩子在任何地方都缺少控制感：在學校，他們被管得很嚴；而在家裡，也是如此。隨著社交媒體的崛起，孩子在社交上的控制感也愈發缺失。」
類似的觀察，醫生和心理諮詢師都向《知識分子》提到過，比如孩子們那些密密麻麻，被切割得以分鐘計的日程表；還有稍早前，「為了孩子安全考慮要不要取消課間十分鐘」的討論。
黎景說，很多家長眼中，孩子是他們的延伸，但這忽略了他們和孩子的界限。「有些事情本身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家長的越界會孵化副產品。你越界替孩子把他的事情都做了，他就可能變得無能，一旦出現任何問題和壓力，孩子的第一反應是，回家找家長。家長替孩子完成了所謂的成長，卻也剝奪了孩子的成長權利。」
門診中，黎景嘗試勸家長「放手」。一位母親憤怒又疑惑地問，「你說不要催促他，不要逼迫他，難道我對他的一切行為都放任不管嗎？」
「不是0也不是1，而是找到一個合適的點。這個過程其實並不容易，需要家長和孩子找到彼此能接受的節奏和界限。孩子和家長的互動如果出現問題，就需要新的策略。很多家長的誤區在於，一直保持同一種教養方式，用對待6歲的孩子去對待12歲的孩子。但你要知道，孩子已經長大，父母需要不斷調整自己的策略，調整跟孩子的互動。」
對於這些處於焦慮和抑鬱中的孩子來說，失去學習動力，無法學習是最常見的表現。他們的表現，從一定程度上，便是源於他們無法忍受舊有的評價系統帶來的壓力，無法接受自己可能不達標的評價結果。
但是，在提供多種治療手段之後，醫生們面臨的最直接的問題是，如何讓一個無法學習的孩子逐步回到學校，回到之前的軌道？
需要配合的不只是父母，還有學校。黎景說，他曾去一些學校做過講座，嘗試做醫教結合的推動，希望討論如何通過醫療機構、父母、學校三位一體的架構兜住這些下落的孩子。
但現實中確實存在難度，這更多仰賴學校和教師個人的認知。「一些老師向我表示，他們也在推動類似的事情，比如給這些康復中的孩子提供一些過渡的培養策略。從0到1比較難，但只要有了對第一個孩子的策略，後來者就會跟著受益。」
黎景表示，現實中一些學校已經建立了相關機制，以幫助孩子逐步恢復，比如先保持上學的節奏，不著急交作業，老師會安排兩三個學生下課多陪伴。
但更多時候，對於一個醫生來說，他更多是在診室中和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孩子產生交集。孩子們總會走出這間診室，去面對更龐雜的系統問題——而這些，不只是這間診室能解決的。
（應受訪者所在機構要求，受訪醫生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