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作俑者的那位《光明日報》記者，並未在稿件上署名。據宋彬彬講，文革後她曾找到《光明日報》社長穆欣，查找那位記者，卻並沒有找到。
如果宋彬彬之言屬實，那位"年輕的男記者"，為了切合當時的政治主題，創造性地把領袖的一句話改成了"宋要武"這個具有魔力的名字。時過境遷之後，自然難以出頭承擔這份責任，以免染上"三種人"嫌疑。
這位頗有創造性的記者，打造了宋彬彬走向"宋要武"階梯上的最後一級。他的報導手法，很容易讓人想起建國後新聞史上的諸多"經典名篇"。
4、劉蘭蘭（音）
在1月4日的研討會上，《記憶》主編吳迪說到了一個8·5參與毆打卞仲耘的人名：劉蘭蘭（音，或劉楠楠）。這是近年來唯一有人指名提到具體的"兇手"。
吳迪說，該女生初中在北京市第三女中，高中轉入師大女附中，是軍隊幹部子弟。根據校友們回憶，當天對卞仲耘的毆打中，一群"住在三軍總部大院"的女學生是下手最重的，因為她們的學習不好，這時抓住機會表現。而劉蘭蘭又是其中出手最重者。據吳迪稱，劉以後當了兵，文革後清查"三種人"運動中，她被"雙開"，羈押起來準備審理，卻由於趕上了孔丹給中央領導上書替"老紅衛兵辯護"，一風吹從而過關。
在"誰是真兇"的問題上，先後涉及的還有數位領袖子女。但事後證明她們在8·5當天打死卞仲耘事件中並未捲入。
一個弔詭的現象是，圍繞卞仲耘之死，師大女附中的校友們出版了多種著作，從不同立場進行了調查，譬如王友琴的《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和劉進、葉維麗、馮敬蘭等人的調查。但這些著作和調查結論中，沒有一個人提及當天參與動手毆打卞仲耘的人名。
在葉維麗等人的講述中，對於出手最重者的描述，往往用"一個瘦高個，一個大胖臉，文革前很出名"來描述，據說實際誰是打手已是公開的秘密。但不管是在調查結論和研討會上，校友們仍舊不願意講出真名，理由是"追究真兇有多大意義"。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參與毆打的人眾多，無從追究誰是禍首。馮敬蘭最近發表的8·5事件綜述中，也只是稱其為劉某某。而吳迪提到的劉蘭蘭（音），就成了唯一一個若隱若現的名字。
問題是，如果一直不說出打人者的姓名，宋彬彬就一直難以卸去對"卞仲耘之死"的重負。
5、孔丹
孔丹因為近來和秦曉的"紅二代罵仗"事件知名。他在文革中和宋彬彬同屬於老紅衛兵，同為不主張亂打人的"政策派"，8·18同時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但沒有直接聯繫。
1966年8月31日，孔丹再次登上天安門，或許是模仿宋彬彬，他當時給江青和林彪戴上了"西糾"紅衛兵袖章之後，也想給毛澤東去戴，被周恩來阻止了。
孔丹在文革後的一次"上書"行為，影響了整個老紅衛兵群體的命運，也間接埋下了宋彬彬在當下的爭議。1984年，"老紅衛兵"捲入了文革後開始的"三種人"清查，孔丹藉助紅二代身份給陳雲上書，信中提出"老紅衛兵"在文革中是堅決保護以劉鄧為首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反對中央文革篡黨奪權的，雖然在抄家破四舊中有過，但功大於過，和以打倒各級老幹部為目標的造反派根本不同。這一理由顯然說中了要害，獲得了陳雲等批示，老紅衛兵就此解脫，還別列入接班人梯隊。
但解脫老紅衛兵的理由中，顯然脫略了"紅八月"在他們主導下的暴力傷害。前文已經說到，8·5事件中參與毆打卞仲耘的劉蘭蘭（音）本來可能遭遇審判，卻由此過關。由於這一問題始終未能得到清理，多數老紅衛兵獲得前程的同時，類似"卞仲耘之死"的心理傷害卻在發酵，歷史和心靈欠帳一直累積下來，由"宋要武"這樣的符號化人物來承擔。宋彬彬因而只好避居國外，2003年回國後也諱莫如深，一直走不出"宋要武"的陰影。
一直到眼下，終於由她和陳小魯這樣的"老紅衛兵"出面來道歉清償。雖雲亡羊補牢，也難免積重難返。
對於宋彬彬的遭際來說，孔丹之上書，功耶罪耶，就如他和秦曉的"飯局罵仗"，是非只能捫心自問。
參考資料：
《對'八五事件'的記憶與反思》，師大女附中劉進等校友編，2014年1月
《文革受難者》，王友琴，開放雜誌出版社，2004
《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王友琴，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5年八月號
《難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米鶴都編，中港傳媒出版社，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