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把中共「槍指揮黨」的高層權力邏輯運作刻畫得入木三分，顯示作者深刻理解中共制度的上述本質。另一方面，1980年代的改革進程，似乎也讓戴晴和一大批自由知識分子們相信「理性漸進」的改革空間總是存在的，至少在1989年還是存在的，哪怕危機已經爆發，殺機已經浮現。本書寫道：「進入1989年，中國知識界為爭取國民基本權利與民主，仿佛拍擊堤岸的海浪，一波接一波「。作者親身參與其中的實踐，包括就三峽工程公開提出反對意見，顯示「其實民間政改的路徑，並非只有從意識形態批判到街頭抗議一種」。她強調，在專業領域裡，有具體而可操作的方案，而不是停留在「激烈空疏大口號」上，「從工具向公民的轉換」是可以「一毫米一毫米」地推進的。
「毫米推進」或「蠶食戰略」無疑是重要的，對於一個深陷整體主義思維方式、至少150多年來總是處在無能而焦躁的集體心態之中、動輒期盼一蹴而就一舉而得的這個民族來說尤其重要。但是，「毫米推進」早晚必定碰到一個瓶頸。在1989年天安門，如同作者在書中所說，當知識界在悼念胡耀邦時「挖到了中共建政之後一系列失敗的乃至罪孽的根源，跺到了「個人專權」與「非程序化權力更迭」這要命的痛腳「之際呢？
對革命的反省必須與對「改革」的執著扣聯在一起嗎？對共產革命的批判可以等同於對於革命的總體否定嗎？人民的革命權利怎樣才能從共產黨的「革命」話語中剝離出來，並在實踐中不是承襲共產黨「革命」所積澱的體制與文化「淤泥」，而是展現與個人權利、公民自由、民主參與、憲政建設相一致的風貌與效果？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對此有困惑也有思考，這次受本書啟發而願意再次將這些問題提將出來。
贊「有限的史料和無盡的叩問」
以上我試圖突出並討論本書的兩大貢獻：第一，對1989天安門的中心人物之一鄧小平、也對當年事件，本書提出了不是簡單化而是考慮多面性、更強調多種力量在動態中相互作用的觀察和分析方法；第二，本書指出了在中共長期統治、洗腦、馴化的背景下所形成的一種弔詭現象，即專制政權與反專制的民眾之間有某種共同的文化積澱乃至心理同構，而這可以構成中國從共產黨制度轉型到民主制度的一個巨大障礙。這兩點顯示了作者具有穿透力的洞見，是本書「新的思索」的寶貴价值所在。
本書還有第三大貢獻，也是更為基礎和根本的貢獻，那就是：提供了此前鮮為人知的歷史資料，包括披露了作者因特定身份而有可能了解到的中共高層某些內情。就後者而言，比如「開篇」的中心情節，即1989年4月15日中共國台辦主任汪鋒透露鄧小平考慮從憲法中去除「四個堅持」，又比如李先念5月4日見過趙紫陽後在醫院病房光腳轉圈兒。讀者不必盡皆同意作者對於這類信息的解讀和基於這類信息而對當年事態發展所作出的判斷，但是，這些信息本身的歷史價值是難得的。
儘管作者發掘了獨到的史料，但是，她強調自己所呈現的是「有限的史料和無盡的叩問」。我認為，作者這種治史態度特別值得讚賞。面對重大的歷史公共事件，誰也不應該認為自己掌握了所有真相和真理，也不能因為僅可了解與探索到部分真相與真理而不去記述事實與發表看法。「六四」鎮壓以來的三十五年，最大的悲劇之一就是整個民族在國家暴力、政治高壓、物慾橫流與信息扭曲中幾近喪失了討論、探索、爭辯、對話的能力。生發、培養和提高這樣的能力，對於走出1989年天安門悲劇及其長長的黑暗影子，對於完成1989年天安門訴求的未竟之志，對於平復歷史巨創而走上希望之路，是非常重要、極為根本的，也是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實踐和治學治史讀書讀史中能夠身體力行的。
是為序。
2024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