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為了搜集中國大陸票證史上的一個小題目——結婚證演變的材料，蒙朋友惠允，借閱了他在六十年代末期領袖崇拜狂潮中的結婚證書。和後來「四人幫」倒台之後的結婚證書相比，除了左右兩端招展的紅旗完全相同之外，在抬頭上還多了一條當年人人耳熟能詳的領袖語錄：「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的。」更令人聯想翩翩的是，在結婚證書的右下角還有用鋼筆寫的一行小字：「結婚用水果糖貳斤購齊」，旁邊並且加蓋了副食店的印章。
後來朋友告訴我，其實他們並沒有買水果糖，當時他由於美蔣特務問題的隔離反省剛剛被解除，還沒有朋友敢來吃喜糖。他的馬上就要過門的媳婦說，要不介就還是買白糖吧，白糖經吃。
他們到了副食店，起先售貨員不干，說是政府規定買什麼就得買什麼，哪能由著你們自己做主呢。後來還是旁邊買東西的人聽說了，自願和我的朋友夫婦作個交換，他用這份結婚證書買下二斤水果糖，讓我的朋友用他的購貨本買了二斤白糖。那個人解釋說，他們家因為要來客人，款待的食品除了幾塊桃酥和餅乾之外，如果再放上水果糖便顯得更有面子。
提起這樁往事，我的朋友感慨萬千地說：「那時候的白糖可真是好東西哇！」
白糖的確是好東西。記得那年我在雲南農場勞動，參加兵團會戰，挖坑種橡膠樹的時候，因為勞動強度十分大，多日不見葷腥和蔬菜，整天就是一碗苞谷飯，結果剛剛上個小山坡，我就倒在地上動彈不得。農場的李醫生過來一看，二話沒說，掏出急救箱裡的一個小紙包，把裡面的白粉末倒在一碗水裡，讓我吞下去，五分鐘不到就緩過來了。眾人都夸李醫生醫術高明，李醫生微微一笑，謙遜地說：「這沒有什麼，紙包里就是白糖。」
後來不到一年，我又得了急性肝炎，血液化驗指標的結果奇高。我心情忐忑地去看李醫生，李醫生不緊不慢對我說：「你的肝臟哪裡有什麼炎症，其實就是缺乏營養。給你開四斤白糖吧，先吃著，下個月再來開。不過你得自己記著，咱們是先來先得，我並不特別照顧你，發完為止。你要來晚了，可別怪我。」
我知道這是天大的人情，於是千恩萬謝了，連吃三個多月的白糖，我的肝炎還真叫李醫生給治住了。可惜後來患上這種急性肝炎的知識青年太多，白糖不夠分配，定量也減成每位患者每月一斤。我既然已經吃了三個多月，也不好意思獨自享受，只好忍痛同意李醫生把我的名字從白糖特供名單上劃掉。不過，李醫生倒是以治療急性肝炎在農場周圍有了很大的名氣。
從此白糖在我的心目中有了相當崇高的地位，到了要緊的時候，白糖真的是可以救人一命。
白糖早先是憑購貨證才能買到的食品，但在北京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我已經記不大清了，只記得很久以前，大約是在五十年代，為了幫助反美前線的古巴人民，我們曾義不容辭地吃過一種棕色的古巴蔗糖，似乎並不憑證。不過那是屬於政治任務，自然又應該另當別論。後來到雲南插隊，聽外地的知識青年們說，他們從記事的時候起，白糖從來都是憑票供應。基於白糖憑證和憑票的區別可以證明：北京當年的食品供應還是多少好於外地。
關於食品定量供應的票證研究是一個很有學問的大專題，這裡不便細談，只需交待一句：票證二者不同，憑票的物資最緊俏，憑證的次之。這從道理上也講得通，凡是憑票的貨物，經手的人員難於作手腳，收回的票券可以和商品庫存一一對證；但憑證的貨物全憑經手的人員在持有人的購貨證上登記，事後並無法與商品對照驗證。
因為憑票的商品更加緊俏，所以當年很有一些耐不住性子或是胃口奇佳的人便自製票券。例如我就親身結識過一位當年因為畫糧票而被捕入獄的人物。記得那是八十年代初期，我到文物出版社去辦事，聽編輯部的人講起剛剛收到一份很好的書稿，是獨闢蹊徑研究金文甲骨的專題著作。可是令出版社猶豫不決的是作者在困難時期曾自畫糧票被人識破，有過前科。我隨手翻閱了一下他的書稿，發現裡面有大量金文甲骨原跡的臨摹，功力幾可亂真，十分了得，難怪在困境之中竟也能生出那般奇想。後來我得見其人，多少有些名士派頭，聽說還是旗人貴胄之後，不禁令人唏噓不止。
憑證的食品就沒有這般緊俏，例如在北京，每個月每戶可以憑購貨本買兩斤白糖。購貨本每年一本，本上每月一頁，每月分作若干欄目，白糖是其中一項。每買一次，售貨員就在該欄目中登記買過的分量。
我去插隊之後，如同死了的人一樣，北京戶口讓派出所註銷掉了。我在七二年回到北京，因為沒有戶口，所以也就沒有購貨本。原來在北京有購貨本的時候並不覺得有什麼稀奇，但這時看到別人有購貨本，自己沒有，便好生羨慕，尤其是每月的二斤白糖特別讓我心生嫉妒。後來我的戶口總算落在北京，於是也象旁人那樣有了一個購貨本，這才覺得來之不易。
因為當年在雲南農場治療肝炎的時候讓李醫生給慣壞了，我特別喜歡吃白糖，每個月二斤白糖根本不夠吃。窮則思變，我想出來的好主意是修改購貨本。去買白糖的時候並不一次將二斤白糖都買齊，而是先買一斤，售貨員就在白糖一欄寫下「1斤」。回家之後我在「1」的兩側各加一點，再另加兩橫，於是變成了「半」字。下一次我再買一斤，又如法炮製。就這樣一斤改半斤，我算下來，每月可以買到三斤半白糖，但仍然比雲南的李醫生給我開的少半斤。用這樣的方法，我一直吃到這次出國，到了美國才算能夠放開肚皮敞開吃白糖了。
根據我修改購貨本上白糖購買記錄的舉動推斷，覺悟極大提高看來尚需不少時日，但物質極大豐富卻很快就到來了，聽說如今國內白糖也是隨便就可以買到。不過生活一講究，白糖卻成了導致肥胖和高血壓的罪魁禍首，糖尿病患者見了白糖更是聞風喪膽，所以現在我也不敢吃太多的白糖。
按照人們常說的唯物辯證法的規律，好事可以變壞事，壞事也可以變好事，如此看來，當年購貨本上定量供應的食品用現在的眼光來審視就不一定都是好東西，比如白糖。但是也有當年購貨本上我認為不好吃的東西現在卻變成好東西的例子，例如桂皮。
桂皮，當年也曾經憑證供應，它的主要用途是燒肉作為調料。不過當年食物短缺，既然沒有肉，桂皮就成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多餘物品。奇怪的是，桂皮一直仍然屬於憑證供應的食品。
記得在三年困難時期，我們這些當年的小孩子正在發育階段，胃口奇佳。但是天不作美，食物匱乏，嘴裡都淡出鳥來，所以天天都在挖空心思，尋找可供一嚼的東西。起先是發現離學校不遠的中藥鋪「同春堂」里有一方丸藥喚作「山楂丸」，三分錢一顆，味道酸中帶甜，十分可口，於是同學們都買來吃，一時間，同春堂被我們一幫小學生搞得門庭若市，生意極為紅火。可惜的是「山楂丸」乃是開胃助消化之藥，儘管剛吃的時候頗有滋味，但過後胃口旺盛得不可收拾，飢餓更加難捱，幾天之後大家只得作罷，忍痛割愛。
但群眾的智慧是無窮的，沒有幾天就有同窗好友發現桂皮也是一味可以提高口腔滋味的零食。大家一試，果然不壞，而且桂皮不象白糖或者是「山楂丸」，它既不會溶化，也不必吞下肚去，十分經吃。一塊指甲蓋大小的桂皮可以在嘴裡含上一天還不減味。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口含桂皮的經驗不脛而走，沒過幾天，班上的同學均口含桂皮，見面打招呼都是抿嘴而笑，免得不小心桂皮或者口水衝口而出。
教室里的空氣也隨之改觀，記得那天教語文課的梁老師走進教室，一定是聞到桂皮異香撲鼻的味道，馬上聯想到紅燒肉。整個一堂課，我看到梁老師都在不停地用手帕擦著嘴角。那天的課文講的是安徒生的《賣火柴的小女孩》，在那個寒冷的大年夜，看著富人家裡桌上的美餐，可憐的小女孩卻倒在了雪地里。班上有幾個女同學發現梁老師一直滿臉狐疑地盯著大家，嘴裡就不敢緊舔桂皮。可是桂皮總放在口腔里的同一部位，由於過份刺激，她們都不免眼淚汪汪的。後來聽見梁老師在對別的老師說，我們這個班的女同學就是感情細膩，而且富有同情心。當然，梁老師的弦外之音也有對自己授課能力自鳴得意的成分。
一些天之後，我到梁老師的辦公室去交作業，無意中發現梁老師的桌子上也放著一小塊在同學中廣為流傳的桂皮，再看看其他老師的桌子上，大都有一個塑料小口袋，裡面放著一小塊桂皮，這時我對「教學相長」的意義更有體會了。
只是好景不長，我是班上頭一個對桂皮產生反應的人。因為整天嘴含桂皮，口腔黏膜受刺激太大，已經產生潰瘍。後來在一次體育課過後，胃酸上涌，嘔吐不止。愛生如子的老校長還批評教體育課的張老師，說孩子們胃裡沒食，體育課不要做劇烈活動，要勞逸結合，體育課講講故事就行了。
從此之後我對桂皮產生了過敏反應，一聞到桂皮的味道就會反胃，馬上會聯想到那些年飢餓的感覺，而且對購貨本上一直限量供應桂皮的作法大惑不解。許多年之後到了美國，發現洋人居然也用桂皮當作調味品，攙到麵包和點心裏面。有時走在街上，聞到麵包房裡飄出來桂皮的味道，即便腹中酒飽飯足，但立刻就會感到飢腸如鼓，胃酸如注。
不過日前偶然在網上讀到的一則消息使我多少改變了對桂皮的偏見。消息說，美國的科學家發現桂皮有刺激胰島素的功能，對治療糖尿病很有幫助云云。我的小學同學謝先生目前就患有這種頑症，住在美國醫學重鎮的波士頓，而且一直在求藥，怎麼他的大夫就沒有聽說這麼重大的發現呢？
我馬上打電話告訴他：「你聽說沒有，這裡的科學家發現桂皮能治糖尿病，你趕緊找點桂皮來吃。你知道桂皮嗎？就是咱們小時候沒東西吃的時候老在嘴裡含著的那種樹皮，這裡管桂皮叫CINNAMON。」我是怕他不明白。
「知道，知道，知道。」謝先生在電話的那一頭連忙答應。
「吃，趕快吃，趕快吃。」我急切地催他。
他在那頭只管訕笑，並不置可否。
我著急了：「怎麼啦？不想吃？先吃一點兒試試。沒準管用。」
「嘿，嘿。謝謝，謝謝。」他還是不明確表示態度。
我覺得他的反應有點兒反常，仔細一想，噢，突然想起來了，莫非當年他跟我一樣，也是成天嘴裡叼塊桂皮，吃傷了吧？
關於白糖和桂皮的這些陳年舊事，如今尚存的零星記憶倒也還有一抹讓人回甜的興味，就象當年來學校給我們作革命傳統教育報告的老軍人一樣，說到激動之處，順手摸到身上槍傷的疤痕便總有一絲奇癢難搔的感覺。
二千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波士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