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靖東於2021年記者節在百度刊登文章自述，「回望自己的職業生涯：前半部分，我在書寫、記錄別人的喜怒哀樂，記錄著歷史；後半部分，我走上台前，展現自己的喜怒哀樂，成為事件的一部分。用現在的流行語，叫『價值輸出』，記者生涯要求我客觀公正，不摻情感，而網紅生涯需要我引導輿論，輸出情緒和價值。 」
林靖東的這番話，明確地將自己的職業生涯做了兩階段的定義：前半生是記者，後半生是網紅。她以駐台記者身份，在台灣累積了親中勢力人脈，即便結束駐台生涯，這些人脈織成一張綿密的網，支撐他作為自媒體網紅的內容資本。
即使2023年底《指傳媒》案爆發後，林靖東的名字頻繁出現在台灣媒體的報導中，也沒有讓她停止對台工作。賴清德就職後，林靖東在騰訊網發表專文，批評賴清德的講話傷害兩岸，稱「美國人利用賴清德是想占便宜」；她並持續在微博、抖音發布影片，話題包括「民進黨惡意阻擋兩岸交流，污名化統戰」、「賴清德巧立名目舔美，順便A台灣的民脂民膏」等。
林靖東也保持與林獻元的互動，2024年6月，林獻元在林靖東臉書留言稱「來台灣，會被抓哦！」，林靖東回應「你懂」。
《指傳媒》案發生後
至於《指傳媒》案主要被告林獻元，他在交保後高調宣布復出，並且向媒體喊冤，表示自己從沒對不起台灣，是受到政治打壓。
「林獻元」這個名字，在不同時期曾經和不同的媒體有所關聯。有時他是創立、經營者，例如2024年3月解散的「指動新媒體傳播有限公司」。但同時又設立「元豐企業社」，7月再更名為「元豐文化傳播媒體社」。
以「開啟兩岸交流新紀元」為口號的「元豐傳媒」網站仍在運作，林獻元也常發布台中新聞。此外，過去他曾擔任「《指傳媒》大陸中心主任」，也曾為《台灣導報》和《台灣華報》報導台中新聞。
AFCL 發現，像林獻元這樣接連創立、經營多家公司或不同媒體品牌、交錯兼任其它媒體機構工作的情形並非個案，而是地方小型網媒集群發展的常態。
以《指傳媒》案為例，從法院文件可以發現本案證人包括網路新聞《藍雀新傳媒》平台的許姓經營者、《指傳媒》游姓經營者、《台灣民眾電子報》陳姓記者、前《元豐傳媒》蘇姓記者等。
進一步查詢後發現，上述證人與林獻元有著很高的相似性──他們的名字常出現在特定幾個網媒上，例如在《元豐傳媒》也可看到陳姓記者報導；蘇姓記者曾為《台灣導報》和《指傳媒》發稿。
而且，前述新聞工作者都曾經赴中國參加媒體採訪活動，其中許、游和林獻元曾以台灣媒體人身份接受中國媒體訪問。
小型網媒為什麼集結成群？
深挖《指傳媒》案，一個「小型網媒集結成群，人員相互幫襯」的產業結構逐漸浮現。但這些網媒如何生存？他們的影響力又在哪裡？
林獻元在2023年底接受AFCL記者採訪時，曾經解釋這些地方媒體的經營策略是以「人情」為中心的「螞蟻雄兵」。 「大家都是人情而已啦，人情拜託他幫忙發一下，很多都是義務性的。」他說。
一位熟悉台灣媒體生態的人士接受AFCL採訪時，首先表達他不同意將《指傳媒》稱之為地方媒體，但也坦言不知該如何定位「這類網站」。
接著他分析創立「這類網站」的三種可能用途：第一賺錢，可利用平台找議員、市政府要求「宣傳廣告費」、「賣個版面兩萬到三萬」，如果市政府不配合，這類網站的記者就可能「會鬧、亂寫，或搞假投票」，例如小內閣滿意度調查，或配合議員攻擊市政府，又或是把發文連結傳到地方群組，進而對市政府形成壓力。
第二種可能是某勢力的網軍，只要養工程師架網站、內容到處抓公開新聞稿即可，而這類網站常在選舉前後突然成立並「齊發」特定內容，有時可以引起主串流媒體注意、報導「地方媒體盛傳」某個消息，然而網站會在選舉後消失，下次選舉前又改名出現。第三種則是政治團體的外圍網站，為了以特定內容攻擊某位政治人物。
一位台中市議員助理告訴AFCL，類似像《指傳媒》《台灣導報》等地方網媒，雖然表面上不如主串流媒體來得有影響力，但卻能透過在地方臉書、LINE等台灣人常用通訊軟體流傳消息，這些影響力都無法估計。
小型網媒能夠影響輿論走向嗎？
「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DSET）研究員林雨蒼長期關注資訊操弄，在2019年率先分析「紅色網媒案」的網路。他近期接受AFCL訪問時，談到「紅媒案」仍印象深刻，他認為《指傳媒》主事者在台灣創立多個網站，目的就是為了複製中國的宣傳文章，滿足對方的KPI（關鍵績效指標）需求。
四年後，看到《指傳媒》仍在運作，又因刊登總統大選假民調再度躍上媒體版面，林雨蒼一點也不感到驚訝。他說，這些網媒只要有「統戰錢」可賺，就可以生存下去，雖然網站的傳播力不大，但可以形成「背景的雜音」，人們看久了，還是會有效果。
林雨蒼比喻，這就像是「排廢水」，不肖業者為了賺點小錢，把廢水到處排，某些網媒也是，為了賺中國的錢，「把髒東西排到台灣的言論市場，污染你的入口網站」。
曾任記者，並曾任職入口網站的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李怡志認為，雖然可能很少人聽過、看過《指傳媒》這類「迷你媒體」，但它們被看到的機會還是很多，仍具傳播效益，因為現在常見公關操作路徑是先刊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媒體，經由這些媒體登上「Yahoo奇摩新聞」、「LINE TODAY」後，再把看起來「經過認證」的連結，轉發到PTT、DCard（台灣匿名交流平台）。
「稿子一旦上了Yahoo或是LINE TODAY，你就會信任。」李怡志說。
李怡志分析，有些人創立「迷你媒體」或許有政治動機，但更多是出自公關動機，運用網媒露出，與新聞內容聚合平台簽約，就能向付費客戶賣保證曝光的方案。這些網媒通常得維持日常發布正常稿件，以便與大型聚合平台簽約，「但簽約後，假設我每天放一百則（報導）進來，在裡面塞個兩則（有問題的報導）你也不會知道，因為稿件的量很大」。
「這有解方嗎？」記者問。
李怡志苦笑，每次被問到這題，他的答案都一樣：「請看主流可信的媒體，只有這個解方，沒有別的了」。如果聚合平台未經查證、率而轉載，是否負連帶責任，李怡志認為還需要更多討論，他建議平台應思考建立一個「定期抽樣」的機制，每一段時間抽看稿件是否有問題。
「以小博大」的策略
「我覺得他在對台灣進行以小博大的戰略。」陸委會主委邱垂正接受AFCL訪問時，直言中國政府正透過一部分小型網路媒體影響地方，特別鎖定中南部、中下階層，以及年輕世代。這個策略對台灣的潛在危害就是「平時養著，必要時揭竿而起」，影響選舉，或是讓台灣變弱，變得沒有抵抗能力。
「所以我還是覺得，對於中共的假訊息攻擊，揭露很重要。揭露他對台灣的不良意圖，怎麼樣滲透，怎麼樣製造台灣的混亂，讓國人知道他有這個企圖，我們就可以反攻。」邱垂正說，社會韌性最重要的一塊，就是識讀教育，包括識讀中國、識讀兩岸關係，不只針對一般人，對專業人士也很重要。
一名資深兩岸記者表示，他常在中國參訪行程遇到某幾家台灣地方網媒的經營者和記者，就他觀察，網媒在兩岸的賺錢方式其實差不多，大致是向政府單位賣版面賺宣傳費，或推觀光的業務合作案。他曾看過台灣網媒業者向中國官員提供網頁、PDF檔交差，「其實對岸也知道（台灣地方網媒）沒有什麼影響力，但辦活動就要結案、要報告，形式上有台媒參加、有露出……不管成效如何。」
這位資深記者以自身經驗分析，台灣主串流媒體比較「邀不動」的原因，除了考慮活動新聞性不足，其實有些人也怕《反滲透法》而「不敢動」「不敢接業務」 ；另一方面也是對岸的「落地招」待遇愈來愈差，例如取消了車馬費文化，以及過往城市之間移動可以搭機，後來只能搭高鐵二等座。也因此，中國地方政府為活動結案所需，常邀台灣地方網媒「沖人氣」，最近更愛網紅與自媒體。
曾任台灣行政委員的律師羅秉成也提出識假、破假的重要性，透過揭露假訊息加強免疫力。從這個角度而言，雖然在《指傳媒》案，檢方和院方對滲透來源的定義範圍看法不同，但它成為「法院認證的假民調」就很有意義，人們以後看民調會自我提醒，背後可能有政治操作、境外勢力，讓它「入不了腦」。
《指傳媒》、《元豐傳媒》雖然是小型地方網媒，但由他們引發的總統大選假民調案，是個指標性的案件，讓外界看見中國如何利用台灣媒體生態的弱點攻擊分化台灣。但這個「媒體生態的弱點」從何而來？ 系列的下一篇，AFCL將從台灣南部老牌媒體《民眾日報》的故事說起。
(感謝外部專家黃維玲、獨立記者與研究員陳慧敏對本系列調查訪談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