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光明日報》的文藝部（6月18日）、學校教育部（6月20日）、國際部（6月22日）、要聞部、美術組、共青團支部也都相繼組織群眾「揭露」、「批判」儲安平在《光明日報》的「反動言行」。
7月13日，儲安平在第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了《向人民投降》的檢討。7月15日，《光明日報》作了長篇檢討《本報在章伯鈞、儲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間所犯錯誤的檢查》後，報社和各界媒體重點對儲安平和章伯鈞的揭發、批判開始轉向批判其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至1957年11月12日，作為《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和《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被同時免職。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開的九三學社第四屆中委會第三次全會上，儲安平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職務被撤銷。1月31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召開，決定罷免儲安平人大代表的資格。此後，儲安平被一頂特大號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頭上。自此，儲安平辦刊、辦報、採訪的生涯徹底終結，他重振自由主義的夢想徹底破滅了。
幾年之後，文革爆發。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著名「大右派」儲安平也成為被「掃蕩」對象。8月31日，遭受多次批鬥後的儲安平投河自殺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學社，看管起來。1966年9月上旬失蹤，至今下落未明。
二、批判其他「右派」的言行
1957年夏秋，儲安平、章伯鈞被打成右派後，《光明日報》內部也全力以赴轉入「反右」。這時，光明日報社「反右」運動由黨總支書記張友、編輯部黨支部書記吳克之領導。張友是位很有同情心的老領導，當劃定右派占報社人數的5%時，他就想收兵。為了「安全」起見，張友請示文化部整風領導小組：《光明日報》劃的比例是不是多了？一位陳姓領導回答：「《光明日報》是重點，劃右派沒有比例，有多少劃多少。」這個電話詢問後來作為張友「反右」中的嚴重錯誤記入檔案。也因這電話，光明日報社「右派」直至劃到近20%的比例才罷休。當時不到80人的《光明日報》編輯部，1957年就劃定了「右派分子」15人。在1958年「向黨交心」運動中，於友、丘林又因言行「不慎」，被補為「右派」。這樣，光明日報社除儲安平和章伯鈞外，共有「右派」17人：學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筆名「文冰」），黨派部第二主任王少桐，要聞部副主任張蔭槐，國際部主任於友，編輯、記者鄭笑楓、徐穎（女）、許子美、殷毅、錢統綱、蕭恩元、謝捷（女）、歐至培、韓洪文、李笑、丘林、范愉曾、韓逸雲。其中有5人被開除公職，交專政機關處理。
在儲安平「篡改」《光明日報》的「政治方向」中，派記者到九大城市「點火」是其重要「罪行」。據7月15日《光明日報》的「檢查」說：「儲安平抓業務的第一步，就是抓出記者到九大城市召開座談會，處處點火，打亂整風步驟」。去九大城市「點火」的記者：東北（王少桐、殷毅）、中南（潘文彬、丘林、錢統綱）兩路「全軍覆沒」，西北組揪出了鄭笑楓、韓洪文、歐至培，只有華東組倖免於難。為行文方便，下面將大致按「點火」區域分別談談這些「右派分子」到底「右」在哪裡，「錯」在何處？
（一）東北組右派——王少桐和殷毅
1957年4月末5月初，王少桐和殷毅被安排到東北去採訪「民主黨派的鳴放座談」。臨行前，原總編輯兼黨組書記常芝青緊急傳達中央領導的重要指示（儲安平到職後，常芝青並未調走，只是不參與業務領導，黨的工作照管不誤）：「中央對『放』的方針是下了決心的，現在就是要排除一切阻力，貫徹這個方針。」「看來，中央貫徹鳴放的決心很大。」據殷毅後來的分析，「我並沒有發現儲安平交代的報導任務與常芝青傳達的講話精神之間有什麼差異」。他說，「聽了這個重要傳達，增強了我的責任感，覺得應該加倍努力地完成這次報導任務。而後來的事實表明，正是這種強烈的責任感，將我一步步引入了雷區」。
王少桐在抗戰初期是國民黨中央社西安分社社長，做過衛立煌的少將參議，抗日戰爭勝利後，一度任南京《新民報》總編輯，愛國民主人士（民盟盟員）。1950年從新聞總署調到《光明日報》，一直任編輯，1957年春被任命為報社黨派部副主任。據同事鄭笑楓回憶，王少桐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是「因不受重用，有些怨氣，在黨組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發過幾句牢騷」。但給他的「罪名」是「積極支持儲安平到處點火又挑釁」。
8月4日，《光明日報》刊文批判王少桐說：「直到5月23日，當他們已經完成『放火』任務回到北京以後多日，王少桐還利用瀋陽師範學院右派分子徐公振的一封來信作引子，向瀋陽射出一顆『遠程飛彈』。把20天之前瀋陽民主黨派人士所談對於鳴放的認識加以歪曲報導，大字標題，造謠誣衊『瀋陽知識分子還不敢大膽發言』」。
《光明日報》編輯部「檢查」中認為：「最惡劣的如瀋陽，主持這個工作的本報黨派部第二主任王少桐，甚至採取了向中共省委書記『將軍』的辦法，用對立的態度提出難題，例如什麼『這裡鳴放不起來有歷史根源，你的看法怎樣？』」
據報社國內新聞部記者張歌今「揭露」：王少桐和儲安平「一拍即合」，「恰逢共產黨整風，他便乘機向党進攻」。
「王少桐為儲安平『黨天下』的謬論四處喝彩，說儲安平的話是『一針見血』，『這一炮打得真響』！他還形容說：儲安平的臨場發言，『有政治家的風度，不愧為老報人』。『真是餘音繞樑，三日不絕』。」
被打為「右派」後，王少桐被流放到了貴州，被安排在貴陽群眾藝術館當《群眾文藝》的編輯。「文革」中，又受到殘酷打擊，1968年自沉烏江。據說，死得十分慘烈，他投江前慮及被人救起，身上綁了一塊大石頭，才縱身一躍，岸邊留有一紙遺書：「供魚鱉飽餐一頓，亦人生樂事也。」
殷毅，1950年從北京新聞學校畢業後，分配到光明日報社工作，先是做總編室秘書，後在群眾來信部，很少外出採訪，也很少寫通訊。鳴放中報社派他和王少桐去瀋陽採訪「民主黨派的鳴放座談」。
殷毅被打為「右派」，主要是因為「第一朵迎春花」。1957年5月中旬，殷毅參加了東北工學院機械系的鳴放座談會，會上許多教師就工學院1955年肅反中出現的一些傷害教師、致使教師自殺的問題展開鳴放。一位教師激動地說：「東北工學院教工共2000人，肅反中受審查批鬥的達數百人，最後落實有問題的僅數十人。錯打了那麼多人，請問焦書記（瀋陽市委書記），東工的肅反，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席間不少人齊聲附和：「請焦書記回答！」焦若愚回答：「東工的肅反是有錯誤的，市委已指示東工黨委糾正錯誤，做好善後工作。」他巧妙地迴避了所謂「主次」的問題。後來給殷毅說，「會上有人認為東工肅反錯誤是主要的，成績是次要的。我不能表這個態，因為中央對肅反已經做了結論——成績是主要的。」事後，殷毅根據在此地採訪的情況寫了《本報瀋陽專電》（5月12日刊出）、《瀋陽春訓》，《瀋陽春訓》經總編室主任高天親自改為《第一朵迎春花——記東北工學院機械系教師鳴放前後》後，5月24日作為頭條刊於《光明日報》第3版。
7月，瀋陽高等院校開展「反右」運動，東北工學院機械系鳴放主席團成員被指控為「右派小集團」，首先被揪了出來。中共瀋陽市委機關報《瀋陽日報》配發了該報記者李剛的通訊《迎春花掩蓋下的第一槍》，揭發東工這個「右派小集團」如何猖狂向党進攻，並指名道姓地說，「殷毅是儲安平的使者」，說「也許殷毅（或儲安平）認為吳從枋對這一槍的估價太低，索性改為『第一朵迎春花』發表在章羅聯盟把持下的全國性報紙《光明日報》上」。
這樣，殷毅為響應號召，幫助黨「整風」，結果被打成了「右派」。此後，殷毅被下放到當時的勞教農場之一——北大荒850農場。
（二）中南組右派——潘文彬、錢統綱、丘林
1957年4月27日，潘文彬被派到武漢舉行民主黨派知識分子鳴放座談會。後來，錢統綱、丘林也被派來支持潘文彬工作。但是，「黨天下」言論出來後，潘文彬、錢統綱被打成「右派」，而在第二年的「向黨交心」運動中，丘林被劃為「漏網右派」。
潘文彬，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1949年曾協助李銳在長沙創辦《新湖南報》，後來進《光明日報》工作，任教育部主任。1957年4月，他在去武漢「縱火」之前，采寫了《春天的感應——訪北大副校長湯用彤》《關於「六經注」我的談話》《政治待遇與書齋生活》三篇採訪知識分子的報導。他還趕在4月27日清晨4時寫完「五四社論」，「七時就動身到武漢去替儲安平放火」。
潘文彬到武漢後，本來只要組織民主黨派知識分子開一個「鳴放」座談會的他連續開了三個。他還撰寫了《武漢書簡》《四顧無知己比鄰若天涯》兩篇通訊，大膽地將知識分子的「怨氣」「春風不度武勝關」、「春風已度武勝關」、「春風繞過武勝關，又吹到別地去了」寫了出來，「到底度了還是沒有度，是不是繞到別處了？有一位教授說，那只有春風自己知道」。這些報導在當時產生了廣大的反響。7月，光明日報社「反右」進入高潮，在「鳴放」期間通訊寫得漂亮，備受報社內外讚揚的潘文彬，成為報社的重點批判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