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在7月19日的「檢查」中說他寫的「五四社論」是「本報利用社論形式，向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進行煽動的一篇具有綱領性的文章」；說他在武漢寫的兩篇報導是「強調所謂『春風不度武勝關』、和黨與知識分子關係不正常」，還說他操刀的《復旦大學取消黨委負責制》是因為「他在思想上早就認為高等學校中的黨委負責制『毛病』很多，遲早要取消」。說潘文彬受儲安平指使撰寫的《北大開闢「民主牆」》（5月26日）的報導「儘管他『煞費苦心』，一點也不能避免這個報導的強烈的煽動作用和惡劣後果」。
在《光明日報》創始人之一謝公望的文章中，潘文彬更加「恐怖」：他寫的「五四社論」是「射出了一顆向党進攻的信號彈」；說他寫的《春天的感應》《關於「六經注」我的談話》《政治待遇與書齋生活》是「散布火種，欲為」五四社論「安下伏筆，陰謀掀起一次所謂『文化革命』」，「潘文彬要『革』誰的『命』呢？要掀起一場什麼樣的『革命』呢？他是假借反對教條主義之名，來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說「他一到武漢就拍來一條《武漢知識界的鳴放密雲不雨》的電訊，鼓動群眾向党進攻，以便打亂當地整風步驟」。「他在武漢又寫了兩篇全篇都沒有一個真實姓名的通訊，潘文彬借用『一位先生』、『一位教授』之口，罵盡了共產黨和新社會。」最後謝公望說，「我們要正告潘文彬：在你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支配下的點火活動，罪惡昭彰，不要再怙惡不悛，自絕於人民」。
就這樣，潘文彬成了「右派」分子。7月後，潘又被升格為「極右分子」，報社對他的處理是第一類第二種，即「保留公職，勞動教養」。
一天半夜，「老潘被抓走了」，老工友說，「那麼大冷天，老潘只穿一件呢大衣，抱床被子就走了，別的什麼也沒帶。我聽警局的人問他：你怎麼連個臉盆也不拿？老潘說，臉都不要了，還要臉盆幹什麼」。潘文彬被送到興凱湖警局農場勞改，後在「文革」中默默死去。
錢統綱被打成「右派」的經過令人感到滑稽。「大鳴大放」時，報社領導派他去中南地區「推動鳴放」。他被請去參加武漢大學學生會的鳴放座談會。會上，學生們一定要他講講話，並要求《光明日報》一定要刊登他們鳴放的消息。錢統綱平素謹言慎行，儘管他再三推辭，還是經不起學生們的齊聲要求，只好簡單敷衍了幾句：「《光明日報》雖然派我到外地報導鳴放，但報導對象主要是知識界的上層人士。對於同學們要求鳴放，我是同情和支持的，因為鳴放是中央提出來的。」「然而同學們的鳴放，不在我的報導範圍之內，即便報導了，《光明日報》是否刊登，還得由報社領導決定」。說完，他就離開了會場。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登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至於學生們是否鳴放，或怎樣鳴放，他都全然不知。
不久，「反右」風聲驟起，儲安平被定為「大右派」後，錢統綱也因「同情、支持右派分子向党進攻」成了一名「右派」。然而事實上，武漢大學的男女學生們那一天並沒有鳴放，僅僅是要求鳴放而已，壓根兒談不上「進攻」，怎能定他為「右派分子」呢？最終，錢統綱接受了「開除團籍，撤銷記者職務，降五級工資」的處分，去了北大荒850農場。
（三）「三個縱火犯」（西北組）——鄭笑楓、歐至培和韓洪文
1957年4月中旬，鄭笑楓受光明日報社派遣，到西安採訪「鳴放」情況。4月29日，歐至培和韓洪文也被派來協助鄭笑楓的工作。但是，《人民日報》記者朱波後來在「反右」時撰文稱「西安的人民把光明日報派到西安來的三個記者——歐至培、鄭笑楓和韓洪文叫作三個『縱火犯』」。
鄭笑楓，1944年起在國民黨統治區參加新聞工作，1950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研究室調《光明日報》任記者。1957年4月中旬，鄭笑楓被安排隨全國人大代表和鄭振鐸、田漢及全國政協委員、原國民黨行政院長翁文灝等去西安。在採訪中，他發現一些高校未傳達毛澤東於2月間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和3月間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兩個講話，當時雖然沒有正式公開發表，但根據講話的錄音記錄稿，早已在黨內外作了廣泛的傳達）。他接受了巴波的建議：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就寫報導，否則就寫內參。於是，他寫了一條內參發回報社，並很快收到編輯部領導回電：「速將內參內容發新聞電回來。」結果，這個《西安大部分高等學校尚未傳達毛主席講話》的新聞稿在4月20日刊出，當時還受到彭真的表揚。在「反右」高潮中，這條由內參改新聞的報導，則成了鄭笑楓向黨猖狂進攻的「縱火犯」的大罪，被打成右派，送北大荒監督勞動。因受他株連，其母親上吊自殺，二女兒得了精神分裂，小女兒得了急病後無錢送醫院，眼睜睜地看著她死去。
1957年，歐至培與韓洪文一起被派到西安，協助鄭笑楓採訪「大鳴大放」座談會，被指為「縱火犯」。《人民日報》記者朱波「揭露」說，「歐、韓等為了把這一炮打響，為了使這把火能更快地燃起來……對約請的人進行了個別訪問，了解他們發言的內容，並且對這些出席會議的人進行動員鼓動工作。他們在很多人面前，把光明日報吹噓了一番，有意地污衊人民日報。」朱波還說歐至培在民主黨派座談會上講，「『有什麼說什麼。因為是整風，主要提缺點，不要談優點，你們敢說，我們敢登，不要害怕打擊報復，光明日報一定為你們做主撐腰。』歐還說『今天這個會沒有黨員，這是為了暢所欲言，所以不約請黨員』……歐還為儲安平吹噓了一番」。私營工商業者鄭立齋「揭露」說，「座談的目的，據說是為了『幫助』共產黨整風，因此，專門找一些『敢說話』的人談一談。他們特別介紹儲安平是光明日報——各民主黨派的報紙——的總編輯，並轉達了儲安平的『希望』，『鼓勵』大家大膽地放，大膽地鳴，不要怕犯錯誤。」「他們在蘭州舉行的這十二人座談，實際就是在那裡點火」。後來，他們兩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被發派到外地改造，再也沒回北京。
（四）財務科長韓逸雲
韓逸雲是財務科科長、民盟盟員，解放前參加過國民黨，報社內部鳴放時他提了一些批評意見，後來被點名批判。「罪名」也很大，說鼓吹要和黨「平分天下」，「輪流坐莊」。但在批他的會上，不管人家揭發什麼問題，韓都「照單全收」、「誠懇檢查」，故被認為「態度好」，後來被發派到850農場的雲山牧場。他原本很消瘦，加上「大躍進」因口糧減少後的飢餓折磨，更加消瘦了。為填飽肚子，他竟將目光投向了北大荒肥大的耗子。據殷毅回憶：一天，韓逸雲背著大伙兒，不知用何妙法，逮住了一隻耗子，用空罐頭盒當鍋子，在野外架火煮熟後吞食。不料被好事者發現，報告了管教幹部。當天晚上，排長奉命召開全排批判大會。與會者各個飢腸轆轆，無精打采，根本沒心思搞什麼批判。但有的人竟昧著良心上綱上線批判說：「韓某煮耗子吃，是給社會主義社會臉上抹黑！」老韓則驚恐萬狀地站立在窩棚中間，不知如何「認罪」是好，只是垂頭喪氣地重複著一句話：我不該吃耗子……
（五）兩個女「右派」——徐穎和謝捷
徐穎，在4月到5月的「鳴放」中，她寫過《中國人民大學像個教條主義的大蜂窩》，該文說，「許多教授抨擊了人民大學的教條主義。新聞系許孟雄教授說：人民大學不像個學校，倒像個教條主義的大蜂窩。培養出來的蜂不是去采蜜的，卻是去散布毒素的，並且散布的很廣。」許教授繼續說，「學習任何外國先進的東西都是對的，但是必須注意到外國的東西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歷史背景，搬到中國來，就必須把這些理論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可是我們的學生學習馬列主義，只是學著背些條文，卻沒有叫他們聯繫實際。而更嚴重的是學校領導把背條文背的最熟的人，看成是優秀學生、積極分子，於是，教條主義者便成了天之驕子，這對青年教師，對青年學生，有什麼好處呢？」
《光明日報》開始抓「小右派」後，徐穎也被揪了出來。因為徐穎如實報導了中國人民大學的「鳴放」情況，人民大學副校長鄒魯風，帶著一批人大學生到《光明日報》告狀：她是「幫助這些右派分子散布反黨反社會主義毒素的幫凶」。報社對她只開過一兩次「批判會」，就定了個「右派」。後去黑龍江850農場接受改造，忍受了惡劣的環境、飢餓的煎熬。1959年11月，徐穎回到北京。但1963年，她又被安排去大慶教書。1979年8月改正後，徐穎丈夫所在的新華社給她回城指標，《光明日報》只給她恢復了工作。
謝捷。女記者謝捷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很蹊蹺，報社僅憑她一篇未見報的通訊稿，就說：「謝捷在全國人民開始反擊右派之後，她還企圖通過採訪農工民主黨一個座談會的新聞，別有用心地誣衊反右派鬥爭。農工民主黨在6月11日舉行了一個座談會，謝捷集中寫了這個會上反對反批評的意見，如說什麼『現在是不是用圍剿王蒙的方法來圍剿儲安平和葛佩琦呢？』和『必須考慮到不要阻礙了鳴放』以及『反批評不恰，就會引起不平』等等（這個別有用心的報導，沒有見報）」。這樣她就被無端地戴上了「右派」帽子。
（六）蹊蹺的「右派」——范愉曾、許子美、蕭恩元、李笑、張蔭槐
為了完成「反右」任務，「有多少打多少」，當時許多提了一些正確意見或發表了一些見解的無辜者，都被統統劃為了「右派」。
范愉曾，1957年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後被分配到光明日報社。范愉曾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是復旦大學畢業的，儲安平過去曾在復旦新聞系講過課，與他有師生之誼。范因此與儲安平多有接觸，還曾向儲提交過一份改進報紙工作的建議書。儲安平成了「大右派」後，報社人員在搜查儲的辦公室時發現了范愉曾的這份建議書，結果受牽連，理由是他同儲「時相過從」，故有了「同氣共類」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後，范愉曾也被「發派」到了北大荒的850農場。
許子美，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當年滿懷革命熱情投奔解放區。「反右」運動前，編輯部有人提議，請毛主席為本報題寫報頭（原報頭為沈鈞儒先生題寫），他在旁邊隨口冒了一句：「沈老寫的就很好，何必都要『毛記』呢？」被人以對領袖「大不敬」的罪名匯報了上去，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後來也被「發派」到北大荒850農場。
蕭恩元，1950年起在《光明日報》任記者。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瘋狂攻擊黨」，被送勞動教養。
李笑，也因在「反右」中「瘋狂攻擊黨」，被送到新疆勞動改造，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的「右派」冤案才得到糾正。
張蔭槐，1950年入光明日報社，任國際部記者、編輯，後調任國內政治部副主任。張蔭槐曾經在光明日報社民盟支部大會上批判儲安平的「黨天下」思想：「『黨天下』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這種說法是要取消黨的領導，是對黨的誣衊，是想挑撥黨群關係。『黨天下』是不符合事實的，儲安平自己是全國人民代表，他自己沒有參予國事嗎？」不久，在一次黨組座談會上，張因提了一些意見，被點名批判，甚至上綱上線，說他鼓吹要和「黨平分天下」。張蔭槐被打為「右派」後，受處理「右派」的第三類「留用察看」處理。
（七）被補劃的「右派」——於友和丘林
丘林，抗戰勝利後，曾任昆明《觀察報》編輯主任、桂林《廣西日報》編輯記者，解放後，任《光明日報》記者。
1957年在幫助中共整風中，丘林被光明日報社派武漢協助潘文彬組織「鳴放」座談會，並寫了通訊《馬哲民教授談武漢為什麼「鳴」不起來》，「馬（哲民）教授跟記者談到如何開展『爭鳴』的問題時，說：現在這裡的高級知識分子仍然顧慮重重，要想真正鳴起來，首先要領導方面大膽地『放』，要讓大家『吐苦水』、『發牢騷』，才能解除思想上的壓抑和束縛。」「馬哲民教授說：像這樣的苦水和牢騷不讓他們傾吐出來，要他們『爭鳴』別的問題是很難有真實的興趣和感情的」。但《光明日報》編輯部在7月19日的「檢查」中說「全篇談話都是貫穿著惡意和煽動。記者竟然全部有聞必錄，替馬哲民的謬論作了宣傳」。1957年沒有被打為「右派」，但1958年「向黨交心」時，丘林認真檢查自己的思想時，上綱上線，自投羅網，被報社補劃成「右派」。
於友，1949～1959年任北京《光明日報》國際部主任、編委，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年「反右」運動中，為了洗清自己，於友在「揭露」儲安平、章伯鈞「右派言行」上也發表了一些不切實際的言論。8月，於友又寫了一篇《民主個人主義者必須向人民投降》，「中國有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是過去由帝國主義培養出來的」，「這些人都是舊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也就是1949年美國發表的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中所謂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最後，於友催促他們「趕快向人民投降！」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及其支持者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被打成「反黨集團」，全國也掀起了「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這次運動中，於友被莫名其妙地挨批鬥，因「在批鬥中我認真自我批評，激動中說了一些誇大自己缺點的話」，故被以莫須有的「反領導」罪名，被錯劃為「漏網右派」。這樣，他就成了「全國最後一批右派分子之一」。之後，他和他的一家都在北大荒「過了整整18年的屈辱生活」（根據作者後來回憶，應該是20年）。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不只《光明日報》抓出了近20名「右派」，《人民日報》《大公報》《文匯報》等報刊也都各自揪出了20多名「右派分子」。據筆者考察，他們被打成「右派」的罪名不是「攻擊黨」、「攻擊毛主席」、「向社會主義進攻」，就是「散播毒素」、「造成惡劣影響」等。
《炎黃春秋》201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