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那些對他喊出"賣國"的人，則更多是情緒式宣洩。我們固然可以理解國人對經濟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關注，但若要評價一位企業家的行為是否"賣國"，至少需要看他是否在損害國家核心利益，是否將重要國家機密或資源無償送給外方。就巴拿馬港口等項目而言，這些本質上是李嘉誠在國際市場上的收購或投資，並非國家贈予，更何況中國與這些海外港口的關係原本就不像在國內港口中那樣具有國家戰略意義的獨家掌控權。若說"賣國"，需先分清其所賣之物是否屬於國家資產？是否勾結外敵、損害國家安全？若沒有，就難以"扣帽子"。
理性對待企業家角色
李嘉誠的故事，也折射著社會輿論與企業家互動的一種模式：當時代需要資金與投資時，企業家以資本之力幫助國家開啟對外開放大門，推動經濟繁榮；當大環境已經相對成熟，國民經濟實力穩步上升時，人們很容易忽視早期資本與企業家的先行者功勞，甚至在他們進行正常業務調整時，對其進行道德或政治上的攻擊。
改革開放初期，中央強調"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其中確實湧現出一批最早吃螃蟹、利用政策紅利的企業家，也包括像李嘉誠這樣擁有跨境資源與經驗、能迅速打開對外貿易與投資空間的人。由於歷史原因，大家對資本有一種複雜的情感，一方面需要資本，一方面又擔心資本可能帶來社會問題；當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容易出現"質疑""批評"乃至"妖魔化"資本的聲音。
然而，在經濟全球化加劇、國際競爭不斷升級的今天，我們更需要的是理性、開放，以及對於不同社會角色的寬容與理解。企業家並不是國家政府，也無法替代政府在外交、安全、民生領域的決策；但他們可以在自己的領域內最大限度地承擔社會責任，使自身與國家、人民的利益相互協同。這方面，李嘉誠的經歷恰恰是一個複雜而豐富的樣本：他既是飽受爭議的商人，又是曾對內地經濟、教育、醫療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慈善家。
李嘉誠在美國壓力之下出售巴拿馬運河管理權，這類新聞再次觸發了許多國人關注，也帶來關於"賣國"與否的爭論。若拋開偏激的情緒，放在全球政治經濟競爭的大背景下，或許我們更能理解李嘉誠這位商業巨頭每一次重大資本運作背後的考量，也更能珍視他為中國經濟社會作出的實際貢獻。數十年來，他不僅用自己的商業版圖幫助中國在世界範圍內贏得一席之地，還通過巨額捐款推動大陸教育、醫療、科研以及社會福利體系的改善，默默地為成千上萬普通家庭帶來希望。
對企業家而言，逐利不等於沒有道德；對公眾而言，"愛國"也不應與"排斥商人"畫上等號。我們需要的是更加寬廣的視角去評判一個企業家在不同階段的角色定位，既要看到他在追求商業利益的同時，也看得到其在諸多公共事業領域的投入。或許，李嘉誠並不是"完人"；但若只是一味批評或"妖魔化"他，又如何讓更多企業家真心實意地肩負起社會責任？希望未來我們在評價企業家時，能多一些求真務實的理性和同理心，少一些嘲諷與謾罵，唯有如此，中國的營商環境才能更加健康，也才能吸引更多資源與人才共同為國家發展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