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案件往往不僅關乎個案當事人的命運，更直接觸及了律師與司法系統之間的關係，成為了觀察中國法治生態的重要窗口。
2011年的廣西北海律師偽證案是其中的一個典型。楊在新、楊忠漢、羅思方、梁武誠等四名：
廣西律師。
因在代理當地一起複雜的故意殺人案（裴金德案）過程中：
被當地警方指控涉嫌辯護人妨害作證罪而遭到逮捕。
此舉在全國律師界引發了軒然大波，被認為是地方公權力對律師依法履職的嚴重干預和報復。
事件發生後，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十名律師自發組成：
北海律師團。
前往北海為四位同行提供法律援助和聲。
伍雷是這個律師團中非常活躍的一員。他不僅參與了法律層面的辯護準備工作，更是在當地遭遇了巨大的阻力甚至人身威脅。
據多方報導，律師團成員在北海期間：
曾遭到不明身份人員的圍攻、毆打，住宿、出行受到干擾。
正常的會見和閱卷權利也難以保障。
伍雷本人也傳出在衝突中受到攻擊。面對困境，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博客和微博，幾乎是實時地向外界發布在北海的見聞、案件的進展、遭遇的阻力以及對當地司法環境的批評，使得這起發生在邊陲城市的事件獲得了：
全國性的關注。
他還與其他律師一同，多次前往廣西自治區司法廳和律師協會進行溝通、交涉，尋求上級部門的介入和對律師權利的保障。
北海案最終以四位律師被取保候審或判處緩刑告一段落，但其過程的激烈對抗和所暴露出的問題，被認為是「死磕」律師群體正式形成和其策略（尤其是網絡動員策略）得以實踐和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緊接著的2012年，貴陽小河/黎慶洪案更是將「死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也讓伍雷的「死磕」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此案原由貴陽市小河區人民法院審理：
被告人多達五十七人。
被指控犯有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賭博罪、非法持有槍枝罪等二十七項罪名：
其中黎慶洪被指控為黑社會頭目。
案件的複雜性和涉及人數之多，本身就極具挑戰性。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最早介入此案的辯護律師周澤（他也是伍雷的好友）發出援助呼籲後，全國各地律師紛紛響應，最終組成了多達八十八人的龐大律師辯護團，堪稱：
共和國第一刑事辯護律師天團。
伍雷是這個天團中的核心成員和積極發聲者。從庭審一開始，辯護律師團就採取了極為強硬的死磕策略，對法院的管轄權、公訴人的迴避資格、非法證據排除等程序性問題提出了密集而尖銳的挑戰，導致庭審多次中斷。
在庭審的第二天，當律師們就程序問題申請複議時，審判長未予理睬並試圖強行推進庭審：
引發了律師們的集體抗議。
混亂中，審判長下令將伍雷以及另外兩位律師劉志強、楊名跨強行帶離法庭。
這一幕通過庭外律師的實時傳播，迅速傳遍網絡，激起了更大的波瀾。在長達四十餘天的庭審過程中，法庭內外的對抗始終處於白熱化狀態。
庭外，伍雷等律師筆耕不輟，通過博客、微博等平台發布了上百篇關於案件的文章，包括伍雷親自撰寫的、充滿激情的：
《松江怒吼》系列博文。
詳細記錄庭審辯論細節，揭露案件背後的疑點和司法程序中可能存在的違法行為。
這些文章獲得了巨大的網絡流量和公眾關注，形成了強大的庭外輿論場。儘管黎慶洪最終仍被判刑，但小河案的辯護過程，尤其是律師們在程序正義上的堅守和利用網絡進行抗爭的方式，對後續類似案件的辯護產生了深遠影響。
伍雷曾多次表示，小河案讓他深刻感受到了刑事辯護的魅力與挑戰，也更加堅定了「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的執業信念。
在其職業生涯的後期，隨著名氣的增大和介入案件敏感度的提升：
伍雷所面臨的風險也日益加劇。
他開始代理一些被認為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案件，這或許也為他最終的結局埋下了伏筆。
懸掛在伍雷北京那間簡陋的「洗冤辦公室」牆上的，是著名法學家江平先生親筆題寫的四個大字：
只向真理低頭。
這幅字，既像是他對自己執業理念的公開宣告，也仿佛讖語般預示了他未來的命運。他努力地想只向真理低頭，但在一個複雜的現實環境中，這句看似簡單的格言，實踐起來卻可能需要付出難以想像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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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雷的聲音，並不僅僅局限於法庭之內。事實上，隨著他在冤案平反領域聲名鵲起，以及死磕策略的運用，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程度上來自於他在公共平台上的持續發聲：
他的新浪微博帳號「@伍雷」，一度擁有數十萬粉絲。
成為法律圈和關注中國公共事務網民的重要信息源和討論陣地。
他在這裡高頻率地發布自己代理或關注的案件進展，分享庭審觀察，評論熱點司法事件，其言論常常尖銳、直接，充滿激情，有時甚至被認為帶有挑釁意味。
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他所認為的司法體制中存在的種種弊端：從刑訊逼供的普遍存在，到證據規則的虛置；從司法程序的不透明、不公開，到法官、檢察官權力過大且缺乏有效監督；從律師辯護權利難以保障，到冤假錯案糾正機制的失靈。
他對於通過體制內的「正常」申訴渠道尋求救濟的效果深感悲觀。他曾直言不諱地質問：
所謂『正常』途徑哪裡可以有效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