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山東省司法廳還明確提出，伍雷此前已因在先前的某個案件中的違法執業行為受到過停止執業一年的行政處罰，此次再次出現應予處罰的行為，屬於情節嚴重，因此決定加重處罰，直接吊銷其執照。這實際上是將之前的停業處罰作為了此次吊證處罰的一個重要依據和加重情節：
收到這份幾乎是宣判職業生涯死刑的告知書後，伍雷依法提出了舉行公聽會的申請。
2019年8月6日，山東省司法廳在濟南組織了關於擬吊銷李金星（伍雷）律師執業證書的公聽會。
與兩年前由濟南市司法局主持的公聽會相比，這次由省級司法行政機關直接舉行的公聽會，氣氛顯得格外緊張和肅殺。
據多位前往現場試圖旁聽的公民和律師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信息，公聽會舉辦地（山東省律師協會所在地）周邊：
一早就被布置了大量警力。
包括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人員，對過往人員進行盤查。
數十名希望進入旁聽席的公民和律師，均被工作人員以場地有限、未提前報名等各種理由拒絕入內。
伍雷方面依法申請的關鍵證人，如同案被處罰的湖南律師文東海，以及李淑蓮案的當事人家屬、李淑蓮的女兒李寧，也未能獲准出庭作證：
整個聽證過程，幾乎是在與外界隔絕的狀態下進行的。
伍雷委託了在中國律師界享有極高聲望和專業能力的周澤律師（他也是伍雷的多年好友和戰友）以及清華大學法學院著名行政法學教授何海波，共同擔任其公聽會的代理人。
在公聽會上，周澤律師和何海波教授從程序和實體兩個層面，為伍雷進行了強有力的辯護。
他們指出，山東省司法廳的處罰程序存在多處瑕疵，例如處罰依據的條款適用不當、將之前的處罰作為加重情節缺乏法律明確授權等。
在實體方面，他們逐一反駁了司法廳所認定的不當言論，強調伍雷的言論均屬於憲法所保護的公民言論自由和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進行批評、建議的權利範疇，其內容並未超出法律界限，不構成危害國家安全或惡意誹謗，更不是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言論。
他們認為，對律師的網絡言論動輒施以最嚴厲的吊銷執照處罰：
是濫用行政權力，將對整個律師行業產生寒蟬效應。
嚴重損害法治精神。
伍雷本人也在公聽會上作了最後陳述。據後來流傳出的信息，他的陳述充滿了悲情和不屈。他回顧了自己從一名基層公務員投身律師行業，尤其是後來專注於刑事辯護和冤案平反的心路歷程，表達了對律師職業的熱愛和對法治理想的追求。
他再次強調自己所言所行皆是為了維護法律尊嚴和當事人權益，是為了推動社會進步，而非意圖顛覆或破壞。他在陳述的最後，表達了一個沉痛的希望：
我希望我是最後一個因言獲罪被吊證的律師。
然而，這場持續了數小時、充滿了法律與權力交鋒的公聽會，並沒有帶來任何轉圜的餘地。
公聽會於當天下午五點左右結束。
令人震驚的是，僅僅在公聽會結束後的幾個小時，當天晚上，伍雷所在的律師事務所（山東成思律師事務所）就收到了山東省司法廳送達的：
正式《行政處罰決定書》。
決定書的內容與之前的告知書基本一致：
維持了吊銷李金星（伍雷）律師執業證書的決定。
從告知到聽證，再到最終決定，整個過程顯得迅速而決絕。這一次，連象徵性的一年停業反思期都沒有了。
伍雷在中國大陸從事了十七年的律師生涯，其中近十年都聚焦於最艱難、最危險的刑事辯護和洗冤工作，至此，被官方以言論不當為主要理由：
強行畫上了一個徹底的句號。
吊銷伍雷律師執照的決定，再次猶如一顆震撼彈，在中國法律界乃至國際社會引發了巨大的震動和廣泛的批評。
多家國際律師協會和人權組織紛紛發表聲明，對中共當局持續打壓維權律師的行為表示嚴重關切，敦促中國政府尊重律師的執業權利和言論自由。
這一事件被普遍解讀為當局進一步收緊對法律專業群體的控制、壓縮公民社會空間的一個標誌性案例，是近年來針對特定律師群體進行系統性壓制的延續和深化。
伍雷本人堅稱自己無罪，認為吊銷執照是對他多年來堅持為弱勢群體發聲、不懈揭露司法不公行為的政治報復和迫害。這個結果，對他個人而言，無疑是其職業生涯中最黑暗的時刻。
5
失去律師執照，對於一個將辯冤白謗視為天職，將律師身份看作是實踐法治理想載體的伍雷來說：其打擊是毀滅性的。
他無法再以律師身份出現在法庭上，無法會見在押的當事人，無法查閱案卷，無法進行他為之奮鬥了十餘年的核心工作：
他在中國大陸的法律執業之路，被徹底堵死。
隨之而來的，是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困境和無形的壓力。最終，在吊證風波過去一段時間後，他被迫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
離開生活和工作了近半個世紀的故土，遠赴日本。
一個曾經在體制內感到「說夠了假話」而毅然出走，在北京初識理想主義並深受感召，在北海、貴陽等地庭審內外奔走呼號、不懼對抗的死磕律師，
一個發起拯救無辜者行動、讓聶樹斌、念斌、陳滿、吳昌龍、金哲宏等一個個沉冤多年的名字重見天日的洗冤推動者：
最終自己也陷入了需要被洗冤的境地。
至少，在他自己、他的眾多支持者以及許多國內外觀察者看來，他成為了體制性打壓下的犧牲品，一個因言獲罪的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