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有許多條路可以走。有的通向廟堂，有的歸於江湖，還有一些，則蜿蜒於法條與現實的夾縫之間，時而清晰，時而模糊。
李金星，後來以筆名「伍雷」行走於世的那個山東人，就選擇了這樣一條路。
這條路，起初似乎是為了逃離一種他不再能忍受的生活，最終卻將他帶入了一個更加叵測的漩渦。
他的起點，與法律並無太多交集。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他是山東章丘縣（如今的章丘區）建設委員會裡的：
一名普通科員。
日子在撰寫材料、迎來送往和推杯換盞中一天天過去。
他後來回憶那段時光，帶著一種難以言喻的疲憊，形容自己「整天寫材料，說夠了假話」，並且被當地人們幾乎天天都在喝酒的氛圍所裹挾。
這種按部就班、言不由衷的生活，讓年近三十的他感到了深刻的厭倦：
改變的念頭，像野草一樣滋生。
轉機出現在200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單位旁邊的書店裡看到了律師資格考試的相關書籍。
這個發現，如同在密閉房間裡打開了一扇窗。他決定，試一試。於是，一邊應付著體制內的工作，一邊開始了長達一年的埋首苦讀。
這並非易事，尤其對於一個非法律專業出身的人來說，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但他堅持了下來。
2002年，恰逢中國將律師資格考試改為國家統一司法考試的第一年，他成功通過了這場被譽為天下第一考的測試。
拿到資格後，他幾乎沒有猶豫，遞交了辭職報告：
離開了那個安穩但令他窒息的公務員崗位。
正式踏入了律師行業的大門。
最初的幾年，他從實習律師做起，憑藉著一股闖勁和或許是從體制內帶來的某種對人情世故的洞察力，業務很快有了起色。
他不再是那個默默無聞的小科員：
逐漸成長為一家律師事務所的負責人。
經濟狀況也隨之改善，擁有了人生第一輛汽車——雖然只是一輛價值四萬多元的夏利，但在當時，這足以讓他感到某種程度的滿足。
他後來坦言，賺錢會帶來一些快樂。那時的他，行事風格似乎還帶著幾分江湖草莽氣，他自嘲有點像梁山好漢，大碗喝酒，大塊吃肉：
尚未顯露出日後那種死磕到底的決絕氣質。
那時的伍雷，大概不會想到，這條看似充滿希望的新道路，未來會布滿如此多的荊棘與陷阱。
他更不會預見到，那個曾經讓他想逃離的、需要小心翼翼說話的環境，有一天會以另一種更加嚴厲、更加不容置辯的方式：
來審視他說的每一句話，做的每一件事。
1
人生的航向，有時會因一陣突如其來的風而改變：
2007年，伍雷將事業的觸角伸向了北京。
在那裡開設了分所。
京城，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然也匯聚了各種思潮和形形色色的人物。
正是在這片土地上，伍雷開始接觸到一個與他此前生活經驗迥異的世界。
那幾年的北京，社會氛圍相對而言顯得較為活躍。各種法律研討、公共講座層出不窮，也聚集了一批熱心於公共事務、積極介入社會問題的律師和學者。
伍雷發現，律師這個行當，並非都如他最初想像的那樣，僅僅是圍繞著案源和收費打轉。
在北京，他遇到了一些更具理想主義色彩的同行，這些人似乎更關心法律條文背後的公平正義:
更願意為那些無權無勢的弱者發聲。
通過參與一些公共活動，比如反對某些地方野蠻拆遷的行動，他開始廣泛接觸到大量的:
上訪者。
那些從全國各地湧向京城，試圖為自己或家人的冤屈尋找一線生機的人們。
他聽到了各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接觸了許多冤案的家屬，比如後來廣為人知的江西樂平案受害者的父母，他們的悲慘遭遇和堅韌申訴，給伍雷帶來了巨大的情感衝擊和思想震盪。
這些親身經歷，讓他對中國社會底層民眾在司法體系中可能遭遇的不公，有了更直觀、更深刻的認識。
這些人和事，像催化劑一樣，加速了他思想的轉變，也為他日後投身於疑難冤案的辯護埋下了伏筆。
2
真正讓伍雷感到震動，並開始嚴肅思考律師在中國司法體制中的角色與風險的，是2009年爆發的李莊案。
當遠在重慶的同行：
李莊律師。
因為在當地轟轟烈烈的掃黑運動中擔任一名被告人的辯護律師：
最終卻被以辯護人妨害作證罪逮捕並判刑。
整個中國律師界為之譁然，伍雷也深感震驚。
「重慶怎麼能這樣對待律師？」這是他當時反覆追問的問題。當李莊最終被定罪判刑時，他後來在採訪中表示，那是他：
第一次對中國的法治感到失望。
李莊案像一塊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層層漣漪。此後，和許多對該案感到憤慨的律師一樣，伍雷開始利用當時方興未艾的新媒體平台——主要是微博：
公開發聲，批評重慶方面的做法。
2011年，李莊案第二季（李莊被追加起訴漏罪，後檢方撤訴）在重慶開庭審理時，伍雷更是積極參與其中。
他守在法庭之外拍照記錄，撰寫了大量關於庭審情況和案件疑點的博文，甚至直接給時任重慶市警局局長的王立軍寫了一封公開信，對其行為提出質疑。
伍雷認為，李莊案的發生及其後續發酵，使得原本相對鬆散的中國律師群體，在某種程度上第一次真正形成了一種共同體意識，開始更加自覺地關注整個行業的命運前途和律師執業權利的保障問題。
也正是在這個風雲激盪的背景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