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試圖運用法律這把雙刃劍，以法律條文和程序正義作為武器，去撬動那些僵硬的、看似牢不可破的個案堡壘，去挑戰那些可能存在的司法不公和權力濫用。
他摳法條，講程序，要求司法機關遵守自己制定的規則，將依法治國的口號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案件中。
但弔詭的是：
他最終被剝奪律師資格。
官方給出的核心理由，卻並非他在法庭上的具體行為（儘管第一次停業處罰與之相關）：
而是他在體制外的、虛擬的網絡空間裡的言論。
那個他賴以揭露程序不正義、呼喚實體公正、動員社會力量的平台，反過來成為了終結他職業生命的關鍵證據。
這其中蘊含的巨大荒誕感和諷刺意味，令人深思。他為別人洗刷冤屈，最終自己是否被冤？
這個問題，或許永遠沒有一個能被所有人接受的統一答案。但他的完整經歷，從一個充滿激情和理想的法律實踐者，到一個被體制邊緣化、最終被徹底清除出去的：
麻煩製造者。
無疑在法治的現實語境下，提出了一個更深層次、也更令人不安的問題，
在一個強調秩序和穩定的社會裡，當一個律師試圖將法律文本上賦予的權利——無論是法庭上的辯護權、還是法庭外的言論自由與監督權——運用到極致，去觸碰那些強大的、不願被挑戰的既有權力格局或根深蒂固的潛規則時，他自身的命運將會如何？
法律，在這樣的博弈中，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為保護個體權利、約束權力的有效工具，抑或僅僅是權力可以隨意解釋和運用的統治工具？
伍雷的故事並非孤例。
在他之前、在他同期以及在他之後，還有一批中國的律師，特別是那些專注於人權案件、刑事辯護、群體性事件等敏感領域的律師，經歷著或多或少相似的軌跡：
因為代理了「不該」代理的案件，說了「不該」說的話，做了「不該」做的事，而遭遇來自有關部門的約談、警告、年檢考核刁難、停業處罰，乃至最終被吊銷執照，更有甚者被控以各種罪名身陷囹圄。
這種針對特定律師群體的系統性打壓，在某個時期達到了一個高峰：
他們像是一群執著地試圖用法律這根脆弱的槓桿去撬動現實巨石的人，
結果往往是槓桿折斷，自身也被巨石碾壓。
如今，身在異國他鄉的伍雷，並未完全沉寂。
他依然通過社交媒體等渠道，關注著太平洋彼岸那片他魂牽夢繞的土地上發生的法治事件和人權狀況，繼續為那些仍在困境中堅守的國內同行發聲、呼籲。
他曾與一些同樣經歷過磨難、處境艱難的前同行合作，在網絡平台上進行直播帶貨，銷售農產品。
這種看似與法律毫不相關的舉動，既是一種幫助昔日戰友拓展生計、保持與外界聯繫的守望相助，或許也是他本人在失去了傳統戰場之後，於新的環境下，尋找一種繼續存在、發出微弱聲音、保持抗爭姿態的特殊方式。
他在被吊證後曾對媒體表示，無論有沒有律師證，他仍然是中國人，他的價值根植於那片土地，那裡還有很多蒙冤者、弱勢者需要法律的幫助：
他相信自己仍然有可以發揮作用的空間。
只是，那個曾經可以讓他意氣風發地奔走於中國各大城市的法院、檢察院、看守所之間，可以讓他身著律師袍站在莊嚴或不那麼莊嚴的法庭上，為當事人的自由和權利據理力爭、慷慨陳詞的職業平台，已經不復存在了。
那個以伍雷這個響亮的名字，在中國網際網路上一度攪動風雲、針砭時弊、引發無數討論與爭議的微博帳號，也早已被徹底抹去痕跡，消失在龐大而冰冷的數字信息的洪流之中，仿佛從未存在過。
他當初離開體制，是厭倦了言不由衷。後來拿起法律作為工具，一頭扎進故紙堆和看守所，試圖為那些被遺忘的名字擦去塵埃。他奔走、發聲，將一個又一個疑案推到聚光燈下，堅信程序和法條自有其重量。
最終，是他的言語，那些散落在網絡上的文字，成為了他被剝奪律師身份的理由。並非因為他在法庭上的辯護失當而是因為：
他選擇在公共空間評論是非、追問究竟。
那份來自千里之外的司法建議，那場不允許旁聽的公聽會，那份在公聽會結束當晚便送達的吊銷決定書共同構成了一個閉環：
他的律師執照被收回，微博帳號被註銷，過往的吶喊歸於沉寂。
那個曾經穿梭於中國各個城市、試圖在法庭內外尋求公正的人：
最後離開了這片土地。
這條從體制內蜿蜒而出的道路，最終通向了體制之外。李金星（伍雷）的故事，就這樣成為了卷宗里新添的一頁，至於這一頁意味著什麼，歷史或許會有自己的記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