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正是在利用中華民族的信義傳統，並將之改造為共產文化，為其自己集團的私利而用。在一個一元論為主體意識形態的社會中，只有一個中心，一個核心，該核心集團的意識超越任何特定成員甚至全部成員在任何一個既定階段對其的理解；如果一個國王、某個政黨或者某個利益集團屬於最高的統治者，那麼，這其中可能有多少的寬容和多元化的存在呢？所以，極權社會下的信義道統被完全毀滅，人與人之間更多的是一種弱肉強食的官本位的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的文化。嚴重地說，中共國下面的社會信義程度並不會高於遠古時期的奴隸社會的信義文化水平。由此可見，一個極權主義的政府的最有可能性的最後階段就是軍國主義，讓全民成為戰爭列車上的犧牲品，一個幾乎喪失了信義道統的國家裡的民眾要為自己所賴以生存的邪惡政權買單；猶如聖經創世記里所記載的索多瑪及其周圍地區的數個城池被上帝天使的硫磺和火所滅一樣，那城裡一直住著的婦孺老幼因著認同該邪惡的文化而一同被毀滅一樣有天道規律性，上帝對於不信不義之人的忿怒和懲治都是公義的，因為，上帝的主權不容質疑。
中華文化里的道家思想對於信義的理解更為超然物外。《道德經》認為，「信」並非最高的德，而是在「道」失落之後的權宜層級補位。第八章言「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這暗示了在真「道」之中，萬物自然守序，無需刻意設立「信」的規範。第三十八章更直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這表明「忠信」雖是禮的基礎，但當道德系統不斷退化時，才不得不「立禮以維綱」。因此，道家認為「信」雖是人際秩序的核心價值，卻是道體失落後的社會維持機制，是「次善」而非終極價值。
同樣，道家對「義」的看法也與儒家有所不同。道家反對人為過度強調「義」的剛強，認為這可能導致失去「無為」的柔和。第三章「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以及第二十二章「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都體現了道家「不爭而得」的自然之道。在道家看來，「義」是「道」失落後的產物，是人為的道德規範。真正的「義」是順應自然，不爭而得，而非刻意為之。這種觀點提醒我們，在追求信義的過程中，要警惕過度的人為干預和僵化的教條，回歸到自然無為的本真狀態。
對比一下血色共產文化下的中國，無處不在的政治毒素滲透到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乃是對於人們生活的過度干預，一個在街頭巷尾賣一把青菜的老嫗就可能碰到城管的嚴格執法面臨流血之災。這就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國家的常態，人們的自然生活被政治嚴重干擾，人們生活在無所不在的恐懼之中。免於恐懼的自有在極權主義的國度根本不存在。在極權主義國家，信義乃是需要被破壞殆盡的東西，而不是需要倡導的道德規範。
中國人所講的信義。我們常常聽見人用忘恩負義，全無信義，見利忘義，賣主求榮，賣友求富等成語來唾罵那些無恥的小人。關羽為了要保護嫂夫人，暫時投降曹操；曹操儘管厚待關羽，但是新恩雖厚，舊義難忘，關羽成為一個守信用忠實結義的代表人物。因此，中國人常常使用無信不立，義無反顧，義不容辭，念恩守義，忠義兩全等，就成為描寫關羽的讚美之語。
可見我們中國人所講的信義，是君子的氣質，是高尚的品格，是人與人之間的崇高心契，是轉動五倫的動力。所謂五倫，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和朋友。
聖經也講信義，但與中國人所講的信義不同。聖經所講的信義是神與人的關係，而不是人與人的關係。聖經記載，自從始祖亞當夏娃犯罪以後，人和神就不能相交；因為神是聖潔的，而人是有罪的。但是，神仍然愛祂所造的人，於是預備一個救贖的方法，將已經完全墮落了的人拯救回來，跟祂恢復原來的關係。
神所預備的救贖方法，就是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借著童女而生。為什麼要借著童女而生呢？因為凡是由男女配合而生的，都帶著罪性；借著童女由聖靈感孕而生，才帶著神性。所以基督是人，有血有肉，和我們一樣；但是祂又是神，聖潔無瑕，和我們不一樣。所以只有基督，才配為全人類的救主。
「信」與「義」的神學定義信（希臘文 pistis，希伯來文 emunah）：不僅是「相信」，更是「信靠、忠誠、委身」。它是一種內在的、深刻的、對所信對象的完全交託。這種信，超越了理性的認知，直達生命的深處，是一種關係的建立和維繫。正如《希伯來書》11:1所言：「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在基督教救恩論中，信是人與神和好的關鍵，即「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 by Faith），強調人並非靠行為得救，而是因著對耶穌基督的信靠，罪得赦免，被神算為義。義（希臘文dikaiosynē，希伯來文tsedaqah）：合神心意、道德正直、對人公義的實踐。它不僅指個人的道德品格，更強調在社會關係中的公平正義。義是信的果子，是信在行動上的彰顯。正如《彌迦書》6:8所說：「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在神的國度中，「信」是進入之門，「義」是行走其間的道路，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在中共國，無論是儒家道家的信義傳統被破壞，基督教對中國文化的重塑之力也被漸漸磨滅殫盡。中共在五十年代初就針對有著基督教傳統的民間團體和高等學府進行了拆解銷毀，秉行的是無神論的共產文化。無論是三反五反還是右派分子被下放勞動甚至被迫害致死，都是為了毀滅中華民族所秉承的信義文化基因。甚至連正體的漢字也被簡化成殘體字。愛里無心，親人不見，聽者無耳無心無德等等，都是對傳統信義文化的摧殘。
也就是說，一些三自兩會的基督徒如果要為真理髮聲，你又如何包容倡導謊言和殺人如麻的專制極權政府呢？這裡面的道德邏輯是難以成立的，在一個無信無義的國度里去實行道義、踐行正義可能嗎？
3、林昭作為信義現象學符號的存在的意義
友人提醒我，中華信義文化的基因的種子在林昭一個人身上，就這一粒種子，才是華夏文化的最後的希望。他說，可以以文化大革命的時代作為一個太上老君的煉丹爐，所有的一切不符合仁義禮智信的東西都被破壞殫盡，並且這場革命也並沒有建設起來更好的符合中華民族的信義傳統，只是張揚了共產主義思想里的假大空等遠離真理的共產文化。
是的，在這樣的一個政治機制下，每個人都成為一個專制絞肉機里的行屍走肉，何談什麼信義道德傳統呢？正如電影《芙蓉鎮》裡的台詞：活著，要像狗一樣地活下去。在余華的作品《活著》裡，富貴難道不是像狗一樣活著麼？在他的生命里的所有親人都被這個絞肉機屠戮殆盡的時候，他只能吆喝著一頭老牛慢慢走近人生的盡頭。活著成為專制社會下最高的期待和盼望，其它都成為奢侈品。這才是最血淋淋的生活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