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特殊性的人格，超越大群而完成他的特殊性的個人主義，始終不為中國學者所看重，這又成為中國此下標準知識分子一特色。戰國學者在理論上，自覺地為中國此下知識分子，描繪出此兩特色，遂指導出中國歷史文化走上一特殊的路向。
二
西漢學者，在其傳統精神上，並不能違離戰國，但就當時社會形勢所影響於知識分子之意趣與性格上者，則顯然與戰國不同。戰國是在列國分爭中，知識分子參加政治，無一定法制一定軌轍的束縛。穿草鞋戴草笠，亦得面渴國王。立談之頃，攫取相印如虞卿。那時不僅國王禮士，一輩貴族公子亦聞風嚮慕，刻意下士。當時知識分子，成千累萬，冒昧走進王公大人門下作客，可以要求衣絲乘車帶劍閒遊的待遇。戰國學者在理論上是嚴肅的，已是自覺性地超越了春秋時代的一輩貴族。但在生活上，是放縱的，浪漫的，豁達而無拘束的，轉不像春秋時的貴族們有一傳統典型。但他們雖意氣高張，他們的實際生活，卻依存於上層貴族，以寄生的形態而存在。他們總脫不了週遊天下，朝秦暮楚，一縱一橫的時代習氣與時代風格。
秦漢大一統政府成立，封建貴族逐步削滅，入仕的途徑只剩一條，而且有法定的順序，誰也不得逾越違犯。於是學者氣焰，無形中抑低了。此種形勢，到漢武帝時代而大定。首先對此發慨嘆者是東方朔。他的《答客難》說："彼一時，此一時。"時代變了，我們的身份和機會，哪能與戰國人相比？其次有揚雄，他的《解嘲》說："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叫戰國學者生在這時，他們也將感無可活動之餘地。再次是班固，他的《答賓戲》說："讓我們學顏淵的簞食瓢飲，與孔子的獲麟絕筆吧！至於魯仲連虞卿之徒，那是偶然時會，哪能效法呢？"他們在心情中，尚記憶著戰國的一套，但在時勢上則知道學不得了。他們的生活，多半是回到農村，半耕半讀。公孫弘牧豕，朱買臣樵柴，西漢讀書人大抵在農作餘暇中，一年三個月的冬季，聰穎特達的，自己說三冬九個月的時間就夠用了。一般說來，從十五歲能識字讀書到三十歲，經歷十五個冬季四十五個月的長期累積，必待到三十歲始成得一通才。他們再也不想裹著糧，肩著行李，像戰國游士般到處瞎闖。時代變了，他們從縣學升送到國立大學。畢業後回到本鄉，埋頭在地方行政衙門當一小職。有成績的，再獲選拔升送中央，在王宮當一侍衛，平時在殿廷中執戟鵠立，遇皇帝出遊，結隊騎馬隨從，然後再由此轉入仕途。所以西漢學者的出身，是鄉村的純樸農民，是循謹的大學生，是安分守法的公務員，是察言觀色的侍衛隊。如此循循娖娖，再說不上奇偉非常特達之遇。而因此卻造成西漢一代敦篤、穩重、謙退、平實的風氣。
但歷史上的戰國遺風，終於在他們腦子裡忘不了。戰國學者常把自己當聖人，做了聖人便該做明王。那時的國王，也真會三推四讓，把至尊的寶位讓給他，他亦敢老實坐下不客氣。至於當王者師，做大國相，那已是等而下之了。西漢學者不然，自己地位低了，專把孔子捧得天般高，把孔子神聖化。孔子是他們的教主，他們因此也要求王者同樣尊奉他們的教主。如此來把王者地位和他們拉平。學術定於一尊，亦是學術界自身要求，不是皇帝力量所能強。一到漢業中衰，皇室威信墮落，他們終於擁戴出一位學者身份的貴族來，迫漢朝把皇位禪讓給王莽。那是學者氣焰重張的機會，不幸其人及身而敗，漢王室再起，西漢學者終於對戰國士運徒作了一番憧憬。
東漢士風，又與西漢不同。王莽是太學生，漢光武還是一個太學生，這已使東漢學者在內心上發生了異常的影像。而且從西漢中晚以來，社會學風急速發展，到處結集數十乃至幾百學者麇聚在一大師門下從學，是極平常事。一個大師畢生擁有上千門徒的不算奇。學者在下層社會漸漸占有地位。有些偃蹇不仕，再不想入宦途。王莽末年的龔勝，光武初年的嚴光，更是後代中國知識分子另成一格的兩種典型人物。高尚不仕，是東漢士風一特色。
在漢武帝初興太學時，太學生員額只定五十名，後來逐漸增加，自一百二百乃至三千人，到東漢末增到三萬人。太學本身成一個大社會，近在中央政府肘腋之下，自成一個集團，自有一種勢力。來學的多半是中年人，他們並不志在急於畢業謀一出路，他們只以學校當徊翔之地，遨遊其間，有十年八年不離去的。太學裡的言談漸成舉國輿論嚮導，左右影響政治。人多了，一言一動，招惹注目，風流標緻，在私人生活的日常風格上，也變成觀摩欣賞的集中點。
東漢學風，漸漸從宗教意識轉變到藝術趣味。每一個私人生活，當作一藝術品來觀摩，來欣賞。郭泰、徐稚、黃憲，舉世風靡，備受傾倒。東漢學者的基本情調，還是農村的，而絢染上大都市集團社交色彩。他們沒有西漢人那樣醇樸厚重，也不像戰國人那樣飛揚活躍，他們卻有春秋時代人之雍容大雅。只春秋是貴族式，或官僚式的，而東漢則成為平民式，書生式了。書生的潛勢力，已在社會植根甚深，他們內心有一種高自位置，不同凡俗的直覺。他們成為書生貴族，不像戰國時代平民學者之劍拔弩張，也不像西漢時代鄉村學者之卑躬折節，他們的社會地位使他們蔑視政治權力，淡置一旁。那時是名勝於爵，政府的爵祿，敵不過社會的名望。君臣關係遠遜於朋友。他們的人生，成為一件藝術品，卻經不起風浪，耐不起戰鬥。政治急速腐敗黑暗，社會上還有清名高節，相形之下，激成大衝突。黨錮之獄，名士斲喪殆盡，而東漢也隨踵滅亡。
其實那種書生貴族，不僅在學者們意識形態下養成，也在社會經濟地位上平行向前。東漢末年，門第世家已露頭角。因世代書生而變成了世代官宦，經過大擾亂的磨練，書生都轉成了豪傑。於是三國時代又成一種特殊風格。三國儼然是一段小春秋，曹操、諸葛亮、魯肅、周瑜，都從書生在大亂中躍登政治舞台，他們雖身踞國君、承相、元帥、外交大使之高職，依然儒雅風流，不脫書生面目。諸葛亮、司馬懿在五丈原，及陸遜、羊祜的荊、襄對壘，成為歷史佳話。以前只有春秋時代有此高風雅趣。整個三國人物，都不脫書生氣，同時也不脫豪傑氣。東漢傳統的名士氣，像孔融、管寧，那是名士之兩型，為時勢壓迫，掩抑不彰。西晉局勢漸定，名士傳統抬頭復起。此下東晉南朝，偏安江東，沿襲東漢名士一派。五胡北朝，陷落在異族統治下的知識分子，則上越三國而遠接西漢。在醇樸中帶豪傑氣，但雙方同在大門第背景下，而與兩漢、三國異致。
三
門第逼窄了人的胸襟。一面使其脫離社會，覺得自己在社會上占了特殊地位。一面又使其看輕政府，覺得國不如家之重要。此種風氣在東晉南朝尤為顯著。北朝則處境艱困，為求保全門第，一面不得不接近下層民眾擴大力量，一面不得不在政治上努力奮鬥，爭取安全。南方門第在優越感中帶有退嬰保守性，北方門第在艱危感中帶有掙扎進取性。然而雙方同為有門第勢力之依憑，而在大動亂中，得以維護歷史傳統人文遺產，作成一種守先待後之強固壁壘。中國文化因南方門第之播遷，而開闢了長江以南的一片新園地。又因北方門第之困守，而保存了大河流域之舊生命。這是門第勢力在歷史大激盪中，作中流低柱，所不可磨滅之功績。
遠在戰國時代，中國學者對人文理想，已顯然劃出兩大分野。儒、墨比較更富上傾性，而道家莊周、老聃之一脈則轉向下傾。他們想像中的歸真返樸，挽回結集城市的知識分子重歸農村，挽回歷史潮流重返淳古。這一意向，在西漢農村學者的潛在意識中，早已埋下深根。西漢學者表面是儒家化，內心底層卻有道家味。此種轉換，越後越顯著，東漢更是一轉折點。東漢士大夫的風義節操，無寧是偏向個人主義，較重於偏向社會大群。
三國士大夫，重朋友更重於君臣。追隨曹操、劉備、孫權，造成三分鼎立的，不是君臣一倫的名分，而是朋友一倫的道誼私情。諸葛亮肯為劉先主鞠躬盡瘁，固可說有漢賊不兩立的政治觀點，但更主要的，是為三顧草廬一段朋友間的肝膽真誠所激動。否則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這是道家態度，不是儒家精神。可見三國時代依然是道家作底，儒家作面，依然沿接兩漢舊軌道前進。
到兩晉，此一恣態更顯白了。從個人主義，開門是朋友，關門則是家族。道家思想，在西漢時是標揭黃老，到魏晉之際則標揭莊老。黃老尚帶政治性，莊老則逕走上個人主義。以個人主義之內在精神，渲染上太學大規模的都市社交，便變成東漢型。渲染上黃巾、董卓之大動亂，便變成三國型。渲染上託庇在小朝廷的暫時苟安、門第鼎盛的環境下，便變成魏、晉清談與東晉南朝型。當時的朋友，實際內心也是個人主義，門第家庭仍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經歷史文化長時期的一番洗禮，更回不到太古淳樸，卻變成在個人恬退上，刻意追求一個圓滿具足，外無所待的藝術性的人生。
儒、墨為社會大人群建立理想，懸為奮鬥目標，明知其不可為而仍為之的一種帶有宗教熱忱的，這是戰國精神。現在則如在波濤洶湧的海上，孤懸起一輪淒清的明月。在荊棘蔓草叢中，澆培出一枝鮮嫩美艷的花朵。把農村情味，帶進繁華都市。把軍國叢脞忍辱負重的艱危政府，來山林恬退化。把華貴堂皇養尊處優的安樂家庭，來自然樸素化。那是當時的大喜劇，亦可說是大悲劇。
北方門第絕無此心情，亦無此可能之環境。藝術人生不可能，逼得他們回頭再轉向於宗教人生。田園人生不可能，逼得他們回頭再轉向於政治人生。莊老避向南方，北地則仍回到孔子。他們吸集社會力量來爭取政治，再憑藉政治力量來爭取社會。他們意想中，不可能有個人，不可能有家庭。除非在大社會中建立起一個合理政府，才能安定他們的個人與家庭。北方門第形成了另一種的淳樸，另一種的天真。南方社會在農村而園林化，北方社會則在磽确不毛的地面上來耕墾播種，在洪荒而田野化。異族統治終於推翻，隋、唐盛運終於再臨，撥亂反治，否極泰來，那是北方士族的功績。
這裡有同一契機，卻使南北雙方的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走向新宗教，即對印度佛教之皈依。個人主義者，則希冀一種超世宗教來逃避現實，寄託心神。集團主義者，則希冀一種超世宗教來刺激新生，恢復力量。南方以空寂精神接近佛教，北方以悲苦精神接近佛教。而其間仍有一共同趨向。佛教進入中國，依然是上傾勢力勝過下傾。最要是佛教開展，急速的知識化與理論化。換言之，則是宗教而哲學化。小乘佛教在中國並不得勢，而大乘宗派則風起雲湧，群葩爛漫。佛教來中國，並不是直接向中國下層民眾散播，中間卻先經一轉手，經過中國知識分子之一番沙濾作用。如是則佛教東來，自始即在中國傳統文化之理性的淘煉中，移步換形，而使其走上中國化。這一點，卻是那時南北雙方知識分子對中國歷史文化貢獻了一番最偉大的功績。這一點，值得我們特別提起，並該進一步加以更深一層的說明。
